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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平壤:中朝边境走私已成公开秘密(组图)

www.sinoca.com 2010-07-09 南都周刊

封面报道：中朝边境黑与白
　　

丹东居民栾溱洋。他父亲去年在出海和朝鲜做“边贸”时遇难。摄影_杨猛
　　

2004年4月，朝鲜工人在边境等待中国援助物资的到来。
　　

朝鲜边防军人在检查从中国丹东开往新义州货船上人员的身份证件。

　　中朝边境故事边境线黑与白

　　1334公里的边境线，一边是地球上最神秘的国度――朝鲜，一边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中国。

　　这里，既是世界眺望朝鲜神秘面纱的窗口，也是朝鲜获取外界物资的大门。

　　因为受制于国内特殊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对朝的民间合法贸易被塑造出独特的形态，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

　　由鸭绿江两岸地下商人组成的走私者，也密密麻麻寄生于漫长的边境线上，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势力江湖与游戏规则，呈现出特别的生存状态。

　　这是一幅长久存在而又隐蔽的边境社会图景。

　　2010年6月初，鸭绿江对岸几声枪响，3名“涉嫌越境从事边贸活动”的中国公民殒命。随后中国政府对朝方进行“严正交涉”，中朝边境线上的贸易与走私状态，也随之引起公众关注。6月25日，适逢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纪念日，60年世界人事全非，而朝鲜物景依旧。

　　我们辗转中朝边境线，讲述鸭绿江两岸民间合法贸易的困境与地下走私者的艰险生存，并深入朝鲜，记录这个神秘国家的社会生活细节。

　　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我们尝试建立起一个观察边境商业生态与国家社会形态之间关系的模型。这是一个望远镜，让我们看到，自由贸易与开放社会正是通向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

　　边境线黑与白

　　南都周刊主笔_杨猛丹东报道

　　张彬的船在鸭绿江的上游。那是数艘身躯庞大的挖沙船。市场上，一立方米沙子卖30元。他的挖沙船队，每天可以从临近朝鲜的岛屿挖沙2000立方米。

　　于泽铭(化名)的船在鸭绿江的下游。那是一艘750马力的玻璃钢摩托艇。最近，他几乎天天都会驾船越境到朝鲜一侧，用粮食和日用品，换回海鲜和铜。这条艇每年至少能挣来60万元。

　　欢迎来到丹东。一边是世界最大的中国市场，一边是尚未开放最神秘莫测的朝鲜。210公里的边境线，或许是世界上最吸引冒险者的“乐土”。

　　张彬和于泽铭，代表了中朝边境数万冒险者的两个侧面。前者是合法商人中的一员。而后者的走私生意，则处于浪头舔血的黑色地带。

　　黑白有别

　　商人张彬的生活很忙碌。47岁的张彬，是丹东以对朝贸易著称的伟民公司的副总。他做过餐饮、房地产、保险，具有生意人的精明，口头语是“不差事”。丹东方言里，“不差事”蕴含着会经营、有门路的意思。

　　他的办公室在丹东地段最好的滨江路，一座黄色小楼的三层，鸭绿江一览无遗。宽大的落地玻璃前，一架80倍望远镜正对朝鲜新义州。透过望远镜，对面衣着暗淡的百姓、土黄色军服的人民军战士、蓝色工服的船员、鲜艳的朝文标语，在镜头里缓缓划过，活似一幕老电影。

　　上午，张彬习惯在办公室处理一下业务，用功夫茶招待朋友。中午在饭桌上谈几笔生意。下午，他经常驾车到鸭绿江边，视察自己的挖沙船队。

　　6月11日，张彬驾车带记者沿江而上。经过中朝友谊大桥的时候，他指给记者看泊在江中的几只挖沙船。船头红旗上，中朝两种文字写着“伟民”。他说：“从大桥往上游40公里的范围内，临近朝鲜一侧岛屿的沙石，只能由我们公司采挖。”

　　奥迪A6沿着江边疾驶，鸭绿江在身边流淌。两岸相距不过千米。对岸朝鲜新义州静谧空旷，和丹东这边的灯红酒绿形成鲜明对比。树丛深处，偶有红色朝文标语闪过，上头写着“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和张彬相比，48岁的于泽铭生活单调且危险。

　　于泽铭家住鸭绿江下游江海(黄海)汇合口，丹东开发区浪头镇北安民村。四间大瓦房干净敞亮。看得出日子过得不错。6月13日晚，他接到老板电话：明天出海和高丽做趟生意。当地人一直习惯称呼对岸的朝鲜人为“高丽”。于泽铭早早睡下。14日一早，赶到东港附近的码头时，还不到清早6点。750马力摩托艇上，米、面、油，整整一吨货已经装载完毕。

　　于泽铭只是这条快艇的艇长，负责驾驶。他的收入取决于每单生意的盈利，还有老板给的奖金。实际上，艇老板也不是真正的老板，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是个南方人。

　　艇长于泽铭在江上玩了几十年。他懂得看清潮水的方向，判断起锚时间。一小时之后，这条最快时速达到80公里的快艇，将进入朝鲜一侧海域。朝鲜的“客户”在那里等着他们。

　　因为遭受国际制裁、国内经济困难，朝鲜日用品与粮食匮乏。按照上一次朝鲜“客户”列出的清单，老板准备了满满一条艇的货，用这些朝方急需的物资，换回1到2吨丹东市场抢手的时令海鲜：蟹子、海螺、黄蚬子。次日凌晨，这些海货就会出现在丹东渔市上。

　　这是一次危险的出海。丹东允许开展小额边境水上贸易，但是划定了严格的区域和管理办法。私人被禁止拥有大马力摩托艇。像于泽铭这样的越境贸易、捕捞，船只没有完备的手续证件，被定性为“走私”。而渔民于泽铭，习惯称之为“边贸”。

　　这样的越境“边贸”要在海上呆足一天，在下一个潮水到来的时候，回到中国海域，为了躲避中国边防巡逻，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回到浪头镇一侧。于泽铭乐观地估计，“这一趟，能赚个六七万。”

　　“使唤船的”生意经

　　在中朝边境，于泽铭式的“边贸”，是公开的秘密。

　　“使唤船的”，是当地对做“边贸”者的别称，具体人数无法统计。于泽铭“使唤船”超过20年，这是他的生计。于泽铭所在的北安民村1600多人，很多是早年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民风彪悍。于泽铭说，某些村子，超过60%的成年男性村民“使唤过船”。

　　于泽铭记忆中，和“高丽”的生意，要追溯到20年前。于说，“最早中朝边境都让捕捞。1976年以后，朝鲜那边不让干了。只好偷着去。”

　　中国海域捕捞过度，渔民们必须越境到朝鲜海域，才能找到量大质优的海货。丹东市场上，螃蟹100元一斤，在朝鲜收购也就是一二十元一斤，从朝鲜过来价格差不多翻了10倍。

　　上世纪90年代后，中朝边境走私案突然激增。根据公开报道，丹东海关曾经多次破获走私中国汽车、汽油大案，甚至发生过个别官员武装押运掩护走私汽车的大案。

　　相比这些动辄成千万上百万的走私，于泽铭认为，他和其他边民从事的“边贸”，“不值得一提。”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关于朝鲜饥荒的消息就不断传来，后期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反复无常，又遭受了国际制裁，朝鲜国内粮食和日用品严重匮乏。

　　鸭绿江上于是兴起了这样一种易货生意：从朝鲜走私铜、古董，或者用海螺、花盖蟹、蚬子等海货，换来中国这边的米、面、粮、油、烟酒等日用品。

　　于泽铭10年前开始和朝鲜走私者换铜，“有一个时期中国对铜需求极大。朝鲜的铜不断通过边境走私进来。”

　　因为经常和朝鲜人换铜，村民多半懂几句朝鲜语。“黄铜，叫‘巴拉盖’，最早收购价是9元一公斤，后来涨到了16元。紫铜叫‘脑赖’，肘子铜叫‘盖大力’，就像猪肘子，含金量大，但是朝鲜工艺不行，不能提炼，最贵曾卖到53元一公斤。最低级的叫‘巴巴铜’，最贵的时候，‘巴巴铜’还要30元一公斤。” 于泽铭说。

　　此外，他们还掌握了“阿得儿(男孩)”、“蛋儿(女孩)”、“老几奶(老太太)”、“旦白(香烟)”等常用语。

　　于泽铭发现，“高丽”熟知中国市场变化，走私者往往根据中国行情不断调价。即便这样，“收购到中国，还可以赚一半差价。”

　　于说，换铜交易直到今天仍很频繁。鸭绿江沿岸，泊着许多小木船。晚上，对岸朝鲜走私者在江边晃晃手电，这边就知道有货要出手，于是开船过去，换铜船不跑远海，只跑江面。不超过千米的江面，开过去大概不到5分钟。

　　于泽铭说：“小闹是几百公斤，岸上晃手电。大闹是一两吨，三四吨，就打个电话。”“使唤船的”为朝鲜“客户”提供中国手机，定时替对方充值，中朝边境可以利用中国网络通话。对方有了货，在江边打个电话，约好地点，这边就可以开船到对面交易。现在许多“使唤船的”都在对岸划了地盘，别人的船不能靠岸收货，去了就动手打人。

　　中方一直严查走私和违法交易。朝方也驱逐和抓人。对岸采取的方式是没收船与货物。

　　有种说法是，90年代，沿江的人家只要有条小船，20马力甚至更小，运过去一船面包，就可以换到一船钢铁。虎山往上游宽甸，地理更便利。当地有个地名叫“一步跨”，顾名思义，跨一步就过来了。

　　2003年前后，“使唤船的”开始更新装备。原来的木船普遍换成了一部机器的玻璃钢艇。于泽铭说，朝鲜边防看到这边换成一部机器的艇了，也换成了“一部机器”。渔民一看跑不过了，又换成“二部机器”。现在，这边已经换成了“三部机器”750马力的摩托艇。“从东港到安民再到浪头，大概有50条这样的快艇。”于泽铭讲，“其实不允许养艇，国家规定不让养单机超过150马力的摩托艇。大家都知道，养艇是用来走私的。”

　　做“边贸”的艇上，都要请一个朝鲜翻译，一般由本地朝鲜族人担任。翻译和对岸尤其是朝鲜边防的关系好坏，关系到每一单生意的顺利与否，需要用礼物和钱打点通关，当地人叫“傍艇”。

　　于泽铭说：“高丽艇一个月3个班，交替巡逻，每10天换一次岗。这次是艇队长班，他给你下个单子，要多少东西、多少钱。基本至少一万四五千的货，其他还要汽油、烟酒和轮胎。他们一般一条艇有7个人。艇队长、大保、小保、开艇的，其他三个当兵的。因此一个月要打点3次，正常一个月花个四五万。但是这也有利可图，都能挣回来。”

　　于说，在90年代末，一条36马力的船傍一次艇1500元，50马力傍一次艇2000元，现在这个费用提高了将近10倍。

　　6月15日，于泽铭说，“昨天早上6点半从家里出来，7点见着高丽艇。用对讲机和他们联系上。在红山(音，岛名)傍了3条艇。有个军港看门艇，和俺们翻译关系挺好，花了1万元钱给他们买东西，通过他们又认识了另一个军港艇，军港艇要的东西多。通过指导员找了艇队长，互相之间认识了，这个班这10天就没有要俺东西。平时送礼，好烟比如中华玉溪，给当官的。酒是真露。高丽喜欢喝低度酒。平时送些大米白面都很正常。”
　

鸭绿江中朝友谊大桥边，中国和朝鲜的客轮擦肩而过。
　　

疑似走私粮食的丹东装货码头。摄影_杨猛
　　

在丹东的朝鲜餐馆里，女服务员和客人一起跳舞。
　　

丹东，工人在车辆上装载货物，这些货物将运往朝鲜。

　　正常贸易的风险

　　于泽铭在茫茫大海上寻找着朝鲜客户的踪迹时，张彬正为突如其来的麻烦发愁：采沙船停工了。

　　鸭绿江上至少聚集了6家挖沙企业。鸭绿江的沙子干净，质量好，是很好的施工材料。鸭绿江是两国界河，江中岛屿基本归朝方。中方一侧挖沙竞争激烈。但到朝鲜岛屿挖沙涉及领土问题。

　　因此，伟民公司和朝鲜的关系引起了坊间的种种猜测：他们如何得到所谓的“朝方授权”，可以到临近朝方一侧岛屿挖沙？

　　谜底很简单，“伟民公司董事长周伟，是当年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的女儿。周保中在朝鲜影响较大。”伟民公司总经理蔡建民介绍，周伟小时候曾经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一起学习与生活。用北京话说，是“发小”。

　　周伟退休后开办了这个主要开展对朝贸易和投资的伟民公司。总经理蔡建民也是行伍出身。他说，伟民公司在朝鲜投资了几座钼矿山，金正日曾经视察过。在丹东主要是和朝方合作挖沙生意。因为和朝鲜高层的特别关系，金正日特别准许伟民公司到朝方一侧采沙。

　　双方的合作方式是，中方出船出人，每采一立方米沙子，对口单位朝鲜的新元商社，收取中方一美元资源费，另外，每月需支付汽油若干桶。张彬说，朝鲜似乎各种用品都很紧缺。

　　中国需要大量的矿产能源，而朝鲜拥有煤、铜等丰富矿藏。“中方有资金技术，朝方有资源，几乎是目前中方企业和朝鲜合作的主要范式之一。”蔡建民说。

　　上月，这个在张彬看来千载难逢的挖沙生意“被迫停了”。原因是在丹东最美丽的鸭绿江边，运沙车、挖沙船被认为污染严重、尘土满地，大煞鸭绿江风景。遂被要求停工。张彬痛惜不已：每停工一天，意味着至少亏损6万元。

　　合作的朝方商社也郁闷。沙子卖不出去，就拿不到每天大约2000美金的资源费。于是多次指责张彬办事不力。张彬内外交困。

　　在另一个丹东商人王全胜看来，因为受国际关系和半岛局势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和朝鲜打交道的过程中，充满了种种不确定因素。

　　王全胜和朝鲜做生意20多年，也有败走麦城的经历。不同的是，“问题出在对方。”朝鲜没有民营企业，有大约17个国家级的商社和一些地方商社。1996年，王和朝鲜某商社合作，打算在平壤投资冷饮加工。“我经过考察，发现当时平壤没有冷饮机，他们做冷饮都是用水瓢兑好水和糖，然后放到冰柜冻好了，一格格取出来卖。”对方选址，中方投设备，先后投了60万元，包括一部小货车。

　　但是，“我们把机器设备运过去了，他们技术也学会了，眼看可以投产了，就开始让我们走。一开始我去的时候，顿顿四菜一汤高规格接待，但是到后来见面装不认识。气得我拽住对方的衣领子要打，那也不认。60万元投资就这样打了水漂。”

　　王全胜的一个朋友，投了500多万元、25台车到南埔，准备和朝方矿山合作，运输煤炭到山东和上海。但是只拉了2车，“就再也找不到合作方了，投资也没要回来。”

　　王全胜说：“他们什么都敢答应你，但是国家批不批则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要等很长时间。很多中国企业一头扎进去，血本无归。”

　　国际制裁朝鲜之后，国有企业不能向朝鲜投资，中方和朝鲜合作的几乎全是民营企业。但是对朝民间贸易出现纠纷，国际仲裁保护不力，债权债务到头来还要自己负责。另外，市场经济中遵循的游戏规则，在朝鲜也需要时间去适应。

　　辽宁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所所长吕超，2009年对中朝边境贸易做过调查，发现朝鲜一些贸易会社缺乏商业信用。他说：“目前中朝双方互利合作规模不大，中方企业效益普遍不佳。”

　　现在王全胜只敢做服装加工。接到欧美或者日本韩国的订单，发到朝鲜加工。只有加工过来才结算美金，以此规避风险。

　　王全胜的办公室里，摆放着朝鲜国旗、上下集的《金正日传》，墙上是朝鲜挂历。说起这个打了多年交道的邻居，他心情复杂。

　　“从我的角度观察，和朝鲜做贸易，受国际局势影响太大。比如化工原料、能制造武器的材料，都不让过境。粮食要凭许可证。大的合作趋势，还是利用朝鲜的资源，比如矿业、水产品、药材。但是，朝鲜资源性的东西也是有限的，他们也开始控制，主要是金矿，高品位的很多不让过来，以前木材过来很多，现在几乎没有了。水产品也在限制。”

　　浪头舔血

　　生意人遭遇的是金钱的风险。而“使唤船的”挣的钱，有时是拿命换来的。

　　6月3日深夜，鸭绿江上几声枪声。三名涉嫌越境贸易的丹东居民三死一伤。外交部向朝鲜提出“严正交涉”。很快，朝方做出回应，表示这是一起偶发事件，将严惩肇事者。

　　“为什么死人？买卖发生争吵很正常。短斤少两都是常有的事，我们和高丽都互相被骗过。为此交易中发生争执，甚至打斗。当兵的有枪，就开枪了。”于泽铭说，“我们出海的时候，被高丽用枪顶着头的时候多了。”

　　当地人介绍，这次出事的船只，船主姓孙，住浪头镇，家里兄弟八个，因排行第二，大家称之为孙老二。孙老二养了3条玻璃钢快艇，和朝鲜走私者换铜已有20年历史。

　　这次，孙老二的船有4个人，其中包括一个翻译。当晚和朝鲜走私者约定到对岸收铜。艇是从浪头港附近开过去的。后来记者寻访到这里，发现港口附近有个沙场，岸边还泊着几条大船，一条边防巡逻道通往沿江公路。当地人称，“边贸”拉回的货，都是经这条土路上岸的。

　　知情人介绍，当晚，孙老二的快艇行至对岸朝鲜黄金坪附近小岛，浪头渔民称之为“五道岔子”。双方不是第一次交易。交易的物品有铜，也可能包括几件朝鲜李朝的古董。中间发生激烈争执，几名中国人随后上船企图逃走。朝鲜军人向几名中国人乘坐的船只开枪射击，导致3死1伤的结果。“对面能走私的，必须得通过边防军人。有时候军人也直接参与。”于泽铭说。当地也有说法称，是走私船遇上了边防军。

　　据当地人说，事后孙老二已经向死者每人支付了26万元。“去年老孙家出了两次事。一次是这边人喝多了，和高丽做生意的时候吵起来了，拿东西打人，让高丽扫了一梭子，死了3个人。另一场是换铜的时候船被海里的冰撞漏了，三个人游泳到对岸被冻死了。去年他们一共死了6个。加上今年3个，一共9个。” 于泽铭说。

　　6月15日，于泽铭说：“昨天也差点开枪。我看到高丽艇在红山岛抓了好几条中国艇。东港刘军(音)的艇被抓住了，最后听说给了6万元钱的货，才把艇赎回来。”如果没有“傍艇”，中方船只不能随便停靠在朝方岛屿，那些岛上看起来没人，一旦靠岸，就有当兵的下来，都在射程之内。

　　在浪头镇北安民村，记者寻访到一名当地渔民栾久武。51岁的栾久武左胳膊上有一个枪眼。栾说，2003年6月，他随船到朝鲜海域易货，“我们开到了高丽的心脏海域，在嘎岛(音)那边，里面货多，偷偷进去，被发现了，对方就想抢艇。我们跑了没被抓住，他们追不上，我们的艇快。当时我们6个人。对方扫了一梭子，是54步枪，艇就开走了。我们的朝鲜翻译还被扣在对方船上，跳水了，被对方救上来，后来放回来了。”

　　栾久武的胳膊被打断，留下了一个窟窿。他自认倒霉。“到人家的地方去，就属于越境。也没有‘傍艇’，开枪很正常。”后来他一直告到省里，船主才赔了他1.8万元。

　　栾久武说，他弟弟栾久先也跑“边贸”，2003年和对岸在海上交易，等到两只船刚固定绑在一起，斜刺里又冲出一只朝鲜船，什么标志也没有，上来就打，用4棱的木棍打得栾久先头破血流，嘴被打成了3瓣，胳膊、腿全部骨折。然后把货物抢劫一空，船上值钱的机器零件全部拆走，然后用衣服蒙住头塞进船舱，想杀人灭口。结果栾久先在海上漂流了3天3夜，侥幸被其他渔船搭救。

　　栾久武说，“什么情况最危险？一般情况下，我正常搞‘边贸’搞了一年，什么摩擦没有，最后几下买卖，对方使坏心眼子，他们不想干了，就让你下次带多少多少东西，最后抢你一下。这种情况最容易出事。”

　　46岁的栾久先“使唤船”20年，从5次大事故中逃生，最终仍没能逃脱死神的召唤。

　　2009年8月22日晚，栾久先帮本村一万姓艇主出海，到朝鲜做“边贸”。快艇刚出安民港，在鸭绿江与从朝鲜一侧回来的另一艘快艇相撞。4人遇难。事后艇主只承认是船只“空载漂走搁浅”，否认出海走私导致事故。

　　栾久先的儿子、23岁的栾溱洋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惨状：“艇长眉毛之上都被螺旋桨削没了，朝鲜翻译肚子上豁开了一道口，我父亲坐在船尾直接飞入水中，溺水而亡。” 因为和船老板的赔偿谈不拢，栾久先的尸体，至今还存放在殡仪馆里。

　　进退之间

　　白天的丹东很美丽。滨江路上，朝文餐馆、韩国KTV歌厅随处可见。几个胸别金日成像章的朝鲜人匆匆经过。午间，朝鲜人开设的高丽饭店里，平壤来的女服务员正在观看世界杯巴西和科特迪瓦的比赛录像。她们兴奋地说：“卡卡，卡卡”。

　　饭店一旁就是曾经炮火纷飞的中朝友谊大桥。如今这是中国对朝最大贸易口岸，占到中国对朝鲜贸易的70%以上。

　　今年10月，王全胜和朝鲜人的服装加工生意将会开工。“为什么到朝鲜做？因为中国的价格下不来，到朝鲜才有利润。”同样一件衣服，中国人工费10元，朝鲜只需不到6元，扣去加工费1元，还和中国差3元钱。”王全胜去过无数次朝鲜，朝鲜人收入不高，但是给他留下了纪律性强、吃苦耐劳的印象。

　　而张彬，仍在为停工的挖沙船不停游说。鸭绿江新桥10月开工的消息，包括黄金坪等岛屿的开发，成为丹东商人时常谈论的话题。商人们坚信，朝鲜也许是最值得赌上一把的市场。

　　鸭绿江枪声之后，风声紧了一阵。也仅仅停了几天，于泽铭的“边贸”又上路了。一条艇旺季可赚40多万、淡季也有10多万的利润，不能耽误。“去年，高老二的一条艇挣了128万，在东港数一数二。少的也有六七十万。”作为艇长的于泽铭，半年挣了7万。

　　他想过洗手不干。北安民村位于开发区，开发商看中了这里的土地。不久现代化的高楼将覆盖农田。为占地的事，村民正在和政府交涉。栾溱洋说，他对补偿标准不满意，“一亩地才赔3万多，村里还要扣几千。将来没了地，我们依靠什么？难道还是做‘边贸’？”

　　安民道是条土路，拐了一个弯，通向安民码头。左边是鸭绿江的最下游，右边是宽阔的黄海。一辆卡车上，装载了满满一车粮食。一艘奔向朝鲜的快艇又将出海。(文中涉及的货币数目，如无特别注明，均以人民币为单位)

　　中朝贸易数字

　　1982年

　　因“文革”而搁浅12年的中朝边贸会谈重启。第一单生意是中国用150吨食用油换取210吨明太鱼。此后的大部分生意都是中方用油交换朝方的海产品。

　　1996年

　　朝鲜发生大饥荒，咸镜北道和两江道有民众悄悄收集铜、铝以及镍等废旧金属，跟中方交换食品，一般是1公斤废金属换取1公斤中国大米。最为兴盛的时候，会有100多艘贸易船在进行这种“米金”交易。

　　2004年

　　朝鲜吸引外资总额5900万美元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达到5000万美元，占85%。2004年进入朝鲜的外国企业约300家，其中40%是中国企业。

　　2005年

　　中国与朝鲜的双边贸易在2005年增长14%。朝鲜从中国进口了10亿多美元的商品，包括石油和玉米，向中国出口了5亿美元的商品，主要是煤炭和铁矿石。

　　2009年

　　据中国海关2009年的统计显示，中朝全年的贸易额为27亿美元。在丹东活跃着3000多名朝鲜贸易人员和劳动者，同时还有近4万名中国公民在丹东从事与边贸有关的工作。
　　

中朝边境的新义州市，朝鲜士兵与中国游客相互好奇地打量着对方。

　　中朝边境走私公开的秘密

　　南都周刊主笔 _ 杨猛实习生_姚欢北京报道

　　加藤嘉一日本人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出于对朝鲜的兴趣，加藤曾到过中朝边境数十次。其中丹东就去了十多次。他和当地的官员、商人、甚至走私者，都有交往。

　　走私者必须行贿

　　南都周刊：听说你去过数十次中朝边境，为什么这么感兴趣？

　　加藤：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看过很多书，也写了很多报道。中朝两国边境非常典型。我在中朝边境一共待了2个多月，看到走私者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在中朝边境那才是真正的国际关系。那些最微观、最现场的东西，往往最能反映大的政治关系、环境的影响。

　　我去丹东一共10多次，大概去了4次延边。和中国朝鲜族、中韩商人都有接触。渠道都是通过朋友，没有朋友介绍，他们也不方面说。那个时候我当然是装成中国人，我的中文比他们好，反倒是朝鲜族的普通话说得不如我。

　　南都周刊：韩国《东亚日报》驻北京记者告诉我，在中朝边境中方一侧，曾经生活着大约5万朝鲜人。但是网上数据好像更多。

　　加藤：对。很多当地朋友告诉我，2003年、2004年左右，在街上还能看到朝鲜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很瘦，明显缺乏营养。我第一次去中朝边境是2008年底，大概在靠近图们市的地方。我也经常和这些过来的朝鲜人沟通，有时候打电话了解情况。因为当时朝鲜遭遇了灾害，和延边这么近，语言又相通，过来投亲靠友的很多。但是我后来再去的时候，都没有看到，最近几年已经很少发现了。

　　南都周刊：边境这些年有哪些变化？

　　加藤：中朝边境受国际局势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中国现在还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考虑国际影响，国际局势紧张，比如朝鲜核试验的时候，边境的火车来往得少，包括中国对朝鲜的援助。

　　南都周刊：6月初，鸭绿江丹东边境发生枪击事件，三死一伤。你对这次枪击事件的影响怎么判断？

　　加藤：直接的材料我不掌握，但是我作为一个去过很多次延边、走过很多次边境海关的观察者，可以做一个简评。我认为，这次的事件，有其背景和原因。那就是边境的走私。因为我当时在中朝边境调查走私时，我比较深刻地了解到，朝鲜军人、走私商人和中国这边的商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很关键。在边境做这种事，他们必须得到某些朝方边境军人的支持，走私者必须给他们行贿，否则朝鲜那边是过不来的。如果不给任何的交代(贿赂)，是会开枪的。

　　南都周刊：当地边境走私是一个什么状况？

　　加藤：走私非常普遍，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中朝边境，电话都是能打通的。走私者都有他们的渠道。电话是中方给的，费用和给国内打一样。打个电话，定个时间，但是一般要给军人一个交代，一般由朝方的商人给他们一个交代，就是给钱、烟行贿。所以，我觉得这次开枪，可能朝鲜那边的商人没有提前给他们打招呼。

　　南都周刊：行贿很普遍吗？

　　加藤：我曾经和走私的商人包括朝鲜的商人沟通，了解到这笔钱是不小的负担，有人告诉我大概是收入的20%-30%，有的是现金，过年的时候有的是烟，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给，那肯定是过不去的。

　　把钱扔过去，才送货过来

　　南都周刊：据你调查，边境哪些东西走私较多？

　　加藤：DVD、光盘、电视等家电类比较多。一般是中国国内的货源，食品、日常用品比较多，还有汽车，包括日本产的。比如一台二手DVD，一两百块卖给朝鲜。朝鲜到这边一般是松茸，因为可以逃税，否则出口关税太高。我听说有一段时间，朝鲜松茸不让出口。对这些资源控制越来越严格。

　　南都周刊：一般走私如何进行？

　　加藤：双方主要以美元结算。我一个搞松茸走私的当地朋友告诉我，一般在很安静的凌晨或是半夜走私。夜里12点到凌晨5点期间发生最多。

　　南都周刊：使用什么方式？

　　加藤：怎么方便怎么来。我曾经专门在半夜去一个边境地段看双方的交易。中国这边的人有的把钱绑在石头上面，再投过去，然后让他们送货。这条河大概是十米，对岸就是朝鲜，白天完全能看到朝鲜的女孩在河边玩、洗衣服。我要是过去太容易了。

　　南都周刊：交易过程都这么简单吗？

　　加藤：双方也不是百分百信任。朝鲜的人总是要求先把钱扔过去，然后再送货。那次是中方的走私者抱怨朝鲜经常骗他们。一般情况，他们提前打电话，在中朝边境，约好时间地方，这是必须做好很多沟通的。

　　南都周刊：走私者有没有中介在帮忙？

　　加藤：大家熟了，不用靠中介，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些关键人物，掌握很多信息。

　　南都周刊：丹东是中朝边境南端，而延边在中朝边境北边。两处边境有什么不同吗？

　　加藤：中朝80%-90%的贸易都在丹东。我经常和一个多次与朝鲜贸易往来并受到朝方重视的人物交谈，他开玩笑说，丹东就是靠朝鲜活的，他们是我们的命，如果没有朝鲜，丹东活不了。与朝鲜贸易对中国来说没什么，但对丹东来说绝对重要。在丹东的边境，中国在鸭绿江边盖高楼，明显感觉到中国的发达，朝鲜对比就非常落后。

　　北端边境延边一带，因为地势复杂，所以非法往来更方便一些。我到延吉的第一感受是，原来离朝鲜这么近。我第一次去丹东，已经很感到自己能看到朝鲜了，但我到了延边之后，才知道中朝是如此接近。

　　正常贸易越少，走私就越多

　　南都周刊：走私的存在，是因为有什么东西阻碍了正常的边境贸易吗？

　　加藤：中朝贸易的制度、关税很受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对一个商人来说很不方便。既然双方都有各自的需求，为什么还得那么麻烦？边境的人，语言上也有优势，有认同感。他们也会有对成本的估算，如果正常地做，要扣多少钱，如果非法地做，要行贿多少钱。一个资深走私者告诉我，他基本每一次都会先到朝鲜检查松茸的品质，如果和朝方军人很熟，送点钱意思意思就让你过去。他经常被骗，怕朝鲜走私者把不好的弄来。走私没有任何合同，只能靠相互信任、认同。他们不愿意依靠正常的渠道，因为那样成本太高、效率太慢。

　　南都周刊：走私的利润高到什么程度？

　　加藤：我曾经接触到一个朝鲜的女性，她现在大概48岁，她是医生。在朝鲜地位已经很高了，她作为公务员一个月收入2000多朝币，我记得当时相当于只能买三公斤的大米。她也在走私，从中国买DVD，卖给朝鲜，一个月收入大概有四五万朝币，比正常收入多20倍。她雇几个大学生做。走私还是很挣钱的，可以改善生活，所以冒险干。

　　南都周刊：生活在边境的朝鲜人，中国朝鲜族，还有中国商人，你感觉他们对发生在边境的这些事情持什么态度？

　　加藤：在任何一个边境都会存在走私。朝鲜半岛局势紧张，通过中朝边境的正常贸易越少，非法贸易相应就非常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成本最低的方式。

　　边境的那些人，对于像朝鲜领导人访华这种国际事务很敏感。而且中朝边境的那些朝鲜族，都是看韩国电视，听韩国广播，很多延边人到韩国打工，把韩国的书籍带回来，接受了韩国人的很多思维，他们的信息来源非常丰富，了解的比内地人多。

　　相反，我觉得内地的老百姓对于中朝关系发展到今天是什么情况，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无所知，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对边境发生了什么，内地中国人的信息收集能力非常缺乏。而那些边境的人对这些信息的敏感度都非常强，对他们来说，边境就是动脉。

从非常高的羊角岛饭店的房间看平壤市容，大雾覆盖着城市最上面的楼层，一切都显得平静，对游客而言，封闭了几十年的朝鲜仍是世界最神秘的国家。
　　

一名朝鲜女军人行走在乡间小路。
　　

新义州火车站，工人正在写标语。摄影_杨猛
　　

新义州至平壤铁路沿线一个火车站，乘客扛着大包小包下车出站。

　　开往平壤的火车

　　南都周刊主笔 _ 杨猛平壤新义州开城报道

　　隐瞒身份进入朝鲜

　　朝鲜未开放个人游，进入朝鲜的唯一渠道是组团旅行。问东问西的我，引起了丹东国旅的王小姐的怀疑，她严肃地看着我说，“记者是不允许进入朝鲜的。”我说：“要是记者去了怎么办？”王说：“那就把他关起来。”“关到哪里？”“关到住的宾馆，专人看着，不让你出去，直到其他人结束旅行，再送回中国。”

　　王的话让我有点担心。朝鲜真有这么可怕吗？于是我隐瞒了身份，在申请表上填上“自由职业”。

　　我猜朝鲜人可能不清楚“自由职业”是什么职业。就像我小时，市场经济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否认失业现象的存在，“自由职业者”被称为“待业青年”，往往跟不务正业和“二流子”联系起来。

　　我干脆又在另一份更正式的出境表格上，改成了“贸易公司职员”。一路上，我守口如瓶。

　　混迹在21名游客中，6月23日早上9点，丹东到朝鲜新义州的火车开动了。据说，每年大概有3万人进入朝鲜旅行，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朝鲜边境也许是世界上最难跨越的。我们的团里居然还有三个西方人：54岁的爱尔兰人Tim，32岁的奥地利人Thomas，23岁的澳大利亚人Dominic。你别指望在朝鲜遇上一个美国人或者日本人。

　　火车穿过中朝友谊大桥，半个小时就进入了对岸的新义州。新义州陈旧空旷，和对面高楼林立的丹东反差很大。曾经，朝鲜打算把新义州建成特区，甚至宣布在新义州实行“三权分立”。荷兰籍中国人杨斌被任命为首任特首，随着杨斌被捕入狱，这个看起来有点疯狂的计划就告吹了。

　　新义州火车站的整体设施显得老旧，只有领袖的语录墙没有瑕疵。我们要在车站等3小时，然后换乘朝鲜的火车去平壤。其间哪里也不能去。陆续进来6名身着灰色和土黄色制服的朝鲜边防士官，检查护照，用探测器检查包裹。他们神情严肃，让人望而生畏。

　　我们见到了来自朝鲜的导游。其中一个姓金，64岁，功勋导游。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但是他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朝鲜的导游很多可以熟练应用汉语和英语。

　　网上说在朝鲜只有领导才穿皮鞋。实际上穿皮鞋的不在少数。有的女性戴着项链和戒指，打扮入时。士兵则穿一种鞋面是黄色帆布、鞋帮是黑色橡胶的胶鞋。更多的人穿一种蓝色白帮的平底布鞋，男女样式一致。

　　之前导游已经警告：手机、笔记本电脑、收音机，一切带有输出输入功能的电子产品，一概不允许带入朝鲜。Dominic和湖南娄底来的朱先生身上的手机，被查了出来。

　　长相狡黠的朱先生多次来过朝鲜，持有一部朝鲜手机，卡也是朝鲜的。他解释说，手机是去年在朝鲜买的，这次带过来准备联系朋友。但是没用。海关暂时没收了手机，保管在新义州。后来回国时都还给了他们。不过这个插曲让大家感到一丝紧张，不知道接下来的行程会发生什么。

　　火车，慢开

　　在新义州等待了难熬的3小时。我们被要求待在候车厅，和朝鲜旅客隔开。我和Thomas溜出候车室来到月台，发现围墙外面就是热闹的火车站广场。人很多。戴红领巾、穿白衣蓝裤的少年骑着自行车快速穿过，妇女和老人在走动，一个男人运送“鸭绿江啤酒”到一间小屋。很多朝鲜旅客都提着从中国采购的商品等火车到来。广场随处可见戴着直筒战斗帽的挎枪军人。天气很热，但是他们穿着看起来很厚的两件套的军装。

　　广场左侧一个像是售货亭的地方，发生了一场争斗。一个青年男子，不断用手推搡一个瘦小的老太太，有个劝架的中年女人参与进来，显然男子嫌她多管闲事，狠狠地朝女人屁股踹了一脚，于是女人拍拍裤子上的尘土溜掉了。

　　我被这场午间的争吵吸引。广场上的人们也发现了我们。特别是Thomas西方人的面孔，引来了朝鲜人的指点。车站一名女工作人员闻讯跑出来，把我们赶回了候车室。

　　下午1点，火车启动。我们被安置在最后一节车厢，通往其他车厢的门是锁住的，无法接触到朝鲜旅客。但是在这节车厢前面坐了几个朝鲜游客，看起来他们衣着挺括，像是一些干部。

　　新义州到平壤220公里，在中国，坐动车用不了2小时。而朝鲜，要走6小时。直到下午7点才到平壤。所谓4日游，有两天花在往返路上，实质上只是2日游。

　　除了铁路设备的老化，朝鲜电力紧张，电力火车晚点很正常。丹东有个导游外号“吴晚点”，每次带团火车都会晚点。朝鲜的金导说，“用电的地方太多了。”虽然拥有大同江水电站，但冬天结冰无法发电的时候，平壤家庭取暖仍是个问题。

　　沿途，看见大量的军人。车站、乡村、田间，都有大批身背武器的军人。在一些路口，经常见到扛枪士兵检查路人身份。朝鲜实行先军政治，2000万人口，军人有100多万。

　　回来时，我在新义州火车站买了一本朝鲜研究者金明哲的书《金正日和朝鲜统一之日》，书中对先军政治的来由进行了全面阐述。朝鲜一直处在备战状态，这次我有了深刻的体会。

　　从火车上看，朝鲜的风光十分美丽。后来去的妙香山、板门店，同样很美。视野所及，没有很高的山丘。所到之处，几乎每块田地都种植了水稻和高粱，连田垄都载满了秧苗。朝鲜对粮食的渴求可见一斑。

　　这里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因为是手工，秧苗明显不太规整。在朝鲜的三天，我只在开城见过一台插秧机。田地劳作的基本全是人力，主要是妇女和孩子。朝鲜妇女承担的体力劳动甚至比男人还重。

　　农村是人民公社。经常看到农民聚集在田里劳动，有时围成一圈进行政治学习。导游说，有些地区也搞类似联产承包的试验，家庭或亲友组成一个组耕种，交给国家粮食后，剩余部分可自行处置。但据观察，总体上，尚不能完全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多次来过朝鲜的朱先生说，别看田垄都种满了作物，但因缺少化肥，一亩只有两三百斤的产量。而在中国，一亩水稻产量多的可接近2000斤。

　　坐在我对面的来自深圳的张先生，是个很有幽默感的商人。他总是带着欣赏的心情看待朝鲜的一切。看到农民在田间辛苦插秧，他赞美，“多么好的田园风光，这正是我向往的，完全没有工业化的喧嚣。”看到公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他赞美，“多好。完全没有尾气，多环保。在深圳每天都堵车，吸进的尾气相当于一口气抽了10根香烟。”他抽了一口烟说。

　　我想朱先生和张先生代表了目前中国人看待朝鲜的两个侧面。一种人喜欢挑毛病和嘲弄，更极端的则喜欢妖魔化，把朝鲜发生的一切都理解成负面的。而另一些人如张先生，认为朝鲜才是理想社会，最好一成不变才好，但是忽略了朝鲜人民有改善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和能力。

　　困在羊角岛

　　我们被安排入住平壤羊角岛饭店。47层的羊角岛饭店。是平壤为数不多的涉外宾馆之一。它建在大同江边的羊角岛上，只有一条路通往外界。此后几天，除了统一行动，我们被限制在岛上，不允许随便出行。

　　25日，来自丹东某学院的一行6人，试图在晚饭后进入平壤逛逛，刚离开饭店300米，在路口就被一个无法确定身份的朝鲜人拦住，对方用汉语说“回去回去”，态度粗鲁。

　　导游再三嘱咐：“不准到羊角岛宾馆外面去。会出麻烦的。”

　　这里有太多的“不可以”。接下来我们被不断告知：不可以从车里往外拍照，不可以拍摄军人，不可以拍摄老百姓，不可以拍摄领袖像的半身像而要拍全身，不可以拍脏乱差。

　　我问：“这也不能那也不能，你告诉我，还能拍什么？”导游说：“除了不能拍的，其他的你尽可以随便拍。”这句话让我很泄气。

　　“如果我不小心拍摄了怎么办？”我问。“轻者删除罚款，重者直接送回中国。”中方导游说。她告诉我，曾有一中国游客，偷拍了一张军人衣着脏兮兮的照片，罚款5000元，导游写悔过书。经济制裁最有效，朝鲜人显然有体会。于是，大家都不敢拍照了。

　　就连曾经不断赞美朝鲜的张先生，也开始抱怨受到了限制。我问：“你不是说这里是理想社会吗？”他愤愤地说：“都一样！”

　　24日，导游带我们去给金日成铜像献花。铜像23米高，用了70吨黄铜打造。朝鲜人对已故主席金日成的崇敬看起来是发自内心的。我看到上班的平壤市民，都会自觉多绕个弯，到铜像前鞠一公开再去上班。

　　我顺便问了导游一个问题：“听说朝鲜人戴的金日成像章是分级别的，级别越高，像章越精致、体积越小？”金导笑了：“瞎说。不同的像章只是不同年代做的。和级别完全没关系。”

　　网上还盛传每个旅行团必配一名特工监视游客。我们的团的确有两个朝鲜导游。除了金导，还有一个会英语的女导游，为3个老外服务。因为朝鲜规定不管带多少人的团，必须有两名导游。和颜悦色的金导看上去实在不像是特工。

　　平壤，就是平坦的土壤之意。除了汽车稀少，和任何一个国际大城市看上去没两样。大同江两侧，有密集的高层楼群。大部分楼房没有外立面装修，也没用涂料，只是水泥砌墙。整体而言，朝鲜的物资一直缺乏。纪念堂和一些重要场所的装修好一些。当然，最显眼的还是大同江边170米的主体思想塔，在电力短缺的夜晚也总是亮着。

　　平壤人的打扮都很整齐，举止有礼。男人一般穿灰色或黑色的短袖制服、黑色皮鞋、喜欢背黑色皮包。女人多数穿西式套裙、高跟鞋、化淡妆。在少年宫看演出的时候，我甚至看到一个初三女生也穿高跟皮鞋。我通过导游问她：“学校允许吗？”她反问：“为什么不呢？你们难道不让穿吗？”我说：“穿高跟鞋也许对发育不利。我上学的时候是不允的，但是现在啥样我不知道。”

　　网上还说朝鲜人不允许骑自行车，但是无论在偏远的农村，还是平壤，自行车并不少见。汽车很少是因为汽油短缺。车况也不佳。路上经常看见抛锚汽车在维修的情景。

　　我们无法随便到任何一个朝鲜人家中去。“去家中参观，要提前一天向外交部申请。”金导告诉我。

2009年10月5日，朝鲜平壤市，人们经过革命宣传画的情景。在朝鲜，几乎看不到任何商业广告，而大量的革命口号标语及宣传画随处可见。摄影_张杰
　　

2009年10月，朝鲜，平壤女交警。平壤街头基本不用红绿灯，路口交通都靠女交警指挥。摄影_金鳞

　　导游说，“我们有很好的风景和资源，其实可以让更多的人进来。但是我们不这么做，都进来把苍蝇蚊子都带进来了。我们脑子就乱掉了，就不好了。”

　　羊角岛饭店是一个中国人扎堆的地方，还是平壤乃至朝鲜唯一的“红灯区”。地下一层有一个桑拿洗浴。当晚我去观察了一下。消费以欧元计算，最便宜的头部按摩，45分钟要25欧元，看场的中国人说，现在小姐还没下来，只能洗浴。

　　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大酒店，没有色情业反倒是稀罕的。朝鲜把羊角岛辟为接待中国人的特区，准许色情业存在，在我看来有点讽刺的味道。

　　桑拿区旁边还有一个赌场，老板是澳门的何鸿。赌场领班和经理都来自澳门。20名左右的员工，全来自丹东。赌场有3张21点赌台，门可罗雀。一个在赌场上班的丹东小伙子告诉我，赌场4年来一直没有实现盈利。因为生意清闲，每晚都能看到赌场的林经理，在院子里快走健身，不知是消磨时光还是发泄怨气。

　　无论是桑拿还是赌场，朝鲜人都禁止入内。一个朝鲜人专门坐在楼梯旁24小时看守。

　　房间设施不错。我和澳大利亚来的Dominic同屋。电视能看到CCTV一套、五套、八套和凤凰卫视，甚至还有BBC和NHK。当然还有朝鲜中央电视台，这是朝鲜唯一的电视台。

　　我从赌场伙计那了解到，原来只有朝鲜中央电视台一个频道，为了在世界杯期间招揽客人，赌场老板刚申请了一个月的卫星频道。世界杯一结束，一切恢复从前。

　　朝鲜人显示出很强的服从性和纪律性。6月25日，平壤10万群众在金日成广场举行反美集会，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当时我们就在附近参观，也听到了不远处扩音喇叭传来的高亢宣言，但是直到晚上看凤凰卫视，才知道10万人聚会就在身边。后来我们到了金日成广场，发现10万人走后，地面干干净净，没有丝毫大型集会的印记。

　　夜探平壤

　　白天的朝鲜就像一个梦。在新义州我认识了一个自学汉语的女服务员，还买了一本中文版《今日朝鲜》，里面有一篇介绍朝鲜足球队的文章说，“朝鲜足球队进入世界杯是必然的”。在板门店三八线，我见到了近在咫尺的朝鲜和韩国士兵，处于高度紧张的对峙状态。

　　24日，在万景台少年宫，朝鲜儿童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民族音乐伴奏下，一个不过10岁的女孩像着了魔一样旋转，转了40多圈。当我们以为她要歇歇的时候，她居然又旋转了40多圈。全场观众几乎为她疯掉。对显示集体力量的团体操，朝鲜人尤为钟情。每年8月的阿里郎演出汇集了10万演员参与，为世界之最。我想，除了中国，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方面比得过朝鲜。

　　但是我很想见到一个不一样的平壤。有时候冒险是很有必要的。我到了神秘的朝鲜，如果再来一段刺激的冒险，就更妙了。

　　虽然导游天天警告，但是连续两天晚上，我还是顺利走出了羊角岛饭店，到了平壤市区。前后加起来逛了差不多4个小时。见到了和白天不一样的景象。

　　每一次我都约上深圳的张先生结伴，他不光幽默，也有冒险精神。第一天晚上8点半，我们从饭店门前花坪一侧绕到路口，然后从一个小土坡走上了大路。羊角桥横亘眼前。我们不明方向，先是往大桥左侧走。我俩比经过的任何一个朝鲜人都胖，而且没有像章。经过的朝鲜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审视”着我们。

　　天已经暗下来了。有2个士兵拿着手电在桥头检查路人的身份。我们故作镇定又折回来。这次我们走大桥右侧，凭白天的印象一路走到了平壤火车站。路上很黑。因为没有一盏路灯是亮的。我想起了一张著名的卫星照片：从太空看，朝鲜的上空漆黑一片。很多行人拿着手电照明。骑自行车的都在前端安了一个探照灯，靠车轮转动发光。更多的人依靠月光。住家是有电的，但是从窗外看不见家里什么样。

　　离平壤火车站大概300米的地方，人行道边有微弱的手电闪动，3个妇女蹲在树丛边，面前摆放着3个小布包，我凑上去，发现是待售的两摞煎鸡蛋，还有一袋小馒头。另外一个妇女面前放着3个类似长江七号外星人的毛绒玩具，标价100。但是我不清楚是朝币还是其他。

　　我凑过去试图看得更清楚一些，一个妇女看见我惊慌地拿起包跑掉了。就在隔着3步远的地方，黑暗中站着三个持枪的士兵，用手电朝面前经过的行人身上随便照，随机检查行人证件。我感觉手电光在我的腿上停留了一会。我和张先生尽可能镇定地走过去，尽量装得像一个朝鲜人一样走路。

　　事后我批评了张先生，大腹便便的他像一个南方人那样喜欢喋喋不休，他奇怪的语音往往引起路人的注意，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累，他总是说“咱们歇会吧”。

　　我们顺利到了平壤火车站，只有站前有6盏路灯。人比白天少许多。很多人蹲在马路边。在车站对面，我看到一个显然是乡下来的年轻女人，紧张地站在墙根，手里拿着一捆大葱等待买主。还有2个妇女在悄悄交换彼此手里的物品。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黑市。显然自由贸易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但是人们偷偷在做。

　　第一天回到宾馆的时候，我和张先生汗湿衣背，击掌相庆。第二天晚上9点，我俩又走到了火车站相反方向的大同江。出发前我给自己别了一枚朝鲜国旗像章，这样猛地看上去我更像一个本地人。这次来回花了2个小时，甚至有时间坐在江边抽了根烟。我看到一个平壤男子坐在江边打手机。后来我问导游，导游说，手机在平壤仍然属于奢侈品，通话费是每月固定20元朝币。很多平壤人已经开始拥有。

　　湖南朱先生的那部朝鲜手机花了1000多元人民币，卡也是1000多元人民币，同样的手机，在中国只需300元。但是这个号设置了限制，无法和朝鲜人通电话。往中国打长途每分钟7美元。

　　连续两晚，在火车站附近，我都遇到了奇怪的景象：一些朝鲜男子站在黑暗的拐角，推着自行车，向我打招呼。我不懂他们的意思，凭直觉认为是黑车交易市场。中国也很普遍。临走时我问了一圈。有人同意我的看法。也有人说那是兑换货币的。还有一个羊角岛饭店的朝鲜人告诉我，也许他们只是想给你打个招呼。暗夜中那些黑瘦的朝鲜人究竟对我说些什么？至今对我都是个谜。

　　对于朝鲜这样一个神秘的国家，旅程显得很短了。26日下午，在返回新义州的火车上，在定州停靠的时候，对面一列开往平壤的拥挤列车上，一个漂亮的朝鲜女孩突然发现了站在车门透风的Thomas。威猛的Thomas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朝鲜女子的目光。女孩在车窗内用朝鲜话冲Thomas大喊。Thomas问我，“她在说什么？”我只能求助旁边的金导。金导说：“她问老外从哪里来？”我告诉了Thomas，Thomas大声回答：“奥地利！”

　　女孩又大声问。Thomas又问我：“她说什么？”我只好再次问金导。金导说：“她问老外要去哪里？”我告诉了Thomas，Thomas大声回答：“北京！”

　　后来我想，这真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一幕：一列国际列车，和一列朝鲜绿皮车，隔空喊话。他们试图让对方互相了解。但总是绕来绕去、阴差阳错。

　　我清楚地看到，那个漂亮开朗的朝鲜姑娘，试图听明白Thomas最后在说些什么，但是太嘈杂，我想她根本没法听清楚。然后，两列火车交错而过，朝着相反的方向开走了。

　　封闭社会的自发贸易秩序

　　文 _经济学者苏小和

　　必须承认，现在已经很少有国家将边境线一带视为贸易禁区，比如在中国，1992年国务院一次性就开放了13个边境贸易城市，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出台，明确鼓励边境贸易，并辅之以一系列优惠政策。当然，个别国家和地区例外，他们以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之名，像试图阻断空气的流动一样阻断国际贸易。

　　不过，话又说回来，以边境线画地为牢阻断国际贸易的心态和行为，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传统，或者这样说，国家主义成为全球化贸易的一个魔咒。这样的表述看上去有些学理，有些冰冷，但背后却涵盖着一部悲伤的国际贸易历史，多少具体的生命在其中灰飞烟灭。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人拒绝国际贸易的历史，中国人既不允许自己的民众走出去做生意，也不欢迎外面的人来，这在很长时间之内，已然成为一种国家姿态。

　　比如，中国的福建沿海，向来是民间国际贸易生生不息的地方。所谓“人以海为田”，福建作为造船、渔业、贸易中心，已有千年历史。虽然各个朝代都绞尽脑汁打压，但福建人不仅引进来，还大胆走出去。史料记载，清朝年间，已经有很多福建人在东南亚一带国家担任收税员、港务长和金融顾问，一部分走得更远，他们前往加利福利亚淘金，并取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

　　可惜，在任何一个封闭社会，主政者总是不支持民众的自发贸易行为，衣食无忧的达官贵人，尽管知道国际贸易和商业秩序有助于边境经济的繁荣，但却严重不信任那些游离于传统秩序之外的商民，因为商业与开放会对传统的社会秩序与意识形态体系构成冲击。比如近代之前的清政府，曾经出台了一个奇怪的政策，禁止人民在海外的时间超过一年。结果，不仅大批民众无法返乡，几乎所有的国际贸易商人也无法展开任何一项中长期的生意计划。这些试图回到中国的生意人，只好拿出大量的金银财宝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自己得以回到中国。

　　是不是国家权力的高压，就能阻断人民的自由贸易呢？很有意思，有人为此被监禁，有人为此被杀头，但民间国际贸易却一直暗流涌动，叫管理者防不胜防。在今天的中朝边境上，看上去荷枪实弹，戒备森严，由于受到国际制裁与国家形态的影响，正常的国际贸易难以开展，但走私的孔道一直存在，即使走私的风险非常高，还是有人提着脑袋做生意。对于一个封闭社会而言，走私是正常贸易的代偿品，是禁锢社会形态下的自发贸易秩序，是民众改善生活乃至赖以活命的呼吸孔。

　　一直以来，就如前面报道所揭示的，朝方边境管理者对于民间的走私活动，其实也是默认其存在的，走私者只要给予边防军人贿赂，一般就能得到放行、庇护。研究封闭社会近代化起步的学者可以发现，贿赂等“潜规则”，往往是民间商业力量撬动权力管制的杠杆、是重塑社会生活秩序的起点。朝鲜边境走私的贿赂行为，它与特殊国家形态、畸形商业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值得考察。

　　即使在朝鲜社会内部，虽然严格的配给制与计划经济主导了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但是，在夜晚降临时分，或者在监管不及的地方，偷偷的物品交易乃至货币兑换，即所谓的“黑市”，还是如霉菌生长于阴湿处。一个开放的商业社会，是很少有“黑市”的。朝鲜的“黑市”，究竟会对传统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还是弥补了国家严格管制的不足，也有待观察。

　　对于朝鲜社会来说，“黑市”最后会发育成为一个合法的市场吗？“走私”最后会被正常的国际贸易代替吗？现在似乎无法预言。不过，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或可提供一种未来的可能性。

　　在克鲁格曼之前，国际贸易的模式主要是被理解为国家之间存在着差异，差异造成了资源的流动，这就相当于高地上的大水必然要流下低处，国家与政府面对这种流动，与其无能为力，不如放任自由。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人们观察到的现象却是，国际贸易越来越发生在经济发展程度相仿的国家之间。透过垄断竞争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国际贸易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突飞猛进地发展。其中一个进步就是将完全竞争市场之外的市场模式，例如寡头垄断的市场，引入国际贸易模型。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即为那种不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找到了方法论。

　　无论国家的制度有何差异，无论意识形态怎样不同，贸易却会超越。人的幸福，生活的演进，这才是我们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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