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比尔•克林顿交恶的缘由
FBI前局长路易斯・J.弗里回忆说，在试图寻找与克林顿的工作平衡点时，我犯了自己的老毛病。我有时会缺乏精明细致。我对南方政客生活的微妙之处缺乏足够的欣赏。我从未学过做那种“哥们儿”。我们新泽西还是和阿肯色的霍普(Hope)有很大区别的。
我从未期待过在华盛顿成为比尔・克林顿最好的朋友。当我到白宫和克林顿讨论接手局长职位时，我们相处得很融洽。为我在玫瑰园安排的媒体介绍会也令人愉快，总统对待我的孩子就像对待我一样面面俱到。然而，克林顿是一名支配型的政治家――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也许是他这代人中最杰出的政治家。赢得人心正是支配型政治家的目标。
对我来说很显然的是，即使是第一次见面，我们性情上的差异也已一览无余。他似乎属于感情外露型，而我却生性拘谨。而比尔・克林顿正相反。就像他自大浮夸的自传一样，他本身就是个自大浮夸和缺乏考虑的人。作为政客这是他的强项，但作为总统这也是他的一大弱点。
但是，即使我不期待与总统成为朋友，我仍然认为我们有很多事可以详细讨论。克林顿在从事总统竞选前曾是一名法律教授。他赢得的第一个职位是阿肯色州的检察长。他是那么能言善辩、那么聪明智慧，而且在我们初次见面时，他好像在执法方面拥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对联邦调查局近几年遇到的危机几乎了如指掌。红宝石岭案件、韦科案件、毒品管制议题、华尔街起诉案――他对这一切都如数家珍。我曾经认为，作为一名激进的总统，他可能会对调查局及其管理层拥有积极的兴趣，可是我又错了。
不久前曾有人问我，在我做联邦调查局局长初期，也就是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坏前，我大概见过几次总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答案应该是一次，也许两次，而在我工作于比尔・克林顿之下的七年多时间里也许有三次。连电话通话也加上的话，最多也就六次。吉姆・伍尔西，他是在第一届克林顿政府的初期接手中央情报局的，也有着同样的经历：几乎没有见面，没有电话，实质上就是一堵沉默之墙。
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我不认为我和克林顿的关系属于个人恩怨。政治是克林顿的班底人物和总统本人(我不得不这么假设)的驱动力，他只是对搜集情报和执行法律没有太多兴趣，这意味着他对吉姆・伍尔西和我也不感兴趣。
不过，虽然我和克林顿极少在一起，但我们的关系中还是涉及了个人恩怨。很奇怪的是，汤姆・汉克斯居然成了促使总统和我产生嫌隙的助推人之一。
在我担任局长的初期，我的秘书旺达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里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
她说：“克林顿邀请你和玛丽莲去白宫参加一个晚宴，还有专场电影……和汤姆・汉克斯一起观看！”
“你得替我们婉言谢绝。”我告诉她。
“什么？！”“婉言谢绝。”
我已经可以感到来自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反应了。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玛丽莲。
“你准备告诉她吗？”旺达问。“不，”我说，“我不打算这么做。”
“你最好告诉她。她以后可能会听说的。”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我无法忽视的忠告，结果那天晚上我鼓足了勇气，等待着机会，然后宣布了这一消息。
“听着，玛丽莲，”我说，“我们被邀请到白宫和汤姆・汉克斯还有总统以及其他一些人共进晚餐，但我们不能去。”
“你什么意思，我们不能去？”她问道。
毕竟，这可能是作为身居高位者的妻子的一大好处了。我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有时也有一些优雅、值得纪念的时刻来回报你：一席国宴，肯尼迪中心的一场演出，或一桌小型晚餐并和总统夫妇以及汤姆・汉克斯这样的明星一同看专场电影。
“我无法解释这个，”我告诉她，“我们只是不能去。”
我想，用“困惑”来形容玛丽莲的反应应该是十分准确的，但我真的不能告诉她其中的原因。
联邦调查局是个调查机构，它的名字也是这么表达的。一名好的调查员应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保持独立和保守秘密，而这也成了一种障碍。玛丽莲并不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能与克林顿交际，是因为他已经是一起刑事案的调查对象了。
1993年，当我还不太习惯我的新办公家具时，联邦调查局刑事处的负责人顺便过来问我能否向我简单汇报一下阿肯色的储蓄借贷案。我说，当然可以，说吧。因此，我第一次详细了解了这家即将出名的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MadisonGuarantySavingsandLoan)和它的所有人吉姆・麦克道戈尔(JimMcDougal)，也因此第一次瞥见了后来著名的白水门事件的冰山一角。
整个案子由于太复杂而不便在此详述。正像世人很快了解到的，麦克道戈尔和妻子苏珊(Susan)是比尔和希拉里的老朋友和商业伙伴。
我一点都不确定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的哪些环节是能够或者说应该用于指控克林顿夫妇的，但听了简单汇报后，我们面前隐约出现了两大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属于司法方面的。第二个议题则涉及范围更广。在听汇报的同时，我可以想象出事情发展到最后，现任的美国总统将成为刑事案的调查对象，或许甚至成为刑事案的起诉对象。它可能会自动启用独立检察官法规，而且虽然我才上任几个月，但我知道那将使我和白宫以及比尔・克林顿的关系在工作和私人方面都发生彻底的改变。至少在这方面，我是极有预见性的。
在试图寻找与克林顿的工作平衡点时，我犯了自己的老毛病。我有时会缺乏精明细致。我对南方政客生活的微妙之处缺乏足够的欣赏。我从未学过做那种“哥们儿”。我们新泽西还是和阿肯色的霍普(Hope)有很大区别的。
我刚汇报完麦迪逊投资担保公司的案子，白宫就给我送来一张私人通行证供我使用。在其他情况下，我会受宠若惊。因为私人通行证意味着能够进出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而无须登记。按照常规这种私人通行证只会发给内阁成员，对于内阁以下级别的人员如我，它就成了一种礼物，表示你也是他们团队的重要成员。
不过在当时，私人通行证正是我不想要的。如果联邦调查局准备介入对总统的调查(似乎有可能)，我希望我每次进出白宫都留下公开的记录。水门事件爆发时，我才是法律学校的新生。我还记得在那些深夜的面谈中理查德・尼克松需要在国会委员会面前回答那些“你们都讲了什么”和“还有谁在场”的问题。我才不想让自己以后经历这些呢，也不想让自己将来在这个丑闻爆发时有什么污点，如果它是个丑闻并会爆发的话。
所以我送回了通行证并附了一张礼貌而简洁的便条，表达了我的谢意并简单说明我并不介意进入白宫时要登记。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件事大大得罪了比尔・克林顿，据我所知，对他来说我已经不存在了。这不仅是因为退还通行证是对总统个人的侮辱，而且它似乎意味着我公开宣布了对总统的敌意。后来我听说一些克林顿班底成员明白事情并非如此并试图劝说总统，但也于事无补，因为总统已打定了主意。
回想起来，尽管我在有意疏远总统，但我本该更好地解释我的理由，粉饰一下自己的行为并更加小心地维持与他的关系。然而，我退还通行证做错了吗？没有，一点儿都没错。
我是美国职位最高的警察。总统和他夫人可能或多或少涉及了银行诈骗；或许他们和那对夫妇只是好朋友和过去的商业伙伴，只是那对夫妇卷入了银行诈骗案；也或许诈骗行为并不存在。但除非这件事被澄清了，否则我每次进入总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时都应加以说明，这就意味着不需要私人通行证，但也标志着我和自己老板建立紧密工作关系的希望破灭了。比尔・克林顿恳请我接手局长职位还不到半年，就很可能在想我当初要是拒绝他就好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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