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斯大林，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拥有绝对权力。1949年年中，爱新觉罗・溥仪在“呈斯大林元帅”的信中，再次提出居留苏联的愿望。这位伪满洲国的皇帝说：“我现在认识到，苏联是世界上真正民主和最先进的国家，是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指路明灯……”
斯大林也深信自己的国家正在各方面显示出优越性。他走过金碧辉煌的大厅，人们自动让出一条道，他在公开场合说的每句话，都有人记录，所有人都用崇敬的目光注视着他。他的元帅们浑身挂满了勋章。
然而，他的人民没有享福。豪华专列里，穿着简陋、工资微薄的乘务长在他的车室里摆了一个鸡笼，罩着一只下蛋的母鸡。“有什么法子呢，同志们。生活不好过啊！”
不好过的日子从战时一直延续到战后。集体农庄里到处可见浮肿的人，人们从猫、狗、猪食吃到瘟鸡、死马。1945年，在乌列托夫斯克区，所有的滨藜、荨麻、冰草根都被吃光了；一个名叫杰米坚科的妇女在绝望中杀死了一岁半的小女儿，以她的肉来救其余孩子的命。
为了争取盟军援助
斯大林的铁腕也表现在面对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时，不止一次地直接表达失望、恼怒和不满。在捍卫国家利益这一点上，他硬得像块石头。
丘吉尔在他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6卷本大著《二战回忆录》里，记述了两位小个子巨人亦友亦敌的交往。两人书信往来始于1940年7月1日，德军入侵法国之际；两人第一次见面是1942年8月12日，长达4小时：一个是生于寒门的“无情的人”，一个是马尔博罗公爵后裔，一个无产阶级，一个资产阶级；这次会晤极富戏剧性，既有激烈舌战，也有“热情的同志般的情谊”。
两天后，丘吉尔即将告别之际，斯大林请他到自己家里喝点酒，并介绍了女儿。“他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似乎在说，你看，我们布尔什维克也是有家庭生活的。”
但事实上，斯大林没有什么家庭生活。战争令他过度劳累和紧张，而且脾气很坏。期间他向爱上电影制片人的女儿大声咆哮，并第一次打了她。两记耳光让父女两人几个月互不见面。那位电影制片人后来被判5年徒刑。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德国向美国宣战，美国正式参战。丘吉尔设想的英、美、苏三国的伟大联盟终于实现。
为了争取盟军援助，斯大林不惜解散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曾为中国共产党提供长期的财政援助。据王凡西回忆：“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陈独秀在“三大”上也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中共得到国际协款16655元；此后逐年增加，到1927 年，仅用于特别事件的“特别费”就达几十万元。
但因为战时苏联的急迫需要，这个十月革命后想用鲜红旗帜铺满全球的国际劳动者组织，这个让英美许多著名科学家、文化人长期心甘情愿为苏联作地下情报工作的、代表着人类光明远景的组织，在1943年春天自行解散了。
同盟国的关系在“三巨头”德黑兰会晤时达到顶点。丘吉尔估计，斯大林会同意“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支三个帐篷，在没有危险和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会晤”，结果斯大林选择了伊朗首都德黑兰。
这是不喜欢出门的斯大林平生头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坐飞机。旅途中，因为飞越群山上空，飞机好几次穿过气流，斯大林抓住安乐椅的扶手，面有惧色，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两年后三巨头再次会晤，斯大林决定乘专列去柏林――专列配有装甲车厢、警卫队和护送车。
1944年6月某晚9点，吉拉斯突然被召进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共进晚餐。当天晚上，斯大林收到丘吉尔发来的电报，通知盟军将在次日登陆法国。
“是的，如果没有雾的话，会登陆的。直到现在，总有点什么事情妨碍着它。我猜想明天又该有些别的什么了。说不定他们会碰上一些德国人！那怎么办呢？也许就不登陆了，但还是照例作出保证。”在吉拉斯看来，斯大林是在嘲笑以前几次推迟的理由。斯大林认为，盟国只打算等到德国及其武装力量确实岌岌可危时才在欧洲采取行动。
1944年6月6日，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盟军36个师、288万人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代号“霸王”。
战争形势在1945年4-5月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伟大的胜利让斯大林成了全世界的英雄、人间的神。他的案头堆满了各国政要发来的贺电。在分享胜利果实的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和杜鲁门也不得不让他三分，“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他的到来”。几十年后，人们才估算出胜利的代价：德军每死亡1人，苏联死亡3.2人。
表面上握手言欢，互赠礼物，但在内心深处，斯大林与西方领导人仍然有着根本的分歧。他认为西方那套人道主义是虚伪的，他也不同意把战争与和平机械地分开，他一生都认为俄国始终处在战争状态，一如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他曾经认真研读过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后者主张政策、行为应该跟基督教道义分开考虑，斯大林接受了这一观点。
从1941年6月到1944年5月间，德国人在俄国俘虏了516万人，其中375万多人因大屠杀、饥饿和寒冷死去――他们被圈在露天中，没有任何遮蔽，没有食物。只有105.3万人幸存下来。
斯大林对幸存者采取了严厉措施：这些人必须接受讯问，解释为什么自己没有战斗到死反被俘虏。他们通常被送往劳改营，他们的家属也会受到监禁两年的惩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马龙闪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根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通史研究所所长阿・奥・丘巴利扬提供的研究报告：卫国战争期间投敌变节、直接在德武装部队中服役的有70万到100万苏联公民；被俘苏联军人的一部分被编入德寇警务部队中服役的，在敌占区为德寇地方行政机关服务的苏联公民，达20万到30万人。
当时，甚至出现过整整一个师的红军集体投降的事件。德国人将这些附敌者组编成9个师协同德军作战，这9个师包括：西乌克兰1个师、波罗的海地区3个师、白俄罗斯1个师、弗拉索夫指挥的两个师，以及由哥萨克人组成的两个师。所以，斯大林认为只有跟苏联政府持不同政见者才能活下来，并有可能被敌人威逼利诱来反对苏俄。
俄罗斯史学家认为，战争中的附敌变节本是常态，但出现如此规模的“俄奸”恐怕不得不追溯到30年代的“强制集体化”、“驱赶富农”、“强迫征粮和大饥荒”，不得不追溯到斯大林体制的影响。
一生谁都信不过
斯大林一生都处在激烈的争权斗争的中心，他对谁都信不过。
因为时刻可能发生的暗杀，他时刻戒备森严。他在克里姆林宫和孔策沃别墅之间往返时，5辆黑色轿车高速驶过市区，所经之处交通必须封锁。司机们经常互相超车，改变车队次序。车窗上都挂着窗帘，谁也不知道哪辆车上坐着斯大林。
他的别墅有复杂的保安措施，包括探照灯。他去南方旅行等同于军事演习。女儿曾经与他同乘一辆专列，车上的警卫将他包围，每到一个车站都戒严。停车时，斯大林下车在月台上散步，也跟机车人员聊天，并且总是咒骂那些给他设置障碍的将校卫士们。维斯特兰娜写道：“这是制度，在这一制度里，他像一个囚徒，看不见人，孤独和空虚使他窒息。”
他晚年患高血压却不允许医生接近他，而是“服用一些不三不四的偏方”。他惟一的社交是在别墅的晚宴，也是工作晚餐，参加者是一些尚未失宠的老同僚：莫洛托夫，一个把斯大林的指令看得比党章更重要的人；贝利亚，脸色白里透青，带着尖刻、自满和某种小职员式的小心翼翼，在30年代肃反中不遗余力，他的秘书经常去落实他看上的女人，但是他听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时会流泪；赫鲁晓夫，一个结实、矮胖、狼吞虎咽、精力无限的乌克兰人；日丹诺夫，政治局里公认的知识分子……
这种会餐后来变成大吃大喝、追忆往事和大开玩笑。这种时候斯大林才有局部的舒畅。他常常回忆战争，怀念那些宏大的战役。但偶尔加入者，看到的却是一个有点贪吃、时不时流露农民本色的小老头。
晚年的斯大林愈发偏执易怒。女儿回忆说，有时候，他用力把电话机往墙上扔，用脏话大骂助手或交谈者。她写道：“许多人以为把他说成一个肉体上粗暴的怪物就很贴切了，其实他是一个精神上、道德上的怪物……”
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党代会上是1952年10月，头发花白，体力衰退，显得那样孤独。
也许正因为晚年斯大林陷入斯维特兰娜所说的那种孤独和空虚，1946年起，一场意识形态范畴的“新一轮肃反”开始了。诗人阿赫玛托娃、作家左琴科、以肖斯塔科维奇为首的音乐家以及魏斯曼―摩尔根生物遗传学派学者等一大批人倒了霉。
1953年2月，因为嗅到了清洗犹太人的气味，记者兼作家爱伦堡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在《致〈真理报〉的公开信》上签名。他开始在家中等着被逮捕。但几天后，他的命运改变了，不然他不可能在7年后写出《人・岁月・生活》。
1953年3月1日晚，值班警卫斯塔罗斯壮胆走进了一整天没动静的斯大林的卧室，发现他穿着衬衣和睡裤躺在地板上，勉强能抬手，但一句话也不能说了。他身边，放着一张《真理报》。
10小时之后，医生才获准进入，诊断为脑溢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因为自己制定的那一套官僚主义的规定和禁令，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抢救进行到3月5日。斯大林一度恢复了知觉。当护士用汤匙喂他水喝时，他用手指了指墙上一幅放大的照片，那是一个小姑娘正在喂一头小羊羔。他在打趣自己的处境。
他临终前做了一个被不同人作出不同解读的手势。最后，那只手无力地落下。照料了他近20年的女管家伊斯托米娜跪在地上，把头贴在已经咽气的主人胸口，村妇一样号啕大哭。服务员和警卫员排成单列进来向主人告别――这是一种俄国式的告别。对所有服侍过他的人，他都体贴入微，和蔼可亲，只有将军和当官的才会挨骂。
人们发现，他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着安葬。打开衣橱，一共只有两套元帅服和两套便服，其中黑色那套是毛泽东来访时强迫他专门缝制的，一次也没穿过。一套元帅服上衣很脏，布满油渍，另一套上衣脱了线。最后，斯大林躺在棺材里，穿着旧的、还过得去的元帅服：袖子缝好了，上衣洗刷得很干净。
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播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许多人拥到红场，在那里默默哭泣。傍晚时，克里姆林宫外等着向遗体告别的人排了有10英里长，他们挨个儿缓慢地从棺材旁边走过，向国父告别。家家户户的门窗挂上红旗，悬上黑纱。甚至劳改营里的男男女女，也有悲痛之声。许多人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有一次，吉拉斯和斯大林会面后经过大街，看到了北极光。“每年这个时候，北极光会射到莫斯科，一切东西都呈现紫色并微微发亮。那是一个异常美丽的世界，但不真实。”
(参考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给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人物》，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尤・瓦・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米洛凡・杰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安德烈・苏霍姆利诺夫《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姜长斌《斯大林政治评传》，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及马龙闪教授提供的资料)
当他们谈论斯大林时，谈论些什么
2009年 12月21日，冬至，莫斯科Izmailovsky酒店。超过2000人把大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来到这里纪念斯大林诞辰130周年。著名女歌手在军乐伴奏下唱起爱国歌曲，舞台上方挂着斯大林的巨像，他身着军服，威严地看着台下。诗朗诵时，有人开始啜泣……
“也许比这场面更加科幻的是，”美国《时代》周刊写道，“斯大林在俄罗斯复活的高支持率。”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4%的俄罗斯人高度评价斯大林的领袖素质，而那些认为自己之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错误的”的人数比例则上升至35%。
类似“斯大林重获俄罗斯人青睐”的新闻近两三年并不鲜见。2008 年，在“谁是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的民意测验中，斯大林位列第三，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3世纪击退欧洲入侵者的俄罗斯王公)和斯托雷平(帝俄末期改革家)。最新的消息是，俄罗斯一家饮料商把斯大林请上了自己的产品商标。
“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
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Harun Yilmaz是一位斯大林研究者，自1999年起便在前苏联地区生活，“在俄罗斯，确实有不少人怀念斯大林，”他告诉本刊记者，“首先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们有一种混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奇怪意识形态，他们把斯大林视作俄罗斯民族的领袖，而他其实是格鲁吉亚人和国际共运的领袖。另一个力挺斯大林的群体则人数很少，他们被称为‘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拒绝以客观的视角重新看待斯大林时代。”
“(怎么看斯大林)和年龄有关吧。”塔斯社北京分社社长基里洛夫说，“那些年龄大的‘老战士’对他很积极，但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多持批评态度，因为他们有更深的了解。”基里洛夫生于 1955年，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教师，在父辈的讲述中，斯大林时代“生活非常幸福，民族精神很高，没什么民族矛盾”。不过，基里洛夫知道，他们家族的一位亲戚曾在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更重要的是，在他成长的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有机会听到不同的声音。
几乎与基里洛夫同龄的北京手递手公司总经理尤里・宜刘新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他记得毕业前他就和同学读到了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社会怎么一回事，死了多少人，我们非常清楚。”所以，他认为“谁是俄罗斯最伟大历史人物”的调查结果非常奇怪，“他们不懂历史，人人都喜欢有实力，但一部分人分不清好的实力与坏的实力。”
基里洛夫说，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有人视他为党和国家的伟大领导，没有他，列宁思想不会发展，他在经济和反法西斯上贡献巨大；有人则指责他是独裁者，剥削农民，压迫社会。如果说有共识的话，那就是，大家都会承认“斯大林是一个大人物，对历史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好是坏”。
“俄共的支持者在变老，当然共产党以外也有很多人喜欢斯大林，”基里诺夫解释说，“他们会和现在对比，说斯大林个人不腐败，国家补贴住房，而且生活很稳定。”
Harun不同意给斯大林时代贴上“稳定”的标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超过2000万民众从农村‘被迁徙’到城市；在大清洗时期，每个地区都有揪出人民公敌的任务量，按月完成；1936年到1938年，恐怖局面得到缓解，但是清洗一直延续到1941年；还有人说，在斯大林晚年，他还计划着发动新一轮清洗……所以，我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是稳定的。”
“其实他们回忆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
今天的俄罗斯人多数未曾经历过斯大林时期，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曾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生活过。“那些脸上挂着笑容说起‘斯大林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回忆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Harun提醒说，“那个时代的生活记忆与有着斯大林高大形象的宣传画面相混合，造成一种模糊的图景。”
“想象你是一位红军将领，在社会上颇受尊敬，可以去特供商店购买一般人买不到的商品，有一辆黑色伏尔加，你认为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车，你还可以去黑海之滨度假。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一无所有，而且已经40岁了，你发现自己再也无法享受黑海，它属于另一个国家了，你发现奔驰比伏尔加更好，你发现原来因为‘投机倒把罪’坐牢的商人，一夜之间拥有了原属于你的奢侈生活。整个世界颠倒了。相同的故事发生在厂长、主任和工人身上。你是一家家具厂的工人，你被告知你们生产的家具是全世界最好的，应该为此骄傲，而且你的福利也不错。突然之间，工厂关门了，因为再也没人愿意买你们的家具，你的社保也没了，国家无力负担它了……”Harun总结说，“原先的中等或中等偏下阶层，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和福利，成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会怀念苏联。不过，对于较高级别的官员来说则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有办法在新社会继续掌握权势。”
那些在过去十几年里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为自己打工的俄罗斯人也不大怀念斯大林，他们买了洋车，改去土耳其的安塔利亚旅游，“他们只想忘掉争论朝前看，最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环境以利经商，但是，腐败和各种官僚制度显然令他们处境艰难。”Harun说。
有趣的是，基里洛夫和尤里还不约而同提到了斯大林怀念者的一个“心理问题”。“(对于斯大林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伤害)，有人承认有，但说规模不大，或者说有，‘但是我很幸福’，”基里洛夫说，“他们不是在保护斯大林，是在保护自己。”尤里则说得更直白些：“如果老人们说斯大林不好，那么意味着他们自己也有责任，他们也应该承担一份斯大林的不好。”
“大部分俄罗斯人是‘父亲主义者’，”尤里说，“我们需要保护，谁给我们保护？靠父亲！靠国家！有一个父亲为你做好一切决定，不用自己拿主意，多方便，多轻松！”
“绝不容许丑化俄罗斯民族历史”
进入1990年代，如《华尔街日报》所言，俄罗斯人的兴趣焦点转向西方消费品，社会上对历史的关注很快降温。
2007年6月，在俄罗斯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上，时任总统普京呼吁教师们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鼓励编写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同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 (教师参考书)》，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斯大林的历史作用”，这一节用了80%的篇幅提醒人们，要注意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斯大林使用强制手段的合理因素， “管理集团的中高层人员成为镇压的主要对象这一事实说明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斯大林清洗的结果是在资源缺乏条件下形成了适应完成现代化任务的新的管理阶层”，只是到了最后一段才提及斯大林执政“还有另一方面后果”，“他取得的成就――就连领袖的许多反对者也承认这个成就――是通过最残酷地剥削人民取得的”。
学者成庆分析了普京试图从斯大林时代发掘政治资源的努力：“大清洗”的残酷性被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所掩盖，前苏联的快速工业化与卫国战争的胜利，都作为斯大林的政治功绩保留下来。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权，他致力于恢复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秩序，迎合民众反感贫富分化的想法，打击寡头，与此同时，在他的强烈推崇下，斯大林的形象得以在一个国家主义的谱系中凸显出来。最终，俄罗斯从彼得大帝承袭下来的国家现代化的传统，经由斯大林与普京，进行了一次精彩对接，一个新的俄罗斯“国父”的形象被建构起来。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年轻人也开始对斯大林产生兴趣，政府、学校、报纸都告诉他们，要更多地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去看待斯大林――一个俄罗斯的历史节目会这样告诉观众，“确实有成百上千万人牺牲了，但作为爱国的一代，他们的付出是为了换来俄罗斯更美好的未来。”至此，怀念斯大林已不仅仅是“遗老”们的情结，更是那些为俄罗斯跌出一流国家而忧伤的年轻人如何看待历史和未来的问题。
从斯大林到普京
强人政治和强国之梦
关于普京和斯大林之间的联系，一向爱琢磨的俄罗斯报纸比我们总结得更多。早在推举普京为2004总统候选人的统一俄罗斯党会议在莫斯科国立钢铁冶金学院召开之时，《明天》报就发现，会议选定在斯大林的诞辰日召开，而且会议地点包含着斯大林名字的词根 “钢铁”，人们猜测，这意味着普京要像斯大林一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统治俄罗斯。
在前苏联历史上，每一任执政者对待斯大林的不同态度和评价都值得玩味。某种程度上，不同历史时期对斯大林的评说，都成为苏联乃至后来的俄罗斯每任中央政府执政路线的一个坐标原点，一个不可忽视的参照系。
在重新评估斯大林的声音中，那些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可触摸到历史有时叫人啼笑皆非的戏剧感。
作家索尔仁尼琴一直对斯大林采取敌对态度，看到苏联毁灭后出现的混乱状态，他开始用肯定的笔调论及这个过去的政敌：“斯大林这个人犯了很多错误，甚至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总是想方设法地把苏联的经济搞上去，而且真的搞上去了。”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三任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去斯大林化”运动，让整个民族对这位铁腕人物陷入一种极端复杂的情绪之中。在这以后，人们发现一系列反思历史的行动仿佛是一场“再斯大林化”。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的主席阿尔谢尼・罗金斯基说：“他们(俄罗斯当局)想把他的名字作为全世界都害怕的强大国家的标志。”人们不是怀念斯大林，他们怀念的，是能够把他们带回久远的光荣岁月的强权领袖。
最强国沦为二流国家
普京在接受波兰记者采访时表示：“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这毋庸置疑。问题在于，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忽视这一事实是愚蠢的。”
卫国战争期间，作为苏联最高统帅的斯大林大力促成了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作为雅尔塔和德黑兰谈判过程中的事实领袖，斯大林以同罗斯福比肩的强势地位出场。丘吉尔在谈到当时的谈判时说：一边是美国狮，一边是俄国熊，惟独他――丘吉尔，夹在中间，像个瘦弱的“小毛驴”。
丘吉尔甚至在 1945年雅尔塔会议的宴会上说：“我早晨起来就祷告，祝斯大林健在无恙。只有斯大林才能拯救世界。”――这种阿谀之词吐自一贯反共的丘吉尔之口也算事出有因，实际情况是，在战争期间，苏联生产飞机13.7万架，坦克10万辆，大炮49万门，冲锋枪和步枪2000万支，曾经在军事上处于明显劣势的苏联，到战争结束前，飞机超过德国1倍，火炮超过德国3倍，坦克总数比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所有其他支持希特勒的欧洲国家的产量总和还多1倍！
二战中的强悍地位让苏联以战胜国的姿态跻身世界最强国之列。仅在二战期间，斯大林就使俄国扩大了六七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战后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苏联阵营，使苏联可以同世界超强大国美国相抗衡，俄罗斯民族因此扬眉吐气。
从彼得大帝起，那个开疆辟土的强国梦想就在世代俄罗斯人的血液里传继。彼得大帝一心想打开波罗的海出海口，并夺取黑海的出海口，这些愿望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才悉数实现――顺便说一句，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普京最为崇尚的两位沙皇。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迅速沦为二流国家，经济滑波、工业衰败，整个社会随之发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
“彼得大帝”号的巡航信号
强国就要强军，强军先需强海，在这个问题上，历代俄罗斯统帅不谋而合。
2009年11月25日，由“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为旗舰的舰队出访加勒比海、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这支舰队在大西洋上的航线不受限制，并“顺路访问”地中海的直布罗陀海峡，在一系列港口停留，这都等于把“彼得大帝”直接开进了美国的后院。所有这一切都是俄罗斯在新条件下向全世界重申自己利益的重大之举。俄罗斯《消息报》对此评论说：“俄罗斯不仅要以黑海舰队工程维修基建的形式，而且要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海洋强国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的政治之中。”
不仅如此，重建远洋基地、显示导弹力量、建立快速反应部队，所有这一切是俄罗斯再次重申自己是个海洋大国、世界大国的强烈信号，是俄欲在全世界推进自身利益的顽强之旅。
连任两届总统的普京交出了权力，在全国的欢呼声中，“梅德韦杰夫―普京”组合形成了俄罗斯新的权力高峰。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的立场和言论完全一致，只不过梅德韦杰夫唱红脸，他所代表的俄罗斯温文尔雅，而普京则唱白脸，一付剑拔弩张的面孔，不苟言笑。俄罗斯政府逐日强化了对美国的指责。普京甚至威胁说：“如果谁也不想就这些问题与我们对话并且认为与俄罗斯的合作已经不再需要，那上帝保佑，我们就自己干！”
人们已经领教过这位铁腕人物的烈性，与斯大林不同的是，他不但懂得武力的强势，更学会了在国际社会间经济制裁的威力。2005年12月乌克兰发生“橙色革命”后，俄罗斯将对乌克兰每千立方米的天然气价格从56美元猛增至180美元。当时还是总统的普京声色俱厉地警告说：“想参加‘北约’吗？想像欧洲那样生活吗？那就像欧洲那样付钱吧！”
向更久远传统的回归之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闻一先生认为，认识当今俄罗斯的发展，必须掌握其三根主线：一是以强化军事实力为前提，不断强化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重新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地位；二是以俄罗斯爱国主义为核心，鼓动国人为俄罗斯复兴而奋斗；三是通过重新解读俄罗斯历史，不断强硬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对美国及其欧盟采取不妥协立场。
“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有一种很明显的回归倾向，但是这并不是向斯大林及其体制的回归，而是越过斯大林和苏联，向更深层次、更久远年代的回归，就像梅德韦杰夫所说的那样，是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大帝的回归。”
闻一说，对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关心“主义”，他们关心的是谁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俄罗斯长期的传统是，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好沙皇”。
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仿佛佐证了这一民间心理传统，据他记述，当对斯大林的批判完全明朗化以后，“在家里，我母亲仍然是斯大林的忠实捍卫者……她认为说国王的坏话是愚蠢的”。
俄罗斯政府从不宣称任何主义，意识形态之争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宣称的目标是建立公民社会。即便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震荡，普京在国际社会中依然是不可动摇的强势姿态，他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十分清晰地表态：“俄罗斯不需要帮助。我们不是残废！”
对当下的普通俄罗斯人来说，曾经的家庭悲剧因隔代原因已经渐渐淡忘，而国家曾有过的荣誉和辉煌却刻骨铭心。这是“斯大林热”的心理基础。作家弗・卡尔波夫1941年曾因抨击斯大林而被判苦役，在零下50摄氏度的地方劳动，但他说：“我不责备他。”他希望今天的普京“像斯大林一样严厉”。
有趣的是，神学院的学生斯大林放弃成为东正教的神父，转而追求一种人间信仰，今天的普京和俄罗斯政府领导人却使东正教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将东正教的教义和教训视为俄罗斯道德传统和国民精神支柱。
闻一说， “俄罗斯正经历着道德和精神的回归，用普京的话来说，是向具有上千年传统的‘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的回归。这种回归不仅决定着俄罗斯的发展方向，还决定着俄罗斯和世界未来的关系。”
肖像被撕毁，雕塑被砸烂，斯大林依然存在着。在政治虚化和经济凶猛的今天，他依然存在，隔着历史和人为多重交叠的一组棱镜，撅着一部浓须，对我们凛然而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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