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和中国类似的改革道路？英文《莫斯科时报》3月15日刊登俄国外交部属下外交学院副院长叶夫盖尼・巴扎诺夫（Yevgeny Bazhanov）的文章予以分析。
他的文章说，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于1978年开始了成功的经济改革。俄国当时也企图彻底改革经济。人们通常认为，俄国的改革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如果俄国能够仿效中国模式，发展将好得多。但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化。因为俄、中两国差别太大，俄国根本不可能抄袭中国的改革模式。
第一，中国经历了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文革”大动乱，因此1978年举国上下一致认为，需要进行最基本的改革以挽救国家。而戈尔巴乔夫1985年接任苏共总书记时，苏联仍然是超级大国，拥有相当的经济力量，社会稳定有序。当时苏联的国情不仅比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好，更不是邓小平改革开始时一穷二白的中国可比的。
第二，经过“文革”，中国领导层的权威、势力、团结严重受损，保守派无法有组织地对抗改革。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受到苏共政治局和军方高层保守派的强力抵制。
第三，中国的改革由经验丰富的前革命领导人邓小平掌舵。他具有极大的权威，能够进行深入的改革。而在俄国，承担改革使命的是一批只具有省级领导经验的人。他们只能在老官僚们划定的有限政治、经济框框内进行改革。
所以戈尔巴乔夫只能进行杂乱无章、无关痛痒的经济改革。他能够做到的激进改革措施很少，其中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引进了私营合作企业，那是从列宁时代以来，首次允许苏联人拥有私人企业。但一年后，戈尔巴乔夫被迫取消了这一改革措施。
第四，俄、中两国的社会、经济条件绝然不同。改革开始时，中国仍然是农业国，八成人口是农民。他们渴望有权自行经营土地，而邓小平赋予了他们这种权利。结果农村面貌迅速改观。邓小平随即将改革从农村推广到工业和其他经济领域。但苏联经济和中国完全不同。军事工业和一般工业的结合体是苏联经济的脊梁骨，实际上已经渗入所有工业领域――从制造洲际导弹到生产女鞋全都包揽。军方高层将领以美国和北约的威胁为借口抵制改革，强烈反对大刀阔斧改革军工制造业。
而戈尔巴乔夫的农业改革，也被苏联集体农庄制五十年来形成的不思进取局面扼杀。苏共管理农业的官员反对任何改革，而集体农庄庄员对在较为自由的经济条件下，努力工作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缺乏兴趣。总之，从整体上说，改革俄国高度组织化的军工型经济，比改革中国原始的农业型经济难度大得多。
第五，当时中国和西方在对抗克里姆林宫的扩张主义上有共同利益，因而双方军事、政治联系密切。美国及其盟国的政府和民间私人企业，都热心参与中国的改革。广布海外的中国人也在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但苏联完全不可能从国外得到这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头等大事是抑制耗尽苏联国力的军备竞赛。而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唯一途径，就是苏共政治局内的保守派同意缩小、重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
1987年，他企图启动军事工业改革。为了克服保守派的抵制，他集中进行政治改革，希望取得人民的支持，但效果适得其反。他的民主化、多元化动摇了苏联体制，削弱了苏联各加盟国及俄罗斯社会的凝聚力。结果苏共政治局内保守派和自由派、莫斯科中央和各省区、加盟国内各民族的激烈内斗，使苏联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终于在1991年轰然解体。以至于到今天，在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将近32年后，俄国还在为经济改革而斗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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