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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赞比亚开发:称其劳动法太严格健全(组图)

www.sinoca.com 2010-04-11 南方周末

　　[导读] “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必然要有一些法律，公平是被放弃掉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公平的现实，他们应学会接受。”但赞比亚人似乎没有学会接受这种现实，强大的工会组织每年都会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

　　■编者按：“中国在世界的真实存在”系列专题，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第二站――南部非洲国家赞比亚。

　　40 年前，坦赞铁路刚刚开工，那是中国援助非洲弟兄的标志。而40年后在赞比亚，中国在海外最大的矿产企业年产10万吨铜，最大的中非农业合作项目铺开几千公顷，“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拔地而起。

　　中非传统友谊，显示了更多层次的时代内容。
　　

赞比亚首都最大的市场，中国的衣服琳琅满目
　　

在中国投资的赞比亚谦比希铜矿,冶铜工人等待上工。（南方周末记者翁洹/图）
　　

　　“中国”，无处不在

　　中国的银行，大标牌闪闪发亮

　　南部非洲大陆的雨季刚刚结束，雨水的下一次到来恐怕还要等待长达半年的时间。

　　在首都卢萨卡，一位典型的赞比亚市民很可能发现，他一天中的生活将与“中国”这个陌生又熟悉的事物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吃个早饭。当地传统食品希玛，原料玉米却产自距卢萨卡50公里的中国国企，中垦农场。

　　他走上街头。在繁华的商业街开罗路上，“中国银行”的大标牌闪闪发亮。即便是其他建筑，他听说，中国公司已经占据了赞比亚建筑市场80%的份额。

　　不论手机还是固定电话，他打个电话，都得使用由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公司架设的通讯网络。他打开报纸看到连篇累牍的党派争斗，反复争论的话题，是关于中国的矿业公司、中国的商人。

　　卢萨卡街头没有麦当劳，但他可能会遇到“远东饭店”或者“四川饭店”，满街的连锁超市“Budget Store”是中国人开的，当地最大的购物市场“Kamwala”是中国公司修建的。

　　他累了回家。中国制造的电视机里却传来新闻，“总统班达在访华期间同中国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政府将把贷款的70%用于本国公路建设……”

　　“资源报国”

　　“我们虽然是企业经营，但也要兼顾政治责任。”

　　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发，一路向北，大约5个小时的车程，就可以进入铜带省（Copperbelt），到达赞比亚第二大城市基特韦（Kitwe）。“铜带”指的是一条长250公里、宽65公里、向西北延伸至刚果（金）的铜资源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沉积型铜矿床，赞比亚境内已探明储量为12亿吨。矿业，是这个国家的支柱。“到目前为止，这是中国在境外唯一已经正常生产和盈利的矿山。”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色集团）总经理罗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罗涛指的是离基特韦30公里处，著名的谦比希铜矿区。1998年，中色集团旗下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以2000万美元收购了谦比希铜矿。该矿区最早由英国公司开采，但英国人早在1983年就已经由于各种原因撤出。

　　NFCA总经理王春来透露，虽然金额数量不高，但涉及中国海外资源战略，这个项目得到了中赞两国高层的支持。“我们虽然是企业经营，但也要兼顾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王春来说。

　　事实上，谦比希铜矿的经营非常出色。自2003年投产后，NFCA在2008年收回了全部投资。目前加上新开发的矿体，铜产量每年可达5.5万吨，年利润4000万美元，雇用当地工人约2500人。

　　但谦比希铜矿的经营绝非一帆风顺。2005年4月，该矿的合作单位发生事故，造成部分赞比亚工人死亡。于是关于民族仇视的传言一度被反对党利用，成为攻击中国投资的把柄。

　　如今，中色集团已经在赞比亚建成了以矿山企业为龙头的有色金属产业链。2007年2月4日，中赞两国领导人共同为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剪彩。合作区面积达 11.58平方公里，由中色集团开发和运营，目前已有13家企业加入。而中色集团已经在当地拥有资产11亿美元，累计向赞比亚政府缴税5500万美元，并雇用员工6500人，当地工人数量达86%。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中色集团又以相对低的价格收购了卢安夏铜矿，期望在未来可达年产量10万吨。

　　与谦比希铜矿一起，NFCA的铜产量可以在目前赞比亚六大铜矿山公司中排名第三位。第一位的印度公司年产铜量可达20万吨以上。赞比亚2009年产铜共69.8万吨。

　　同时，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CCS）也在准备扩大投资规模，争取达到年冶炼铜25万吨。这意味着它不仅仅可以完全消化NFCA的铜矿石，还可以从其他矿山公司收购。中色集团权威人士透露，他们每年冶炼的铜，绝大部分都会运回中国，“我们是资源报国”。

　　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铜消耗国，2009年进口精炼铜318万吨。中色集团总经理罗涛告诉记者，中国的对铜的国际依存度达75%，而且铜价远比铁矿石高。

　　他回忆说，2007年2月，国家领导人访问赞比亚，听完中色集团的汇报之后，提醒了他两条：一是要环保、安全达标，二要讲和谐社会。

　　在赞比亚，中色经营医院，捐献修建汽车站，给学校捐款，甚至还为当地部落酋长修建院墙。

　　“太严格”的劳动法

　　“实在是‘太健全’了，法律水准有点超前……快50%的人没工作了，还要搞这么多房补、教育补、交通补，还不能随便辞人，要有不良工作记录才可以。”

　　讲到在赞比亚投资的困难，除了讲当地市场有限、劳动力素质不高，中国企业家们最常讲到的就是当地的劳动法“太严格”。

　　经历了长达近7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后，独立后的赞比亚依然大量继承了英国司法系统，其中包括非常健全的劳工保护法律条款。

　　“实在是‘太健全’了，法律水准有点超前……快50%的人没工作了，还要搞这么多房补、教育补、交通补，还不能随便辞人，要有不良工作记录才可以。”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副总经理昝宝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必然要有一些法律，公平是被放弃掉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公平的现实，他们应该学会接受这个。”

　　但很多赞比亚人似乎没有学会接受这种现实。强大的工会组织每年都会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这对于国企出身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咱们国内的工会主席都是人事经理兼任，哪有这种谈判经验。”一位经理人对本报记者说。

　　今年工会的工资谈判刚刚结束，工人们并不满意，有当地工人就毁坏了矿井下的一些设备。2006年，谦比希铜矿的工人因为工资问题罢工，引发与当地警察的冲突。

　　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总经理王春来告诉记者，今年的工资谈判已经结束，很多工人总体的工资涨幅在15%左右。

　　王春来介绍，NFCA员工的平均工资在当地的矿山公司中处于中等水平，“不算最低，也不算最高”。

　　CCS和湿法冶炼公司的劳资谈判也刚刚结束，工资都上涨了12%左右，而配偶医疗、丧葬补助等福利也得到了增长。CCS常务副总经理杨新国透露，当地工人工资水准基本上是250美元每月，“人力成本比国内还贵”。

　　记者随机询问了在谦比希铜矿的工人，他们无一例外地称“工资太低”。但实际上，矿区工人在赞比亚是收入相对高的群体。他们在卢萨卡的同胞常常只能赚得100美元，甚至50美元的月薪。

　　赞比亚的失业率约为50%，超过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赞比亚贸易工会（Zambi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秘书长罗伊 -穆瓦巴（Roy Mwab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型投资企业，比如矿业公司，都是非常遵守当地劳动法的，不过中小企业的中国商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每当我跟店主谈劳动法的时候，他们就会摆手说不懂英文。”穆瓦巴说，“但我要是装作顾客来看他们的东西，我发现他们的英文很流利！”

　　在Kamwala市场，一间中国人经营的服装商店的员工说，他们每月只有约55美元的薪水，而且只有星期天他们能休息半天，去教堂做礼拜。

　　由于当天是复活节假期，记者便询问是否有加班费，店员们都笑了。“当然没有，我们问也不会问的……甚至圣诞节我们也要上半天班！”FelixLutangu说。

　　“如果你们去要加班费会怎么样？”

　　“你会被开除掉！他是老板，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实际上，根据赞比亚现行法律，外国人不允许从事零售贸易，但中国人在Kamwala市场拥有大量的店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当然，老板是不会一直在店里的，他们可能一个人拥有五六间不同的店面，每天只是巡视，在一家店出现很短的时间。这些看不见的中国人，却供给着卢萨卡市民大量的廉价日常用品。

　　Lutangu说：“我们能怎么办呢，首先，这样的店面没有什么当地人能租得起，要差不多3000 美元一个月；其次，有钱能使鬼推磨……对，我说的是，我们穷人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觉得中国是天堂”

　　《赞比亚每日邮报》，头版新闻是 “商人行贿反腐败委员会官员1500万克瓦查”。商人叫“LiangGe”。“是一个中国人吧？”Kazoka问。

　　很多中国人在来到非洲之前，对这片大陆的印象如果不是停留在赵忠祥的《动物世界》，就是定格于美联社那幅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枯瘦的孩子，贪婪的秃鹫，大片干裂而绝望的土地。

　　新来到赞比亚的中国人往往会小心翼翼地打量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少人觉得赞比亚“比想象中的好”、“没那么艰苦”。

　　昝宝森告诉本报记者，有一次带着国内来的考察团参观矿区的“中赞友好医院”，明显能感觉出来有的人 “跟黑人握手都特紧张”。他们行前准备时可能发现，赞比亚某些地区的HIV携带率高达35%。

　　但中国人很快会发现，《阿凡达》也在赞比亚同步上映，尽管没有3D银幕。

　　旅馆服务员茱蒂正申请去中国读研究生，她让我们写下汉语的“你好”和“谢谢”，不停地练习。

　　留学生田野也会教邻居们说一点简单的中文。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在学校里帮别人忙，做好事的时候，总会特别强调自己是中国人。邻居家的小孩非常喜欢他，甚至想跟他回中国上学。“他们觉得中国是天堂。”田野说。

　　但显然并非所有的赞比亚人都把中国的人和投资当作天使。赞比亚实行多党民主制，执政党MMD与中国长期友好，但主要的两个反对党PF和UPND都主张对中国投资加强管制。

　　PF领导人萨塔(Michael Sata)在参加2006年总统选举时曾接受台湾捐赠，声称若当选会承认台湾独立。随着2011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反对党票仓所在地的中国人也嗅到了一丝紧张的气味。“这是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位中资高层经理说，“我们会在使馆的统一领导下，看采取什么对策。”

　　反对党UPND的政策与研究局主任、赞比亚大学的教授Choolwe Beyani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反对党UPND或者PF上台，中赞关系仍然会继续。至少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关系不会改变。在经济政策上则会带来一些调整……原材料和资源的出口不是必须的，如果政府要求外国更多投资加工业，则赞比亚可以更多地出口半成品、成品，而不止是原材料。”

　　对于普通赞比亚人，中国人的形象也并非完美，当地人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们会把“中国”跟廉价低质产品和低工资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的抱怨则往往跟“要钱”有关。来自云南大学的留学生杨青刚到赞比亚三四天，就碰到有当地人上门“乞讨”。但“乞丐”说的话是：“给我点钱，或者吃的，要知道我可比你强壮。”

　　杨青吓坏了，跟室友玄兆娟一起，匆忙给了“乞丐”一根萝卜，把他打发走了。她们立即向学校报告，学校也相当重视，当天就请来了保安在他们的院子里值守。从此之后，24小时专人保安的待遇就没有中断过。

　　赞比亚凤凰广播电台（Radio Phoenix）的编辑Bily Kazoka跟南方周末记者聊到中国时，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赞比亚每日邮报》，头版新闻是“发动机商人行贿反腐败委员会官员1500万克瓦查（约合 3200美元）”，而新闻的主人公是“Liang Ge”。Kazoka问：“这个Liang，是一个中国人吧？”

　　“历史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

　　很多年轻人不记得坦赞铁路了。“关于国际关系，人们没有长久的记忆。”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卡皮里姆波希（Kapiri Mposhi）车站时，对车站的空置有些吃惊。这里是著名的坦赞铁路赞比亚境内的起点站，自这里起，中国制式的铁轨向东北方向铺开，行进1860.5公里，一直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42年前，中国曾总计派出5.6万人次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打造这条象征着中非友谊的钢铁道路。如今，大气磅礴的时代过后，空旷的站台上甚至能隐隐传来风声。

　　站台外，三两个出租车司机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只有周二和周五才有客车从这里出发，周二是普通列车，周五是慢车。

　　事实上，自1975年试运营以来，坦赞铁路运力长期过剩。这条设计运量达200万吨的铁路目前每年运量只有60万至70万吨。随着非洲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种族隔离状况解除，赞比亚南部经济封锁也不复存在，坦赞铁路日益冷清。

　　赞比亚其他地方，很多年轻人似乎都不记得这样一条铁路，铜矿或中国商品成为了在赞比亚新的中国符号。

　　坦赞铁路竣工35年了。而这个国家卫生和健康条件并不尽如人意，疟疾、霍乱流行，赞比亚的人均寿命仅为37.5岁。

　　“对于年轻一代的赞比亚人，他们就不知道和中国过去长久的友谊……很多赞比亚人没有看到这样的关系带来的益处。”反对党UPND政策与研究局主任Beyan说，“他们只看到了坦赞铁路的持续问题，而非国际友谊……关于国际关系，人们没有长久的记忆。”

　　但在卡皮里姆波希站台上，安保人员和警察都热情地跟记者打招呼，他们说，中国工程师会时不时来到这里，检修铁轨和机车，但他们“住得很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但在铁路工程师克里斯托弗・班达（Christopher Banda）家里，他在天安门城楼前的照片，被放在客厅很显眼的位置。

　　卡皮里姆波希是一个只有不到3000人的小镇，它因为坦赞铁路而存在，而衰败。这里最热闹的地方是镇上的公共汽车站。每当有蓝色的小巴士驶入或驶出，头顶各种水果、花生或是磁带、VCD的小贩就冲上去，将车窗围住。他们甚至跟着车缓缓跑动，扬起一路尘土。

　　市场上，一名叫做Ray Sakala的商贩说：“卢萨卡的那些人是听了反对党的宣传，他们不懂得真实的情况……我们应该感谢中国给我们这么多便宜的产品，我们才能付得起这样的价钱，有不错的衣服和鞋子。”

　　在Sakala的小摊上，一双皮鞋只要约4美元，而拖鞋只要1美元。

　　记者离开卡皮里・姆波希时，班达工程师一路送到车站。分手时他还在说：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

　　在非洲开一个农场

　　当地工人觉得：第一，中国同事好像不怎么喜欢放假；第二，他们能把太太放在国内好多年，在这里单独工作。

　　赞比亚中垦农场坐落在卢萨卡市郊，离城区大约有50 公里。可实际上，出城后不久，就要转进一条土路。

　　道路狭窄，崎岖颠簸，车后尘土飞扬。天空湛蓝，路两旁是高而茂密的杂草，间或有不知名的树和仙人掌突兀地生长出来。偶尔会路过有茅草顶棚的住家、头顶大件物品的女人，或是几乎一丝不挂的黑色的小孩子。

　　赞比亚有4300万公顷可耕地，但是目前正式开垦的仅14%，大片土地荒芜闲置。并且，这片土地光照充足，水资源极其丰富――赞比亚拥有南部非洲60%的水资源。

　　十八公里泛着暗红色光泽的土路过后，尽头便是3570公顷的中垦农场。

　　2009 年11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面推进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言中重申提高非洲实现粮食安全的能力。中国政府已将解决非洲食物安全问题作为对非援助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垦农场产品占了当地20%份额

　　场长李莉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一头短发湿漉漉的。“我们早上6点半就上班了，我刚干了一圈活。”李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刚来的时候缺水，我就把头发剪短了。”李莉说。

　　1993年12月中国农垦总公司接手这个农场。1994年初，李莉和她的丈夫王驰进驻农场。他们当时带着4000美元的贷款，雇用了11名当地工人，然后买了200只小肉鸡苗。中垦农场就这样蹒跚起步。

　　如今，中垦农场已有1200头牛，上千头猪，以及2000公顷耕地，种植玉米和小麦。农场有7名中国员工，当地工人260人。

　　王驰原本是北京农大(现中国农大)的教师，研究小麦遗传；而李莉在来到赞比亚之前是医院的化验师，并无半点农业常识。

　　之前，赞比亚的农场中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人在非洲经营自己的农场。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但有一天，他背上猎枪，跨马在农场飞奔时不慎从马背摔下落，不治身亡。

　　据说王驰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过，“作为一个干农场的，这样的死法是最好的，死得其所。”

　　2005年2月，王驰死于一场车祸。实际上，在这样糟糕的道路上奔波，车祸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李莉自己也经历过二次严重车祸，甚至有过翻车经历，只是幸运地没有受伤。

　　李莉把王驰的骨灰分作两半，一半运回国内，另一半就埋在离住处很近的土坡上，在一株茂密的三角梅之下。

　　非洲不产松树和柏树，李莉还特地从国内托人捎过来松柏的幼苗，种在坟墓两旁。“2005年刚种的，现在都这么粗了。”李莉说。

　　如今李莉来到中垦农场已经16年。在丈夫死后，她接替了场长的职位。中垦农场的农副产品已经占有卢萨卡近20%的市场份额，累计为当地提供了7000个就业机会。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王友对本报记者说，目前赞比亚相对上规模的中国农场有18家，其他还有20多家小点的。考虑到赞比亚空置耕地、气候和水资源等优势，两国农业合作潜力巨大。

　　“女超人”

　　2006年11月中非论坛，中国政府宣布在非洲建10个农业示范中心，派遣100名专家，为非洲培训1500名农业技术人员。

　　包括李莉在内，3570公顷的农场内只有7个中国人，包括财务总监黄卫国、农艺师金彦青等等，还有一位来自四川的厨师。其中学历最高的可能是王朝明，31岁的他是人民大学MBA毕业。

　　4月5日下午，当我们来到中垦农场分厂紧挨着鸡舍的办公室时，王朝明正在用笔记本电脑看美剧《生活大爆炸》。“网速慢，你都不知道在这边下载一集得多久。”王朝明说，“可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工作生活条件都挺好，没什么贫穷落后的感觉，就是太寂寞了，完全没有娱乐。”

　　王朝明已经在中垦农场工作满3年，合同期满，再过半个月就可以回到中国了。他对这一点很开心，一面用手挥舞着驱赶苍蝇一面说：“我出国的时候小孩才四个月。”

　　在中垦农场已经工作10年 7个月的当地人Hebrew Mwlinga，对他的中国同事们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他们工作很努力，好像也不怎么喜欢放假，春节都只休息了几个小时；第二，他们讲究承诺，很多人就可以把太太放在国内好多年，在这里单独工作，这对赞比亚人很难想象。

　　至于场长李莉，Mwlinga的印象是：“女超人！”王朝明也同样说，李莉的工作强度和热情，他“有生以来没见过”、“听她说都觉得累”。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中垦农场后，李莉不单热情地带我们参观她的农场，还给我们看她在自己房子周围种的一圈植物：芦荟、巴西木、茉莉、石榴树、薰衣草、紫罗兰、桂花、法国梧桐、兰花、木瓜树……“木瓜可以摘了做餐后水果，冰镇了特别好吃。”李莉说。

　　她的英文几乎有了赞比亚的口音

　　讲到和当地员工的相处时，中垦农场的中方员工最头疼的是“偷盗”。

　　“偷盗太严重了，几乎可以达到每年利润的10%。”王朝明告诉记者，“从鸡蛋到小猪仔，从玉米到螺丝，甚至塑料袋……”

　　而抓到偷盗的人，处理方法无非有二种：直接开除，或者送警察局。王朝明在中垦工作3年的时间里，送过大约20个当地工人去警察局。

　　“但有时候确实也挺不忍心的。”王朝明说，“有偷了十几个鸡蛋判两年刑的，判得太重了。”

　　中垦农场的中国人发现，当地员工可爱的一面是：就事论事，从来不记仇。李莉甚至觉得，她开除这么多人，“要在中国早被杀了好几遍了”，但当地员工不这样，他们见了中垦农场的人，哪怕是刚从监狱里出来，“还跟老朋友似的”与他们打招呼，“非常开心的样子”。

　　当地员工的“理财”观念也绝对是一种文化差异。几乎所有的中国雇主都会跟记者说，他们总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明天怎么样”。

　　卢萨卡一家中餐馆老板骆先生告诉记者说：“他们几乎有一个面包，有一个煎蛋，就可以去跳舞了，而且可以开心地跳一天！……非洲人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民族。”

　　雇主们更加一直抱怨的是，当地工人总是发了工资就去喝酒，然后没钱吃饭了再借。“哪怕一共只有100美元，可以直接拿去买个手机，没钱给孩子吃饭了再去借。”

　　而当地员工对中国雇主和中国同事的抱怨，除了薪水低，就主要是他们“英文太差，不好沟通”。

　　这样的抱怨可能对李莉并不合适。李莉的英文几乎有了赞比亚的口音，“George！ Majer! Come here!”她甚至学了一点当地的Nyanja语。

　　今年 3月，赞比亚总统班达访华，提出希望吸引中方技术人员到赞发展农业，“这样既可以解决赞比亚粮食问题，也可以出口到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国”。

　　“中国抓住了机会”――访赞比亚外交部长卡宾加・潘德

　　赞比亚外交部长潘德(Hon. Kabinga J. Pande)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他的祖国的各种标志物，除了一张他与中国中兴公司员工的合影。

　　3月31日，潘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他对中国以及中赞关系均不吝赞美之辞，也敦促中资公司遵守当地劳动法。

　　“赞比亚不是争抢资源的战场”

　　南方周末：很长时间来，中国与赞比亚是“全天候朋友”。中赞关系对赞比亚的意义在哪里？

　　潘德：赞比亚与中国的友谊，这甚至可以追溯到赞比亚独立以前，并且这样的关系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刚刚独立的赞比亚有很多困难，南方的殖民政权封锁了我们的交通线。赞比亚向西方国家求助，可是他们拒绝了，而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的中国，却从物资上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后来中赞政府和人民间频繁互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赞比亚之间是一种全天候的合作关系，真正的朋友一直都是朋友。

　　南方周末：但近年来，有西方媒体将赞比亚形容为“中国和西方争夺资源的战场”？

　　潘德：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赞比亚拥有丰富的资源，也有很多投资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同时，我们也有西方的投资者。

　　不能说赞比亚是中西方争抢资源的战场，所有都会回归到商业问题，只要他们遵循法律规定。中国的投资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都没有中断，而当时很多国家的资金是撤离了赞比亚的。

　　南方周末：赞比亚外交如何平衡中国和西方国家？

　　潘德：对中国和西方的平衡也许不该让赞比亚来完成，而是在商业过程中来完成。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投资一样被欢迎。

　　但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有些不同，它建立在满足赞比亚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中国自己选择给赞比亚什么。赞比亚需要发展，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赞比亚的利益当然有保障”

　　南方周末：有些反对党的领导人显然不同意现任政府的中国政策，他们认为政府应当更多地管束外国投资，以保护本国利益。

　　潘德：这只是小部分人的想法，我可以说它是一种谬论，是反对党的一种政治手段。更多的中国投资进入这个国家，意味着更多的赞比亚人受益。看看坦赞铁路吧。我们的政府一直在跟中国公司接触，如果它们有安全标准或是其他方面的不足，政府会毫不犹豫地让事情走向正轨。通过政府干预，赞比亚的利益当然能够得到保障。

　　在赞比亚有些政客跟台湾接触，就总是喜欢拿中国大陆的事情做文章。而执政党政府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我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南方周末：在中国，人们提到赞比亚可能会想到坦赞铁路或者中国的其他援助项目，但在赞比亚，很多人说起中国会说到低质量的产品、低工资。你怎么看？

　　潘德：我不认为这是大多数赞比亚人所拥有的中国印象，至少那些跟坦赞铁路、谦比希铜矿、新政府大楼、东部省轧棉厂或是其他中国项目相关的人不会这么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如此紧密地与中国公司合作，确保好的工作环境以克服中国的负面印象。我很高兴告诉你，大部分公司的条件是不错的。中赞两国政府都有责任鼓励公司遵守劳动法。

　　“中国是令人振奋的故事”

　　南方周末：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长被部分西方人视作 “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证据。据你所知，非洲有任何由中国引起的恐惧吗？

　　潘德：对于非洲国家、包括赞比亚来说，中国崛起不会产生任何威胁。

　　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都有权利在世界各地投资。如果中国有能力这么做，我想公平的办法，就是让中国这么去做。过去有很多国家在非洲投资，而它们没有被视作任何国家的威胁，为什么中国就是威胁？中国与非洲国家进行大量贸易，并且带动了我们的经济。我们重视中国在赞比亚投资，不能指责它。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还有哪些期待？你认为中国和非洲还可以在哪些世界事务中合作，比如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或是其他国际政治事务？

　　潘德：包括环境变化等，中国对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都施加了有价值的影响，中国经济的成长也使得它被置身于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

　　我们希望和中国保持紧密的联系和交流，尤其是在一些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而中国有能力做到的问题上。我们对中国有真诚的希望，比如持续高层的互访，发展农业和粮食安全方面的合作，并且继续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等等方面与非洲继续合作。

　　南方周末：你个人对中国或者中国人有什么印象？

　　潘德：中国对我来说是个激励，激励我做得比现在做的更好，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中国做到了可以做的所有事，所以赞比亚也将可以做到。我把中国看作一个发展的典范。

　　“掠夺说”是没有道理的――访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强民

　　用赞比亚总统的话说，我是惟一一个可以随时出入总统府的大使。插着中国国旗的车开上街，很多当地人都会敬礼。

　　3月29日，李强民大使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他直率地回应了中赞关系、中非关系中的“掠夺资源”、“劳资纠纷”和“新殖民主义”等敏感话题。

　　这是真心的合作共赢

　　南方周末：近年来，中国与很多非洲国家关系发展迅速，但也招致了所谓“新殖民主义”或“掠夺资源” 等负面声音。中国在赞比亚的铜矿开采也被当作了这样的 “例证”，你如何看待？

　　李强民：赞比亚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实际上除了铜，还有钴、锌、锰、镍、钻石等，开采的经济价值很大，也都是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资源。

　　但说中国在“掠夺”赞比亚的矿产资源，是没有道理的。

　　赞比亚八大铜矿公司，我们原来只有一家，就是谦比希铜矿，这还是英国人开采了五十多年以后，把比较易采的矿全都采光了，关了15年之后，赞方请中国人帮助解决就业问题。我们从大局出发，1997年把它接收过来，加大投入，恢复了生产。

　　西方记者问过我好几次，中国为什么老集中在矿业投资？我说，中国目前在赞比亚矿业投资远不及西方。三四年前，赞比亚年产铜约50万吨，中国企业产量才3万多吨。去年经济危机，西方公司实在经营不下去了，中国公司才应赞方要求接手了卢安夏铜矿。八大矿山公司我们也只排在第七。

　　中国投资农业、加工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为什么不去探讨，中国只在赞比亚开了一个小铜矿，你们西方就看到了？如果说排在第七位的中国矿业公司是“掠夺资源”，那么排在前面的西方矿业公司又是干什么的？

　　金融危机对赞比亚的矿业冲击非常大，而中国矿业企业坚持不减员，不减产，不减投资甚至增加投资，帮助赞比亚政府盘活两个关闭的铜矿。正因如此，虽然绝大多数非洲国家GDP下跌，赞比亚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却逆势上扬，增长6.3%。

　　中国帮助了赞比亚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同时我们也以合理的价格拿到了国内需要的矿产资源。这是真正的合作共赢。

　　南方周末：赞比亚中国经济合作开发区是以矿业为龙头的，恐怕也加强了西方人的“中国威胁”论调。

　　李强民：合作区是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一个比较成功的模式，这个模式对赞比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赞比亚愿意学。

　　我们也想把国内一些成熟的、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引到赞比亚，解决赞比亚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所以，合作区既帮赞比亚发展，同时也把国内比较成熟的产业逐步转移，为国内赢取更多发展空间。

　　“中资企业不善于和工会沟通”

　　南方周末：中资企业常常会遭遇当地工会组织罢工，你怎么看？

　　李强民：赞比亚有大量矿业工人，现在的执政党主要又是靠搞工人运动上台的，因此该国工会势力比较强大。

　　恰恰中资企业以前不太善于跟工会和NGO沟通，所以一些企业有过教训。

　　但是随着我们走出来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对当地律体系逐渐加深了了解，跟工会打交道的技巧也越来越娴熟。比如说在收购卢安夏铜矿过程中，我们刚签完合同，就特别加强了跟工会代表的沟通，讨论怎样做既确保企业的发展，同时又保证工人利益不受影响，我们还同企业商量、组织卢安夏铜矿的工会代表去中国人管理的谦比希铜矿考察工会，感觉中国投资者是真正尊重他们。因此卢安夏铜矿接手的时候非常平稳，没有发生过任何罢工事件。这也是赞比亚政府和媒体预料之外的。

　　南方周末：此外中国中小企业的经营似乎也是管理难题，还有当地报纸还反映中国企业行贿。

　　李强民：我们教育中资企业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但是毕竟是在赞比亚这个特定国度里，经济发展水平比我们要低很多，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跟我们也不一样。

　　我们改革开放刚刚31年，没有太多经验，“走出来”的过程中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当然，中方企业合法利益受损时，使馆有责任出面协调。比如说2008年，由于中国建筑企业在赞比亚市场份额占到约80%，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公司就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把中国的三家企业列入黑名单。

　　在这种情况下，使馆找到赞比亚的高层，甚至总统，据理力争，指出这是行业竞争对手用不正当的手段把我们的企业打压下去！在使馆协调下，三家企业从赞政府的黑名单中排除掉了，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对赞比亚政府也引起了很大的触动。

　　“赞比亚从不对中国说‘不’”

　　南方周末：赞比亚的反对党经常借中国议题来发表攻击现政府的言论。

　　李强民：赞比亚总体对中国人民是非常友好的，只要中国需要赞比亚方面帮助支持的，比如说在国际组织的竞选，赞比亚从来没有说过“不”字；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包括台湾、新疆、西藏、“法轮功”等问题，在赞比亚基本上都不存在。

　　所有愿意跟我们发展对话关系的政党，我们也跟他们保持并发展关系。至于个别反对党利用中国企业和个人一些不规范的行为，攻击中国政府，我认为它只是借题做文章。

　　但不管哪个政党上台，都会保持跟中国交往、中赞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南方周末：如何确保这个大方向？

　　李强民：我们对非援助虽然数额很少，但是我们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只要是赞比亚人需要的，我们能做的，我们就全力支持。这也是多年来在牵涉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赞比亚坚定支持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年1月，赞比亚总统班达会见世界银行行长时，被问到为什么赞比亚近年不向世界银行借款，班达总统很坦率地讲，你们的借款附加条件太苛刻，写一个申请三年五年没有回复，评估还要好几年；而中国人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一旦我们有什么需求，中国人认为能做，就立即给我们答复，效率比你们高得多。

　　我认为，近年来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成功举办，客观上引起了世界各国对非洲的重视，加大了对非洲的投入。非洲目前有今天的地位，除了非洲国家联合自强之外，我认为这与中国加大对非洲投入是分不开的。

　　南方周末：赞比亚的外交，是否也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李强民：近几年，特别是胡锦涛主席2007年对赞比亚进行国事访问之后，赞比亚更坚定了“向东看”的战略，认为中国是赞比亚的依靠，是赞比亚的希望，是赞比亚学习的楷模。

　　用赞比亚总统的话说，我是惟一一个可以随时出入总统府的大使。插着中国国旗的车开上街，很多当地人都会敬礼。

　　赞比亚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因为毕竟原来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它的政治体制和司法体系，包括一些文化传统都是沿袭西方的，西方的援助金额也比较大。但是从骨子里来说，赞比亚对中国人民是一种兄弟般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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