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国王学院的庭院，穿过剑河，来到后花园，就能看到徐志摩的诗碑，一块岩石上刻着他那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当年到国王学院听课，但并没有在这里拿到任何学位。这所学院最受推崇的毕业生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学院旁有一过道名为“凯恩斯过道”。
国王街上，基督圣体学院的一角，行人们走到这里都会被一座镀金的钟表所吸引，驻足观看，这座钟最夺人眼球的是顶端一个怪异的蚂蚱，它在一秒一秒地吞噬时间，2008年秋天，斯蒂芬・霍金――《时间简史》的作者，为这座名为“时间吞噬者”的钟举行了揭幕仪式。这座钟的设计者约翰・泰勒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剑桥的基督圣体学院，他把这座钟当做送给学院的礼物，他说：“时间是毁灭者，一分钟过去之后就永不会再回来，我不知道这座钟能否和大本钟一样成为一个地标，我很怀疑。”这座耗资100万英镑的镀金钟表如今被当成剑桥800年校庆收到的一份礼物，那个怪异的蚂蚱看起来总让人有点儿不舒服。
1209 年被当做剑桥大学的开端，那一年，一些师生从牛津分裂出来，在剑桥开始了学园生活。剑桥的第一所学院是彼得豪斯 (Peterhouse)，建立于1280年，原名为“伊利大教堂主教学者学院”。从剑桥开车出去30分钟，就到达伊利，那座雄伟的教堂依旧是市内最辉煌的建筑，当年的伊利主教想让学生们在一个偏僻的沼泽地带安静地念书，将他们安排在30英里之外那个叫“剑桥”的地方。几百年来，彼得豪斯的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给学生们提供食宿，而剑桥的学生起先是学习神学、哲学、数学，慢慢地，他们学习的领域逐渐扩展，生物、商业、计算机。剑桥的数十座教堂演绎着英国宗教的争端与变化，众多国王的塑像和旗帜也是权力更迭的历史痕迹，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求学的精神从没有过变化。17世纪的一位《圣经》学者，其职业生涯是这样被描述的：“他用日常讲座使学生打好了人文、逻辑和哲学基础，通过交谈明白了他们的天资各自更适合何种特定的学习后，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旦他们能够独自学习，便给每一个学生布置日课，但绝不把自己和学生禁锢在时间精确的讲座里。”在18世纪的头10年中，三一学院的一个学生要学习《人类理解论》、《上帝创世智慧》、《读史方略》等等，还要学习几何学。
如果以现代学术规范来衡量，那么剑桥荣誉学位的确立表明这一门学问的地位得到了肯定，1748年，数学作为剑桥的第一个荣誉学位考试被确立，1824年经典研究首设，1851年道德哲学首设，随后是法学和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 (1905)、英语(1919)、地理、人类学、考古。 1900年，英国大约有2万名大学生，其中1/3在牛津和剑桥，这说明这两座大学在英国历史上的垄断地位。1980年底，英国有25万大学生，其中8%就读于“牛剑”。从数字上看，这两座大学不再是英国大学教育供应量的主要部分。但它们依旧是英国最著名的学府。2008年，牛津大学45%的本科生来自英国 7%的最富裕家庭，剑桥的比例也差不多，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的权力已经不再重要，但那份精英的色彩从未消除。1977年以来，菲利普亲王一直担任剑桥大学的校长。
剑桥，这所保持着中世纪风貌的城市，这所800年历史的大学，留给世人最深的印象还是牛顿、培根、罗素，是黑色的学袍，但是，剑桥西区的科技园是英国的第一座科技创业园，这里的教授提醒我们： “剑桥不是一个古板的大学，他对未来与创新有充沛的热情。”用三言两语来概括剑桥并不容易，数百年来这样的评语层出不穷，19世纪三一学院的一位院长这样说：“作为一个学习的地方，剑桥难逃沉沦的命运；作为一个三流的水上运动场，它的未来不可估量。”一位勋爵这样说：“一所学院除了好教授之外，还需要一个好的花园。”一本小说里这样说：“这座城市里的石头、彩色玻璃、溪流、草地、树木和花朵被安排得如此错落有致，以便于更好地学习。面对这么一座城市，你怎么能无动于衷？”
纽曼的《大学的理念》是以牛津为模型写成的，如今英国人想到大学体制时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还是纽曼的文本，“存在两种教育模式，一种方式的目的是哲学的，一种方式的目的是机械的”。马修・阿诺德将绅士的培养转化为世俗生活的准宗教，他希望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都充分浸润在思想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然而，当你来到剑桥，那些有关大学理念的讨论都显得太过抽象，当你在克莱尔学院或国王学院的后花园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看着这个精英辈出的地方，你可能会想起阿诺德的那句名言，这句话可能是精英主义的真谛――让每个人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读书求知，这个自我提升的过程也许并不依赖于外部环境，不在于你在哪里读大学，而在于这种智识生活的愿望是否能长久存在于你的内心。
“启蒙之所，智识之源。”这句拉丁语是剑桥校训，但在纪念品商店里难寻踪迹，相比之下，那句玩笑话倒印在马克杯上：“我学得越多就忘得越多，那我为什么还要学习。”事实上，每个醉心于自我提升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答案。在赫弗书店的文具柜台，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笔记本售卖，其中一款，封面是吉本的语录： “未曾在学习上准备好，还没有思考的习惯，艺术与创作上也未经训练，我就打算写一本书。”这位牛津大学的学生写出了传世名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在10月份新学期开始之后，必定会有剑桥的学生带着这款笔记本去听讲座，去参加讨论课，去图书馆，开始自己的基础学习，培养思考的习惯。
剑桥大学副校长理查德・艾利斯说：“我们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地理和历史的因素：剑桥，英格兰东部，英国。”她在多次演讲中不断强调剑桥的特色――本科生教育、学院制，强调剑桥大学的价值观，“一个杰出的大学，其宏大而明确的抱负，是在知识的所有主要领域达至卓越”。
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最新的大学排行榜上，剑桥名列全球第二，在刚刚宣布结果的诺贝尔奖名单上，剑桥一位学者又为这所大学增添了一个获奖者。然而，对于一个大学的神话来说，他最令人着迷的地方还是小说家福斯特描述的最为恰当：“精神和肉体，理智和情感，工作和玩乐，建筑和风景，欢笑和严肃，生活和艺术，这些对应物在别处是对立的，在这里却融为一体。人与书籍互相支持，智慧与情感携手并行，思索成为一种热情，辩论因痴迷而意味深长。”
毕业典礼
2002 年的一天，丁理在一间黑暗的教室里看见国王学院礼拜堂的尖顶，那是一堂电影课，放映《火的战车》，新生哈罗德正乘坐出租车驶过1919年剑桥的街道，而丁理的兜里正揣着一份去剑桥读书的申请表，想着在这堂电影课之后请外教老师写一封推荐信。《火的战车》讲的是剑桥学生参加奥运会的故事，哈罗德到了学校后，就打破了庭院赛跑的纪录。庭院中的赛跑是三一学院的传统，相传要在盛宴之后，穿着全套的礼服，在正午钟声24响之内沿庭院跑完一周，也就是43秒之内跑完 375米。奥运会选手、现在的伦敦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曾经参加过这个比赛。
剑桥大学的许多传说都与学习无关，三一学院的正门口上方有亨利八世的塑像，他左手拿着一只金色圆球，右手本来是执着权杖，但被调皮的学生换成了一条桌子腿。对于有夜间攀爬癖好的学生们来说，换掉国王手中的权杖并不是一件困难事。《夜间攀爬者》一书在剑桥随处可见，这本书详细指导了剑桥每一座标志性建筑该怎么爬上去，记录了多年来在夜间攀爬中留下传奇的学生。1978年6月13日凌晨4点30分，两名学生爬上了剑桥大学图书馆的钟楼――剑桥目前的最高点，5年后，其中一人――皇后学院的博士杰弗逊，在秘鲁攀登阿特森拉杰峰时遇难。1958年的某一天，学校的评议堂，楼顶上摆着一辆奥斯丁牌小货车，校行政人员和救火队员商量着怎么把这辆车挪下来――肯定是工程系的学生，将这辆车拆成零件，爬上屋顶又组装起来，50年后剑桥还有人专门纪念了这次绝妙的攀爬。
更负盛名的一项运动是划船，徐志摩的诗：“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还有充满仪式感的晚餐。还有“May Ball”，每年6月的毕业舞会――男生穿燕尾服，女生穿礼服，彻夜狂欢，坚持到凌晨6点的人直接坐火车到伦敦，从伦敦坐火车穿越海底隧道抵达巴黎，在巴黎吃一顿醒酒的早餐――这顿巴黎早餐因太过奢侈而广遭批评，现在已经少见。“但舞会的票价还是很贵，要100多英镑，所以，能免费进入舞会现场又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真有人里面穿着燕尾服、外面套着潜水服在剑河里待上好几个小时，就为了混进舞会现场向别人吹嘘他没买票。”达尔文学院的一位学生说。
丁理如今已经在北京的一家外企工作，她说，每年6月底，剑桥接连3天举行的盛大毕业典礼，堪称整个城市的节日。“我所在的圣埃德蒙学院(St Edmund's College)管理严格，首先要毕业生持所在系所开具的学业证明向学院提出正式申请，得到批准后自动获得3张毕业典礼入场券，可邀请亲友前往。其后不久学院负责礼仪的教师会发来信函，讲解参加典礼的着装要求。此后教导室还会发信，三令五申典礼当日各项程序的重要性。”
典礼当天，丁理的妈妈花了半天时间帮她打理。毕业生统一先在学院礼拜堂集合，按照预先排好的队形，在主持老师带领下，向评议堂出发。当这一群群学生穿过剑桥的街道时，行人纷纷让开道路，忙碌的工作者也会停下手上的活计，大家目送着他们经过。丁理说：“当我穿上黑色长袍，背脊就情不自禁挺直了，神情举止也端庄起来，我也成了剑桥历史中的一分子，分享着牛顿、达尔文、拜伦的荣耀。”
那看上去清一色的黑色学袍大有讲头，袍子的长度、袖子、丝带、帽兜、扣子等部件都会因学院、专业、年龄和学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其繁琐程度即便是穿上的人也难以说清楚。如果有人穿着一件极其破旧的学袍去参加典礼，那便是他祖辈当年在剑桥读书时留下的遗物。这个典礼也自有其论资排辈的一面，第一天上午参加典礼的是三一学院、国王学院这样历史悠久的大学院，等到第三天，评议堂的草坪已经被践踏得有些苍凉之时，丘吉尔学院、菲茨威廉学院这些新晋学院的学生们才开始典礼。这样的“不平等”也是一项“剑桥传统”，每年发放考试成绩也是在评议堂，各系学生都会在公告栏里看见自己的成绩，唯独数学系，成绩单是从二楼扔下来的，为什么他们这么特殊？不知道，也许因为他们有牛顿。
在丁理的记忆中，毕业典礼是庄重、肃穆的，手执权杖、头戴方巾的院士依次从右首的一扇门进入大殿，簇拥着一位身着红袍、外裹羊毛毡披的老者，那就是主持毕业典礼的副校长。站在校长左方的礼仪官手持名册，念学生的名字。整个典礼用拉丁文进行，许多学生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个字也听不懂。学生们4个一组，被念到名字时与主持老师缓步上前，主持老师摘下帽子，向校长深施一礼，把帽子扣在胸前，朗声念出一段拉丁文，大意为：尊敬的校长及大学，这几位学生的才能和品德都值得授予学士(或硕士或博士)学位，在此我可以向您和整个大学发誓。丁理回忆说：“主持老师宣告完毕，便退到一旁。礼仪官叫到我的名字，我趋步上前，跪在校长面前，双手合十，由她握在手里。校长注视着我，用拉丁文为我祝福：我以我所拥有的权力，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授予你哲学硕士学位。”
赵凤仪(Fonyee Walker)毕业的时候穿的是别人的鞋。“我差一点没能毕业，因为穿着不合规范。剑桥的穿着要求非常严格。毕业那天，我带错了鞋子。我进评议堂的时候，有人阻止我，说不让进。我问，为什么不可以，我今天要毕业，父母都从加拿大来了。他说，不行，你的鞋子是塑料底。规定是这样的，鞋子必须是皮质的，必须黑白。然后他问我穿几号的鞋，就帮我借了一个男生的鞋。结果，我毕业的时候，穿的是另一个人的鞋。因为这个，我所在的皇后学院还被罚款，他们要送给学校的行政人员12瓶葡萄酒――是的，不要钱，就要酒。”
赵凤仪是英籍加拿大人，在马来西亚出生，之后搬到香港地区，接着再搬到加拿大，然后又搬回英国。1999年，她从澳大利亚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去剑桥读博士。“剑桥有很多奇怪的传统风俗，毕业典礼就非常奇怪。毕业生都要握着校长的手指，每人一个，没人去握校长的大拇指。可能是没有人喜欢去握人家的大拇指，所以，一次只能毕业4个学生。这个场景非常滑稽，你穿着长到地上的袍子，还得握着另一个人的手指，并持续很长的时间。”
学院制
到达剑桥的旅游大巴大多会在皇后街停下，游客们沿银街走上3分钟就能看见剑河，以及剑桥的标志性建筑――皇后学院的数学桥，传说中这座桥是牛顿设计的，没有一颗铆钉，但后来有一位学生不服气，将这座木桥拆掉，重新搭建的时候不得不使用了铆钉。每年6月，会有很多参加完考试的学生从这座桥上跳入剑河游泳。剑河中来来往往的都是乘船的游客，右手边可以看到国王学院，左手边便是国王学院的“后花园”，经过克莱尔学院桥，左手边的克莱尔学院花园幽静迷人，然后是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到达耶稣绿地旁的水坝折返。由这道水坝再往前，才是剑桥大学各个学院的划船队训练的水域。
如果没时间乘船，那就沿银街向前，到国王街(King's Parade)，马上就看到了剑桥另一个标志性建筑――国王学院的礼拜堂，亨利六世建造这所学院之初，是为了接受伊顿公学的毕业生，直至1865年才有第一位非伊顿公学的学生入读。学院建筑显示出王室的气派，但那座礼拜堂刚开始修建，玫瑰战争就打响了，王室资金紧张，直到亨利八世时，礼拜堂才修建完毕。如今，让这所礼拜堂闻名天下的是国王学院唱诗班，每年圣诞夜，BBC都会转播国王学院唱诗班在礼拜堂中的演出。如果时间凑巧，游客们有机会听到唱诗班的晚课。
走进国王学院的庭院，穿过剑河，来到后花园，就能看到徐志摩的诗碑，一块岩石上刻着他那句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当年到国王学院听课，但并没有在这里拿到任何学位。这所学院最受推崇的毕业生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学院旁有一过道名为“凯恩斯过道”。小说家E.M。福斯特终老于国王学院。
沿国王街继续向前，就是举行毕业典礼的评议堂，然后是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这所学院中最著名的院士是剑桥大学一个智力的象征――斯蒂芬・霍金，学院中的斯蒂芬・霍金楼，是剑桥标准最高的学生宿舍，从2006年10月起为本科生提供住宿。学院的三道门分别叫做“美德”、“谦逊”和“荣耀”，“荣耀之门”正对着评议堂，只有毕业典礼或哪一位院士去世，这座门才会打开。
所谓“学院”，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学生宿舍、食堂、教堂和图书馆。国王学院由亨利六世创建，冈维尔与凯斯学院1348年由冈维尔牧师创立，约翰・凯斯医生在 1557至1559年担任学院的院长，他为学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并扩建了学院的建筑。这所学院有良好的医学传统，因为第一个详细论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就是这所学院的院士。这些古老学院构成剑桥绝对的“市中心”，老学院的大多数宿舍都提供给本科生和院士居住，申请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的人同时要向某一个学院提出申请，学院可以接收各个专业的学生，这样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旁边就住着院士，以形成一种“复杂的生态”。只有3所英国大学采用这样的“学院制”，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学院是一种私有制，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财产，比如三一学院就是英国的大地产商，他们计划买下伦敦的“千年穹顶”，出租场地举办音乐会，他们在法国有自己的酒庄，是剑桥最富裕的学院。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是剑桥大学历史上第四古老的学院，也是目前第三富有的学院。而大学是一种公有制，大学由各个系构成，各系的建筑散落在剑桥市的周边地区。一位剑桥博士这样说： “在这里拿个博士没什么特别的，但如果你是从伊顿公学、拉格比公学毕业，在剑桥或牛津读了本科，那就很特别了。这说明你在人生最关键的成长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至今英国还有‘剑桥帮’、‘牛津帮’、‘伊顿帮’的说法，可见一所中学也会很了不起，奥威尔怎么样？伊顿公学毕业，没上过大学，也没拿过博士。”剑桥的学院的确把老宿舍留给了本科生，三一学院、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和圣约翰学院感到研究生人数过多带来的压力，在1964年联合出资创立了只招收研究生的达尔文学院，名称是为了纪念达尔文家族，而达尔文本人毕业于剑桥的基督学院。
剑桥1869年建立了只招收女生的格腾学院，距市中心达4公里，之所以这么远就是为了让女生躲避剑桥男生的骚扰。格腾学院直到1977年才接收了第一个男院士，1979年才开始招收男生，学院院长史翠珊女士(Marilyn Strathern)这样向我们解释“学院制”的特色：“大学的各个系，主要是以讲课的方式介入学生的生活，而对许多学生来说，学院的老师才起到督学的作用，各系图书馆是学生们的专业需要，各学院的图书馆是学生们自学的需要，学院对学生起到‘看不见的教育作用’，不同专业的学生住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兴趣，划船队、晚餐、戏剧社都是由学院来组织的，生活从来不应该是统一步调和统一框架下的，学院制就是要让学生们生活在一种‘复杂性’之中，要让学生们有一种在不同场合转换自己的能力，一个人有许多侧面，但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学生们必须在一种‘复杂性’中生活，才能认识一个超越大学的世界。”
1871 年建立的纽纳姆学院是目前剑桥大学唯一只招收女生的学院，学院的导师(Senior tutor，除院长之外最有权力的人)阿普特女士(Terri Apter)对本刊记者说：“培养绅士和淑女，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剑桥的学生们的确还愿意谈论绅士和淑女这个话题，纽纳姆学院现在还只招收女生，我们会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不过要说学院更偏重本科生教育，我可不同意，剑桥的研究生也受到了很好的生活上的照顾。剑桥本科教育的特别之处是，除了系里面的讲课之外，学院会安排‘督学’，也就是由富有经验的老师组织上讨论课，在其他一些大学，有经验的老师给学生讲课，小组讨论则由研究生代课。剑桥不是这样，剑桥各学院的老师会起到‘身教’的作用，但这不是给学生树立一个‘道德模范’，教师应该向学生展现如何思考，如何提问，如何开展研究，如何寻找证据，如何辩论，辩论是为了让学生对自己写下的论文更有信心，想得更远。”
三一学院
国王街终止处，就是三一街的起点。在评议堂对面，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书店，或者说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在这个书店转上几分钟，最令人震撼的一个书架是 “剑桥历史”，我们都已经很熟悉那套《剑桥中国史》，从秦汉一直到《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皇皇10余册，但只是书架的一排。《剑桥中世纪史》、《剑桥伊朗史》、《剑桥东南亚史》、《剑桥俄罗斯史》等同系列史书排在一起，俨然是一个历史方阵，如果二十四史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柜来陈列，那么剑桥品牌的世界历史也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柜。
走到三一街上，就看到剑桥更著名的一个书店――1876年威廉・赫弗创办的赫弗书店，现在属于布莱克韦尔(Blackwell)书店，但还保留着赫弗书店的原名，书店橱窗里陈列的图书都和剑桥有牢固的关系――霍金的《时间简史》，世界上每一个追求智力生活的人大概都买了这本书；现任三一学院院长马丁・里斯的《六个数字：塑造宇宙的深层力量》，这位天体物理学家的这本著作1999年全球26种语言同步出版；泰德・休斯的《生日书简》，这位诗人当年在彭布罗克学院的宿舍里经常留宿女生，并且将她们洗完的内衣晾在窗外。橱窗里没有小说――伊夫林・沃的小说《旧地重游》在英国许多书店里都有数个版本，那是一本和牛津大学有关的小说，作者毕业于牛津大学，小说也描述了牛津的大学生活。《独立报》一位记者曾经撰文讨论，为什么剑桥没有一本能和《旧地重游》相比美的“剑桥小说”――剑桥有小说家福斯特、纳博科夫、拉什迪。福斯特说过，“剑桥对一个作家来说不是什么好地方”。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里谈论过剑桥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去过大学图书馆，连打听图书馆在哪里都没有。“我不清楚，有没有人前来剑桥大学，寻找我的足球鞋钉在黑色泥地里留下的痕迹，或调查我穿过庭院前往我的导师的楼梯时留下的影子，但我走过那些令人敬仰的墙壁时，我比游客更饶有兴趣地想到了弥尔顿。”
在赫弗书店转上半小时，出门之后，走上几步就看到了三一学院。剑桥有时候会骄傲一下，告诉游客，这所大学出的诺贝尔奖得主比整个法国或者整个德国都要更多。在牛津和剑桥的诸多学院里，三一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最多，至今共有31位，这所学院无疑是剑桥最富有、声名最显赫的学院，门口右侧的草坪上种着一棵苹果树，那就是“牛顿的苹果树”，牛顿是在家乡的苹果树下被掉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然后提出了 “万有引力定律”，三一学院门前的这棵苹果树是1954年从牛顿家乡林肯郡移植过来的，几乎不结果。
牛顿当年居住在三一学院大庭院的E单元，每周都有人提出要进入那个房间拍摄，但那里依旧作为院士的宿舍在使用。牛顿的塑像是第一个被搬进学院礼拜堂的，随后有培根、拜伦等人的塑像被送入礼拜堂或图书馆。剑桥大学计算机教授罗斯・安德森(Ross Anderson)说：“正如火灾使森林获得新生，一个杰出的大学也使人类文化获得新生――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理解都发生了改变。剑桥大学一直是最热的喷火器，牛顿、达尔文、DNA，都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剑桥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最富有创造性的破坏性机构，那些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在17世纪的培根、牛顿及其同时代人之中。”
三一学院雷恩图书馆的屋顶上伫立着4座石像，代表的是4门最古老的学科：神学，法学，物理学和数学。图书馆中有5万多本1820年前出版的图书，这里保存着弥尔顿的手稿，也保存着《小熊维尼》的手稿，该书作者米尔恩是三一学院的学生，维特根斯坦的遗作和手稿也保存于此。福斯特在一篇小说中这样谈论三一学院 ――人们既无法忽视他骄傲的光彩，也不能否认他的优势，虽然这里几乎没人费心思去强调他。我们来强调一下，《金枝》一书的作者詹姆斯・弗雷泽是这里毕业的，“科学家”这个词是1840年由三一学院的院长创造出来的，麦克斯韦尔是这里毕业的，哲学家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也属于三一学院。
除拜伦之外，三一学院还有一位伟大诗人，丁尼生1838年写过这样一首诗：“我走过长长的酸橙树甬道/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门上是别人的名字/我徘徊不前，里面一片嘈杂声/男孩们拍掌、干杯、跺着楼板/我们曾在那里辩论过/一群年轻的朋友/争辩思想、艺术/工作和改变了的集市/还有国家的整个体制。”如今，丁尼生的塑像也竖立在雷恩图书馆内，注视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这里学习和思辨。
罗素在自传中描述过自己初到三一学院的经历，他不知道厕所在哪里，也不好意思向别人询问，他经常因为性的冲动而在深夜跑步，他说在剑桥的最大收获是“一种智力上的真诚”。然而，就是因为某种真诚，罗素曾被三一学院开除――他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表了过多的和平主义言论。
罗斯・安德森教授认为，三一学院开除罗素是干涉“知识自由”，他说：“我们该如何让剑桥保持名列前茅？从历史中获得的重要教训是，学术的自治和知识自由是很重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教会或者国家都曾试图对我们进行干预，要控制我们。这些措施从未取得过预期的效果，但往往在一段时间内令我们停滞不前。最糟糕的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我们不被允许承认不信奉国教的新教教徒。剑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学者的自治社会，而不是像诸如博洛尼亚大学那样起源于那种学生联合起来聘请教师的社团。时间已经证明我们的模式是最好的。”
暑假之中，大门上贴着一则告示：只对本学院院士和学生开放。这就把游客及其他学院的学生挡在了门外，这所学院的院长还要由王室任命，新院长到任之时，要在门口把委任状交给门房，门房将委任状送到院士集聚的会议室，然后院士们排队去打开大门，将新院长迎接进来。如果你被这样的礼仪传说所震慑，很可能就错过了参观三一学院，事实上，直接推门进去也未必受到什么阻拦。拜伦在这里上学的时候，学院规定学生不得养猫、狗之类的宠物，于是他就养了一头熊。牛顿在庭院里测量声音的速度，他在这里生活过35年。爱德华三世塔楼上的钟声每半个小时就敲响一次，好像在提醒你几百年来时间都是以固定的步调流逝，而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如此密集地会聚着如此多的精英。
老鹰酒吧
从皇后学院到三一学院，专心走路的话，也就用5分钟的时间。如果走得快一些，能走到圣约翰学院门口。这是剑桥最为核心的一条路。在每年发放给新生的“剑桥小词典”上，是这样解释“长距离”的――在剑桥走路超过5分钟的，就算是长距离了。这个小词典是这样解释“剑桥”的――这是个形容词，用来形容那些特别有个性的学生的生活，他们总做出某些极端的事情。“NARG”――指那些刻苦读书、长相难看、穿着差、社交有点儿障碍的男生。“辛蒂”――这不是人名，而是指剑桥唯一的一家夜总会，经常带有贬义。“国王路跑步”(King Street Run)――这不是真的跑步，国王路比国王街(King's Parade)长，这项运动是指在这条街道上的每一家酒吧都喝上一杯啤酒。
剑桥的土地几乎都为各个学院所拥有，学院自然不愿把自己的产业出租给夜总会，更不要说色情场所。但这座10万人的小城拥有200余个酒吧，剑桥学生曾经手绘 “剑桥酒吧地图”，标明各个酒吧的位置，号称要在大学期间喝完所有的酒吧，但并没有记载哪一个学生曾经完成这个壮举。事实上，各个学院的酒吧就是喝酒的好去处，外面的酒吧一杯啤酒2英镑，那学院里的啤酒只卖1英镑，让学生喝到便宜的啤酒是一项学生福利。当然，到各个学院的食堂去吃饭，看看哪个学院的伙食最好，更是学生们乐此不疲的事。
剑桥最著名的酒吧可能是“老鹰酒吧”，暑假期间，这里到晚上依旧座无虚席，而旁边的另一家 “巴斯酒吧”则门可罗雀。“老鹰酒吧”的传奇之处在于，20世纪50年代，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经常在本尼特街上的这家酒吧吃午餐，他们以卡文迪什实验室为基地，建立了DNA结构的模型。在《双螺旋》一书中，沃森提到，1953年的一天，克里克冲进“老鹰酒吧”，大声宣布“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沃森觉得，这样说为时尚早。但克里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不记得自己曾这么冲动。不论当事人如何记忆，这座酒吧的一张桌子背后的墙上已经镶嵌了一块铜牌――克里克和沃森在这里宣布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在这张桌子前抬头望去，天花板上是“二战”遗迹，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用打火机和蜡烛在天花板上烧出自己的名字和部队番号，他们从剑桥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出发去轰炸德国。
从老鹰酒吧走上200米，就是老卡文迪什实验室，一块铭牌这样记录：“1897年，J.J。汤姆逊在这里的老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电子，后来它被确认为物理学的基本粒子，这是电子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卡文迪什实验室1874年由麦克斯韦尔创建，并担任卡文迪什实验室物理学教授，1974年，实验室搬迁至剑桥西部的“科学园区”。
在“老鹰酒吧”里，一位物理系博士生这样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搬迁改变了卡文迪什的风水，这里一共产生过28个诺贝尔奖得主，但搬到西边之后，地方是大了，但好像只拿过一个物理奖。约瑟夫森教授是1973年拿的诺贝尔奖，他是三一学院的学生，计算出超导结的隧道效应时还是研究生二年级学生，现在我每次在草坪上怀疑人生的时候，老能碰见约瑟夫森，老头儿也在那儿怀疑人生，他现在发表的论文是《超自然证据及其对意识的含义》，就是说，他主要研究人间有没有鬼，特异功能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银街之上，有一家名叫“Anchor” 的酒吧，入口处也挂着一副铜牌――60年代，这里经常举办爵士音乐会，当时席德・巴雷特经常来这里听音乐。席德・巴雷特生于剑桥，但他没能在这里读大学，他是伦敦一家工艺学校的学生，搬到伦敦后，他创立了平克・弗洛伊德乐队。2006年，席德在剑桥的家中去世。那位物理系博士转战Anchor酒吧，继续讲述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八卦：“剑桥物理系最大的失误是放走了玻尔，玻尔当年想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做研究，但不知怎么，剑桥没有收留他，他在剑桥踢了几个月的足球，就转到曼彻斯特去了。”从Anchor酒吧转战 Granta酒吧，物理系博士只能听另一位文科学生讲典故了：“Granta本是剑河的一条支流，这也是剑桥一本文学杂志的名字。”
豪饮之风也是学院间的传说，莫德林学院的划船队，入队仪式就是连干3品脱啤酒，第三杯中掺入威士忌。走在剑桥的街上，也经常能看见酒铺，售卖各种葡萄酒，许多酒瓶子上贴着学院的标签，表明这是某某学院特制的酒。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陆建德，1983年从复旦毕业后去剑桥读博士，他对剑桥的酒文化印象颇深――许多老教授的书柜后面就放着一排一排的空酒瓶。有些老师的酒量很大，一个没有多少人参加的讨论会开完，可能10瓶葡萄酒就没有了。
赵凤仪在剑桥期间曾经担任“剑桥品酒队”的队长。“每个礼拜我们会开一个盲品会，打开12款酒，大家一起品，然后讨论酒的品种、年份、葡萄种类、地区等等。每年的春天，我们跟牛津有一个盲品比赛。赢得比赛的人可以去法国旅游。盲品所用的酒来自赞助商。据我所知，没有几个大学有这种盲品比赛。这个比赛从 1952年开始，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在剑桥，这个比赛太现代，太时髦了。”
尽管是暑假，沿剑河划船，岸边酒吧上年轻人豪饮的场面还是会让人遐想，等1.6万多年轻学生都开学了，酒风该多么浩荡。相比之下，抽烟好像已经 Out了，在Rose Crescent街角Fcuk商店外的墙壁上，还有一块铜牌，上面是剑桥学生1862年作的一首诗，名为《烟草颂――献给烟草行》，有中国访问学者试译全诗，其中有这样几句：“你使晨曦增媚，你使午餐填味，黄昏之乐尤最”；“我有五六兄弟，抽烟无妨友谊”。100年前，身着学袍抽烟是违反校规的，如今，学院里全面禁烟，即便花园里也不能抽，据说，剑桥学生大多遵循此规定，最过火的行为也就是在宿舍里偷着抽两根大麻。
大学城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莉女士是剑桥土地经济系博士，在她看来，剑桥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大学和学院对城市的建筑、景观和社会生活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牛津虽然历史更为悠久，但由于周边汽车工业的发展，牛津的人文氛围遭到侵蚀。她说：“Mini车产自牛津，这就带来很多蓝领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剑桥周边的企业大多是学校的科技创业型企业，基督学院对面的那家大购物中心，4万平方米的面积，当年兴建之时也反复论证过多次。”
田莉介绍说，多年来，剑桥大学的学生以及大学雇员的总数一直占剑桥市总人口的30%左右，20世纪上半叶，剑桥人口从1900年的6.25万增加到1950 年的10.4万。1950年的剑桥规划认为，应该控制人口规模保持剑桥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同时要让大学相关人口占据固定的比例，避免出现牛津汽车产业从业人口暴涨的现象。2002年全英人口普查表明，剑桥总人口约10.88万，其中 28%为剑桥学生和大学雇员。这显示出，50年前剑桥城市规划的长远战略眼光和此后50多年城市管理的有效贯彻。“当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剑桥的房价很贵，几乎与伦敦不相上下。”
福肖 (Alec Forshaw)20世纪50年代在剑桥长大，2003年母亲去世，他在收拾老房子的过程中翻出了家庭相册、剪报本，然后动笔撰写一本自己的剑桥回忆录。他说，有关剑桥的历史书有太多了，但这一本是关于在这个城市里度过童年时代的书，它会让读者发现，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直到1958年，剑桥的牛奶还是靠马车运输，每天早上7点之前送到每家每户的门口。那个时候，市中心的两家大型超市还没有开张，集市街附近是一家一家的小商铺，你要花几个小时排队买奶酪，再排队买肉，再排队买咖啡。1969年，福肖进入剑桥的耶稣学院读地理，他说：“在自己家门口上大学是什么感觉？街道的确很熟悉，但还是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上大学是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我的父母都不为大学工作，所以我对剑桥大学并没有家庭的亲近感，我的确在好多学院的花园里玩耍，但从来没有进入过学院的建筑物，在被耶稣学院接收之前，我只去过那里一次。”
耶稣学院在集市街之东，守着市中心的一个角落，以庭院中陈列的艺术品为特色，在安静的午后步入耶稣学院，能立刻发现它与国王学院、三一学院截然不同的气质。这里原本是一家修道院，15世纪时被改造为剑桥的一所学院，但还带着一丝静修的气氛，因为仲夏绿地和耶稣绿地这两大块草坪就在学院旁边。学院操场两倍于校舍面积，依次有足球场地、网球场地、板球场地、橄榄球场地、射箭场地和体育馆，剑桥许多学院的体育场都在城外，能在宿舍之外拥有这几片球场是难得的奢侈。庭院中有三两名妇女对着学院收藏的雕塑临摹。出资收藏雕塑的主意是80年代担任耶稣学院院长的一位考古学家提出的，他认为，考古和艺术是相互平行的。
福肖还记得50年代丘吉尔到访剑桥，为新创建的丘吉尔学院栽种一棵树，这所新学院的建立是为了比肩麻省理工学院，为英国培养更多的理工人才。新学院的出资者也并不全是丘吉尔这样的大人物，1981年，英国女王为鲁滨逊学院主持创建仪式，鲁宾逊原来在剑桥父母所开的自行车商店工作，尽管在剑桥自行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但并不可能让他赚太多钱，他后来成为赛马场老板，发财之后创建了以自己家族命名的新学院。这些新学院大多在城市的西郊，而与耶稣学院在城东比邻的是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和基督学院。
这两所学院各有两位出名的校友，基督学院的庭院之中有一棵“弥尔顿桑树”，有一条“弥尔顿小巷”，这自然表明弥尔顿在基督学院的地位，另一位校友的身影在剑桥随处可见，那就是达尔文。2009年适逢《物种起源》发表 150周年，所以菲茨威廉博物馆等地方都在举办有关达尔文的展览。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两位著名校友是克伦威尔和福尔摩斯，学院门房中出售两本小册子，讲述这两人与学院的关系。据说，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经常闹鬼，学生们相信，是克伦威尔的幽灵总要回来看看，这位革命者在学校里并不认真学习，父亲病故后他也辍学在家。克伦威尔死后，保皇党将他的尸体从西敏寺挖出，斩首，1661年，首级悬挂于西敏寺上方示众。这番死后不得安宁的折腾也许是闹鬼说的起源，奇妙的是，人人都相信。1960年，悉尼・苏塞克斯学院找到了克伦威尔的首级，经过一系列科学验证，证明那的确是300年前的那个革命家的头颅，头颅被埋葬在学院礼拜堂附近，只有院长和财务主任知道确切的地点。这则故事多少还有些影子，克伦威尔的肖像画的确挂在学院食堂里，每逢有皇室成员到访，总用帘子再把他遮起来。但福尔摩斯就读于该学院的考证则完全是创作，不过，这位虚拟人物能在伦敦的贝克街上拥有一处“故居”，自然也不介意被当做悉尼・苏塞克斯学院的校友，在这里研读过生物学和解剖。考证福尔摩斯是剑桥而非牛津毕业的一大证据是，当年牛津的校规是，学生必须住在校区的宿舍，剑桥规定学生可以住在圣玛丽教堂3英里方圆之内，小说中曾提到，福尔摩斯没有住在大学宿舍里。
学习
莎拉・埃尔森(Sarah Ellson)如今在伦敦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1990至1993年在基督学院攻读社会学，随后又拿到一个法律学位。她说，剑桥、牛津的本科学位并不总能在就业市场上畅通无阻，所以她需要另一个学位。“我觉得，剑桥的教育观念更多是培养学生的思考方法和精神生活习惯，而不是实际技能培训。剑桥的许多老师的确拥有世间最聪慧的头脑，如果我现在回到剑桥读书，收获肯定比我19岁时去更大。”
莎拉在音乐会上演奏大提琴，参加过话剧演出，但在剑桥最骄傲的事情是1993年作为学校女子轻量级划船队的一员击败了牛津队，这是6年来唯一一次胜利，她和她的丈夫就相识于基督学院的划船俱乐部。“我们生活在那么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美丽的记忆，我们从船屋骑车去听课，一起逛酒吧，在花园散步，在重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真实的世界之前能有那么一段时光真是幸运。”
剑桥大学博士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如今也生活在伦敦，担任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校舍位于伦敦布卢姆茨伯里，紧邻大英博物馆和大不列颠图书馆。她说：“我离开剑桥的原因很简单，剑桥大学不能给我提供一个终身教席，剑桥的传统是每个领域只有一个教授，尽管这些年来教授的席位在增加，但在那里获得一个终身教席还是不容易。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我在剑桥度过了4年愉快的教学生涯，我喜欢那里，我的丈夫还在剑桥大学的英语系工作，所以我能同时享受剑桥宁静的生活和伦敦的生活。”
朱莉娅・洛弗尔在剑桥读中文，她说，做这个选择不是因为李约瑟或者哪位汉学家的影响，而是她在某一年的圣诞假期看了一部“007”电影，影片中邦德有这样的台词――我在剑桥学东方学。“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和詹姆斯・邦德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从历史系转到东方学系。系里的老师很好，剑桥在学习外国文化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特别是印度和古希腊研究，可我是个笨学生，头3个月我记不住任何一个中国字。我的老师花费了太多时间帮助我，我有时会觉得，能有机会在剑桥读书是一种特权。如今，剑桥生活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自由的感觉，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干――学习，戏剧，音乐，体育――我是个很差的足球选手。”
在 9月暑期到访剑桥实在有不合时宜的感觉――每年暑假，会有一家剧团在各学院的草坪之上轮番上演莎士比亚的话剧，但他们已经演完开拔了。剑桥电影节还没有开幕，免费音乐会也屈指可数，倒是各类体育俱乐部已经把招收新会员的广告打了出来――板球、橄榄球、马术、自行车、划船，后两个体育项目中，剑桥出过不少奥运会冠军选手，自然是这里的热门。但乒乓球也有俱乐部，土地经济系另一位中国博士邓亚萍只在乒乓球俱乐部出现过一次，打败了剑桥排名第一的男选手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这样回答我们的提问：“剑桥的老建筑的确让人兴奋，但我在剑桥关注的两点是女孩和创作。在本科毕业之后，我的确有机会在那里读博士，或者到哈佛大学去念历史学博士，但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没有接着读学位。”德波顿目前经营着他2008年创办的“生命学院 ”(The School of Life)，这所学院设在伦敦的市中心，更类似一个能举办沙龙的小书店，他说，他创办这家“生命学院”是为了教授人们“赖以生存的观念”，以激励人们通过阅读和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希望能挑战传统的大学，重新组织知识的架构，远离教化的知识。尽量给予人们本该是大学所给予的：通过文化的帮助获得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智慧。
年轻的莉娅(Liya)本科时以欧盟学生身份就读于基督学院，今年将前往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是一位德国籍的华人，之所以选择在剑桥而不是在德国上大学，她说：“剑桥的本科生教育采用导师制度，这是它最好的地方。相比之下，德国的大学教育过于自由化，没有人进行管理，学生和教授之间也没有太多联系，不像剑桥那样，学生每周会和导师面对面地讨论自己的作业。”
这个年轻姑娘对于大学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剑桥的最大缺陷是过于实用主义 (Pragmatism)，剑桥从来不会启发学生去问自己：我在大学学习的内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还是社会，还是文化？这和英国的实用主义教育传统是有关的。而我在德国得到的体验是，教育的目标是人本主义的 (Humanistic)，一个人进入大学后要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要和社会建立起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才真正变成一个公民。实用主义的好处在于它的宽容，它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观点。但过于宽容的危险在于，学生不再去思考学习的意义，大学成了就业培训所。剑桥学考古的学生，第一年都会去伦敦的投资银行找实习。而理论上，大学的本意应该是培养研究者。如果进入大学只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职业空间，那么大学是无法尽到它对社会的责任的。但是很可惜，很多大学都屈服于一种经济理性。比如，剑桥原本有一个梵语系，但是后来被裁撤了，理由是缺乏经济效益。剑桥把很多的资金都给了商学院，而许多的文科系所包括我们政治系，都有财政问题。”
年轻的莉娅在接受采访之前就提醒我们，“我对剑桥可是有一大堆批评的”。她说她本以为剑桥是一个思想的天堂，可能在街上交谈的两个人都会在讨论一些深刻的话题。但实际并不如此，于是她就联合几个同学创建了一个思想者联盟(Thinking Society)，每个月都会挑选一个大的话题进行讨论，比如：何谓思考？何谓生活？知识分子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的大学是不是一个自由思考之地？他们请教授来就这些问题进行演讲。“一开始我以为，学院越老越好，但后来才发现那些新一点的学院可能更为开放。比如克莱尔霍学院(Clare Hall)，他们的研究生和教授是在一起吃饭的。而剑桥的传统是就餐时学生坐低桌(Low table)，教授坐高桌(High table)。这些传统有时候徒有其表，比如在正式晚宴(Formal dinner)上，就餐前院长会念一段拉丁文，而剑桥学生至少80%都不懂拉丁文。因为英国的高中教育进行改革后，已经不再要求学生学习拉丁文了。剑桥的传统和社会的发展没有发生联系，大部分人并不理解这些传统，喜欢它们也只是因为神秘感。我认为，剑桥不能仅仅保留传统的形式，而应当去思考其中的意义。”
考试
“在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里，裘德会用拉丁文背诵赞美诗，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有资格进入基督学堂，也就是牛津大学，那是100多年前了，那时候拉丁语和希腊语是牛津和剑桥入学的必考科目，想拿到学位也要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而这些经典课程本就是大学当时能教给学生的少数几门课程之一，如今，掌握拉丁语对进入剑桥学习依然很有用――它表明你有严谨的思维，而且能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源。”剑桥大学古典系教授玛丽・比尔德女士对我们说，“拉丁语在剑桥还经常被使用，餐厅祷告、毕业典礼，许多学院的塑像上也是拉丁文。我们古典学系有100多位本科生，有些人在高中时就学习过拉丁语，但许多中学的确取消了拉丁语课程。”
剑桥博士殷海洁(Heather In-wood)，高中毕业时考的是法语，他说：“初中毕业考试(GCSE)，高中毕业考试(A-levels)，还有剑桥大学的考试，我都记忆犹新。至于哪次压力最大，很难判断，这3次考试经历一直到现在还时不时重复在我的噩梦里。英国的A-levels跟中国的高考不同，这时候学生一般都申请好大学了，有的参加过面试，已知道哪些大学想要录取你。唯一条件就是要满足这所大学对你考试成绩的要求。剑桥大学的门槛要偏高一点，通常要求学生考3个A，成绩出来的前一夜，我做了无数次关于考试成绩的梦，从B级到根本就不存在的Z级，几乎全部英文字母都在梦里出现过，出了一晚的汗，就是没有梦见那3个该死的 A。醒来后，该拿的成绩都拿了。到了剑桥后，发现大学的考试制度是另一种情景。虽然英国的高中倾向于训练学生的独立思想和写作能力，但学生通常能够想到一些技巧应付考试。比方说，为了准备高中的法国知识考试，我将11篇事前写好的法语文章全都背下来了，考试那天只要看一眼文章的题目，语言和内容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滔滔不绝地流出来。可惜，这样的技巧到了大学以后就不管用了。剑桥的年末考试考的并不仅是学生所积累的知识，也没有多项选择的问答题，考的是思辨能力。课程作业所占的比例也很小，每年的成绩主要取决于考场上的表现。剑桥的考场是个什么样子呢？学生整齐地坐成几排，每两个人之间都隔一个空位，以免学生作弊。监考老师们都一身黑色的袍子，外面还有人陪学生去上洗手间，考试时限往往为3个钟头。每个人的成绩出来后，都会先贴在大学评议堂外面的公告栏上，这样做会给学生施加很大的压力，因为谁都能知道你考得怎么样。”
玛丽・比尔德说，她还是会经常做有关考试的噩梦。30多年来她只是监考，但在梦里总会坐到课桌前，准备拉丁语或希腊语考试，却发现考卷上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我相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剑桥的考试都是一个噩梦！”
剑桥政治系讲师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硕士之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随后在剑桥谋得一个教席，她说：“要我看，剑桥本科生在入学的时候，其潜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生差不多，但经过3年的本科教育之后就大不一样了。剑桥一年3个学期，10月开学，圣诞放假，然后再开学，复活节又放假，6月份考试完又放暑假，每个学期上课的时间也就是8周。这里上课，老师是不许点名的，没有点名的权力，但学生们读书的气氛很浓。在剑桥的食堂里，你能听到两个学生在讨论苏丹的问题，或者最近有关伊朗的新闻多了，那么来听伊朗政治课程的学生就会多起来，这会让我想起《白人男子的责任》这本书，有公共意识的基础和氛围，在剑桥学政治就不是那么费解的一个选择。”
刘瑜教现代中国政治，给学生的考试题包括这样的题目：“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起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她说：“考试一般会给学生6到8个问题，你选择3个来论述，这个题目大吗？你不妨看看政治理论课的题目――‘西方还有未来吗？’‘人们为什么要投票？’每道题目学生可能都要用1500个单词来回答，会考验你掌握材料、事实和分析的能力，而评分的一条准则是，学生除了论述自己的观点外，必须给出一个反面的观点。这样的题目，相对来说就是鼓励胡说八道，但只有大题目，才能形成一种和先人对话的机制，这是让学生有一个大的思想框架，而不是过早陷入到细节中。”
2000 年秋天，何进到剑桥大学读硕士，他说：“负责我们课程的老师是约翰・克利维尔博士，他要给每一个学生单独辅导。我们班10个人，来自欧、亚、非三大洲8个不同的国家。原计划每周每个学生辅导一小时，实际上每个人都远远超过一小时。他曾用两个小时给我讲一道题，那是一道我非常有把握的题目。先读懂题面，抓取重要数据，再根据情况挑选正确的公式，把数字代进公式，算出最终答案了事。我那道题的答案就是一页A4的纸，大半页都是数字、公式和计算，还有几行文字说明。他看看这张答题纸问我，这一大堆数字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有点懵，这东西你知我知，那还用说。然后他又问，这几个公式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我们研究的是物理而不是数字，一个物理老师拿到一份物理题的答案，想看的不是数字，而是学生对物理的理解。不但数字不重要，而且公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对物理学原理本质的把握。理性的思路应该从最基本的物理假定入手，首先罗列半导体理论的所有假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每一个假定、每一种情况、每一次选择、每一层因素都要完整地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导出正确的物理公式用于计算。原来一页A4的纸，后来密密麻麻地用了整整5页，添加了大量的说明、讨论和图示。一道题贯穿了半导体物理学的整条脉络，看到老师陪我一起做出的新答案，我第一次如此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原来物理该这么学。虽然我题答得不好，但是他没有任何批评或者不悦，而是和颜悦色地跟我说：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会这样去做(As a reasonable person，I will?)，一步一步引导我进行理性思维。”
“硕士课程从10月开课到来年9月论文答辩，整整一年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前半年一共13门课，在2001年4月底，13门课分为两场综合考试。这就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两场考试，读博士以后就没有正式的笔试了。”何进总结剑桥考试的特点：“天马行空，有重点，但没有范围。考题选择空间大，一般一套考卷10道题甚至更多，任选四五道题做就可以。考试题目的难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为衡量的标准。考试没有标准答案，看重分析和思辨，各种想法和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还有一条，考试没有第二次机会，几百年来，这一规则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剑桥的想法很简单，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的，那么就有义务学好。”
利维斯博士
英语系老师帕特森(Ian Patterson)的博客名叫“Curiously Strong”，这曾是20世纪60年代剑桥学生出版的一本诗刊的名字，他在博客上抱怨，要花太多的时间批改考卷，没工夫写作。这位老师写诗，喜欢亨德尔和摇滚，在英语系的试卷中，会出现这样的题目：请比较埃米・瓦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歌曲《Love is a Losing Game》和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的诗《As You Came from the Holy Land》。前者是英国流行歌手，后者是16世纪的诗人。帕特森对我们说：“这道题目是让学生阐述诗歌与流行歌曲的关系，语言中的节奏感。现在的文学理论越来越学术化，抽象，而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文学理论应该是开放的。”
英语系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说：“是的，我们的考试范围是‘从古至今’的，‘剑桥英语’这个词和‘芝加哥经济学’、‘牛津哲学’一样有其特定的内涵，那就是‘批评、比较、当下’。”英语系讲师斯蒂芬・洛根(Stephen Logan)对我们说，他认为大学的功能并不只是一个“研究工厂”，不能只凭借论文发表的数量来评定大学的学术水平：“为什么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才算是我的成绩，而我在报纸或杂志上写一篇文章就忽略不计呢？大学的一个功能就是‘时代的文化标尺’，一个教师完全可以用他的‘观念’来教育学生。” 洛根博士和科里尼教授都提到英语系的标志性人物F.R。利维斯。
这位利维斯教授讲的是什么呢？有人这样总结：“他是艺术的加尔文，教育年轻人热爱文学之前，先教他们去讨厌其中的90%。”利维斯生于剑桥，求学于剑桥，终身在剑桥担任教职，他和妻子主办的《细察》杂志在文学批评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看不上弥尔顿，对狄更斯也评价不高，他说哈代是个笨拙的匠人，弄出来的小说不过“偶有所得”。他的女学生西尔维亚・普拉斯说他是个秃顶、刻薄的妖精。他的文学观念在早期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开宗明义 ――“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除了一目了然和人所周知的案例，只有很少数人能够给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的判断。他们今天依然是少数人，流行的价值观念就像某种纸币，它的基础是很小数量的黄金。”20世纪40年代，利维斯发表了《英文学院概要》，他强调，英文学院的核心学科是文学及其批评，它在同时培养智性和情感方面为其他学科所不及。英文学院的学生除了学习文学经典之外，还必须学习外语、比较文学、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在利维斯看来，精神成人远比专业成材来得重要。利维斯毕生事业的首要原则就是确信：在一个人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和他在人类生存的总的适应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可以由批评家来唤醒并使之丰富。
陆建德在剑桥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利维斯的。“他在30年代就开课讨论广告、电影这些大众文化。在他看来，文学批评要指出‘套话’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利维斯把文化转换为语言问题，文化的精粹就是辨别优劣的语言，但他给人的印象是在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战争，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正在消解批评的标准，利维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总要去电影院看一部美国西部片才能放松。”
清华大学教授、剑桥博士曹莉介绍：“与剑桥800年的历史相比，成立于1917年的英文系堪称年轻，当时的一份报告说，文学所能提供的精神价值足以取代宗教的主导地位，将文学与普通人的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利维斯看来，大学就是要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国民的趣味，大学和文学批评的使命就是抵抗社会对“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
1959 年5月，C.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评议堂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斯诺曾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名小说家，后来“又成了一名身份难以确定的公众人物，有资格对无论什么问题发表他的见解”。这次的演讲他提出了问题：知识分子是两极的，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一个文学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但科学革命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能让那些贫穷的地方逐渐富裕起来。
斯蒂芬・科里尼教授为50年前的这场演讲做了一个长篇导言，《两种文化》中文版中即可看到，他说，斯诺提出来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他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利维斯教授的回应是在1962年，他退休之前所作的《里士满演讲》，他对斯诺的蔑视是全方位的。“他在智力上并不出类拔萃”，他的演讲“所展示的恰恰是智力特色的全然缺乏和令人窘迫的粗俗风格”；“作为小说家他并不存在，他还没有开始存在，他不能被认为懂得小说是什么。他写下的每一页都等于白纸，空洞无物”。这份演讲发表后，众多知识分子参与讨论，利维斯的腔调被认为过于刻薄，但这也符合他文学批评的一贯作风。
科里尼教授说，凡是利维斯认为浅薄、机械化和仅仅风行一时的东西，他都恨不得扔进垃圾桶里，斯诺可以凭借小说沽名钓誉，但他却闯进了20世纪英国文化一个最敏感的区域：对工业革命给人类造成的后果做出评价。利维斯把斯诺的名声看成一种“不祥之兆”，“它说明现代社会多么严重地丧失了谈论能赋予生活以有意义的价值的能力，于是‘繁荣’、‘提升生活标准’这类套话就被用来填补空当”。
9 月底，剑桥大学的唐宁学院，恰好有一个“重估利维斯”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持人是利兹大学教授C。乔伊斯，他对我们说：“利维斯对工业革命对文化的破坏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也不愿意人们将生活的手段和生活的目的混为一谈，他教学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理解‘生活’的复杂意味，生活只是个人的，而无法抽象化，难以用工业和科学的数据来证明生活的幸福。”
乔伊斯教授说，利维斯教授去世时，《泰晤士报》发表的讣告中特意描述了唐宁学院的建筑特点： “这所学院是希腊风格，用大量的空地取代了封闭的庭院，廊柱高大，在这所学院里人们可以像希腊的智者那样静思，但看到那些建筑，也会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古典主义。“1962年，当利维斯从唐宁学院退休时，丘吉尔学院的英语教授乔治・斯坦纳写了一篇文章：“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作为一位大学教师，他讲话不多，身材瘦小，他离开讲台，以一种特有的轻松、灵活又旁若无人的步伐走出了房门。可是，当利维斯博士最后一次离开米尔巷时，英国情感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便结束了。”
格兰切斯特草地
离老卡文迪什实验室两分钟的路程，就是伍玻科学历史博物馆，严格说，这是科学历史系的一间陈列室而已，楼梯拐角处张贴着学生的考试成绩，博物馆里陈列着约 1000件古老的科学仪器。伍玻曾担任剑桥科学仪器公司的董事长，在退休之后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学校，这些望远镜、显微镜、太阳系仪只能展现科学历史的某一个片断，相比之下，西德维克地质博物馆则试图用无数的石头来涵盖整个地球的历史。在这间博物馆里可以找到剑桥早期建筑所使用的石材――剑桥本地所产的石灰石质量欠佳，克莱尔学院和国王学院之间的墙就是用本地石灰石构建的，从15世纪开始，学院能够负担从英国其他地方运来更好的石材，唐宁学院是用鱼卵石构建，评议堂是用波特兰石灰石构建。在地质博物馆对面，是人类学系和考古系拥有的“人类学博物馆”。
剑桥植物园在城外占据一大片土地，那里曾经是三一学院的麦田，学校对这座植物园的规划是： “不仅要鼓励人们对植物学的兴趣，也要使花园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所在。”植物学教授约翰・史蒂文・亨斯洛在1831年开始建设这个植物园，他在那一年还把他的学生达尔文送上了“猎犬号”，而达尔文带回来的鱼类标本及昆虫标本则陈列在“动物学博物馆”里。穿过唐宁学院的空地，兰斯菲尔德路上的“斯科特极地探险博物馆”正在进行维修，这里展示英国人对南极和北极的探险，而剑桥大学也早在1920年就建立起冰河研究机构。这座城市中最为著名的博物馆当然是建立于 1816年的菲茨威廉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世界范围内的众多艺术品，会有各种主题的当代艺术展、画廊讲座和演奏会。
每一个博物馆都会激发起你对某一门类学问的兴趣，但流连于博物馆的人数永远不会比漫步在格兰切斯特草地上的人多，这一大片草地上有一条3公里长的路径，从市区徒步、骑自行车，或者划船沿剑河抵达格兰切斯特村，在“果园”里喝上一杯茶，是剑桥最为经典的一条休闲路线。果园中也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纪念的是青年诗人罗伯特・布鲁克，100年前，他租住果园的一间农舍写论文，享受着英国乡村生活的甜美，事实上，他躲到这个安静地方来也没能好好看书，不断有朋友来拜访，享受着坐在苹果树下看着落日的悠闲，这些朋友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罗素、维特根斯坦、凯恩斯、福斯特。在某些月色撩人的夜晚，布鲁克和伍尔夫会到拜伦潭去裸泳，那里离果园不远，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拜伦就在那片池塘里练就了自己的游泳功夫。1821年，拜伦在自己的日记中回想起在剑河游泳的场景，“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1909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布鲁克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他说： “我不假装能理解自然，不过我和她相处愉快。我看我的书，她料理母鸡和风雨，我们都很有耐心。一位老妇人为我准备蜂蜜、鸡蛋和牛奶，她整天坐在玫瑰花园里干活。”他写下诗句：“池塘上方，河水是否甜蜜，和缓？”“教堂的钟还停在差10分3点吗？还有蜂蜜用来泡茶吗？”1915年，这位27岁的诗人死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的船上，埋葬在爱琴海一个小岛的橄榄树林中，他的诗里这样说过：“如果我死去，请为我想想此事――外国的田野上有一些角落，它永远属于英国。”
在拜伦、布鲁克这两位浪漫的年轻诗人客死异乡之后，这片草地又迎来了新的诗人。1956年2 月25日，在剑桥大学的一个聚会上，西尔维亚・普拉斯与她慕名的泰德・休斯第一次见面，当休斯的嘴唇移到她脖子上的时候，她在他脸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出了血。4个月后，休斯和普拉斯结了婚，这年秋天，他们搬到了格兰切斯特附近居住。尽管后世许多的孩子都会背诵普拉斯那句“我披着红发从灰烬中升起，我吞噬男人如呼吸空气”，但更多的人会惋惜她的自杀，“ 死去是一种艺术，我要做得精彩”。
在普拉斯的日记和她写给母亲的信里，经常能看到这片草地。“记得罗伯特・布鲁克的诗吗？我们在果园里喝杯茶？”“昨天我们走了15英里，穿过森林，田野，沼泽，月光下的格兰切斯特草地上沉睡的牛群。”“泰德和我在河上撑船，在格兰切斯特的苹果树下喝茶，吃蜂蜜还有三明治。”“这天早上4点半起床，我们去草地上散步，我给一群牛朗诵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我读了20分钟，我从未有过如此智慧、专注的听众。”“开始时天空发出蓝色的光芒，大颗的星星还悬在空中，之后转为粉红色，延伸至天际线时慢慢变得半透明。”当时，普拉斯在准备学位考试，泰德在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她负责把两个人的诗作打印出来，去参加诗歌比赛。他25岁，她23岁，还没有为家务琐事和别的女人发生矛盾，1957年春天他们离开格兰切斯特，这片草地只记取了这对年轻诗人最美好的时光。多年后，休斯在诗里回首：“你的声音穿过草地朝向格兰切斯特，声音渐沉，牛群入迷地观看。”
如今，每天都有人穿过丁香花、栗子树，走过草地，在果园的苹果树下喝茶，默诵布鲁克的诗： “看看在格兰切斯特的月光下，渐渐苏醒的枝条，闻着令人兴奋的芬芳，永远记得，永远记得，河水的气味，倾听微风吹拂小树发出的叹息。”拜伦、布鲁克、泰德・休斯和西尔维亚・普拉斯赋予这片草地永远的青春气息，浪漫与激越的青年时代，对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情怀，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们的事迹与诗歌绵长悠远，其力量比之平克・弗洛伊德的那首名为《格兰切斯特草地》的歌曲要浑厚得多。
1924 年，伍尔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你对剑桥感觉好吗？这里让人“发热”――准备考试的年轻人，后花园里的树和花，平底船，院士的花园，美丽到不那么真实的池塘，智慧头脑之间的辩论。伍尔夫说她尊重那种辩论的气氛，但她置身事外感觉会更好，她当时到剑桥是做一个讲座，她并没有在这里学习，但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说，花园、树、河水、草地、图书馆、博物馆、教堂，看见这些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头脑，不是为了一场辩论，而是为了配得上这方水土这方历史，配得上自己明明白白的青春。
我的剑桥
大学的一学期只有8个星期，唯一的要求是用一周时间完成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是特定的，由导师在一个小时的辅导课上布置下来。除此以外，没有必要上课、参加研讨会，也无须面对任何考试，直到第二个学年为止。
◎阿兰・德波顿
我到剑桥大学是在1988年的秋天，那时我18岁，表面上是为了开始攻读一个为期3年的历史学学位，但实际上，是为了追求两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女孩(我想起了那些戴着眼镜，神情有些忧郁的女孩，她们会在听到巴赫《B小调弥撒曲》的最后一个乐章时流下眼泪)，以及另一个更为虚幻的概念――创作。
我由衷地希望避开其他可能的事，我对传统观念上的牛津或剑桥生活并无兴趣。我可不想重温伊夫林・沃小说里透着简朴、禁欲主义色彩的情景，我被许多学院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弄得很压抑(与此同时我却很崇拜任何1780年之前的建筑)。而且，受邀在贵宾席上和学术老顽固一起吃过熟的肉排，也不见得有什么吸引力。与许多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发现，“英国风格”这个难以捉摸的概念是灰暗的，保守的，令人消沉的。来剑桥的前一年我曾在巴黎游玩，那带给我一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导向。我想在一种现代性的氛围中呼吸，就如阿波利奈尔、毕加索、马蒂斯、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所设想的那样。我喜欢普鲁斯特，埃里克・罗麦尔的电影，阳光，橄榄树和尼采。
结果，在剑桥就读的正式理由就成了最令人失望的一条。历史学学位要求你在智识、经济和政治的历史中选择一个特定的主题进行研究，但是对于历史学的目的却没有给出一个整体概念，似乎没有兴趣向学生灌输关于过去的全面知识。在某一学期，我研究了19 世纪英国农业的发展，再一个是意大利的统一，第三是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但这种具有灾难性的历史学士学位，确实也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它既不是很难，也不太耗费时间。大学的一学期只有8个星期，唯一的要求是用一周时间完成一篇论文，论文的主题是特定的，由导师在一个小时的辅导课上布置下来。除此以外，没有必要上课、参加研讨会，也无须面对任何考试，直到第二个学年为止。
因此，我有能力自学(这总是最好的选择)，借助于大学图书馆和一个在赫弗书店的账户，我父母同意为这个账户付钱，不过后来他们就为当初的慷慨后悔了。我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被动地进行阅读，而是要进行一个困惑了我好几年的探索，即探索如何“表达自我”。我不知道这需要什么，但我知道我想说点什么，虽然并不确定那会是什么，以及它可能如何被表达出来。我也知道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愿望，并小心翼翼地不与任何人分享。然而，在阅读某些书籍时，我可以感觉到自己越来越接近所欲之言。有些书虽然是他人所著，却清楚地表达出了我内心的想法，它们似乎比我还了解我自己。阅读它们既能够为我提供宽慰，这种宽慰来源于对某些棘手状态的洞察，又可以为我提供一个也许某天我也能书写的范例。按照时间顺序，我在大学期间阅读过的作家包括劳伦斯・斯特恩、艾利亚斯・卡内蒂、帕斯卡尔、埃兹拉・庞德、普鲁斯特、蒙田、司汤达、拉布吕耶尔、拉罗什福科、尚福尔、沃维纳格、罗兰・ 巴特、契撒雷・帕维瑟、西里尔・康诺利、托尔斯泰、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米兰・昆德拉、尼科尔森・贝克、以赛亚・伯林、齐奥兰和马基雅维里。
回顾这个名单，我意识到自己主要在寻找的是一个适当的文学形式。我知道自己想要写作，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都知道这一点：想要写出像19世纪的狄更斯、萨克雷或乔治・艾略特那样的小说，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对讲故事有兴趣，而是想要分析困扰我的某种心理状态。但我也不想在一个完全抽象的文本里进行，我曾经浏览过英国分析哲学的著作，并很快发现我并没有从中感到自如。此后，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法国“道德家”上，此类作家将对普遍化问题的兴趣与对特性的敏感结合在了一起。
我在剑桥的时候写得不多。我一直在做笔记，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攒了25本，里面写满了我自己的评论和对其他作家的引用。我常常觉得某些句子可能会成为整本书的开端，但是我无法看到更广阔的画面。回想起来，它们帮我储备了许多好想法，我到现在仍然能在其中找到启发性的话语。
至于女孩，就如我的历史课一样，我希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尽管如此，巨大的附带好处还是从这种失望中涌现出来。古斯塔夫・福楼拜总结得更好。某次他向路易斯・克莱特解释，如果在18岁时与一个女人幸福地坠入爱河，那么他后来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又或者，如普鲁斯特指出的那样：“一个我们爱着的又令我们痛苦的女人，能够诱发我们产生的喜怒哀乐远比一个我们感兴趣的天才所带来的更为深刻而生动。”
结果表明，戴眼镜的、爱好巴赫的美人(如果她们摘下眼镜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要么就是在 1988～1991年没有大量地存在于剑桥，要么只是因为她们品位绝佳而不屑于进入我的视线。我曾经历过一连串徒劳的追求，伴随着相当大的痛苦：这激发我去读得更多。文学与失恋之间有着深厚的姻缘，当我们经历后者时(在床上吃巧克力，在凌晨3点哭泣)，我们最能够被前者所吸引。快乐对身体有好处，但忧愁更有益于书店――以及文学的生存。
当我在剑河畔第一次读到《少年维特之烦恼》，立刻感觉到了亲切感。绿蒂就是克莱尔(她住在走廊另一端，研究微生物学，留着中分的栗色齐肩发)，阿尔伯特则是罗宾，一个她寻找了3年的经济学家――如果有人需要的话，这就是关于小说非凡力量的证据，它们不仅将自身塑造成形，也照亮了我们的人生。
维特的吸引力，部分在于他对自身的激情怀有难以想象的认真态度。这个年轻的德国人缺乏对希望、讽刺和天生幽默的任何感知力。“毫无疑问，唯一使人类生命在地球上变得至关重要、不可缺少的是爱。”与绿蒂聊天归来后，他忍住盈眶热泪郑重宣布。他的日记中充满了类似的内容：“她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所有的欲望都凝滞在她面前。当我和她在一起时我从来意识不到我是谁，因为我的灵魂似乎在每一根神经里跳动。”――当我自己的日记处于滑向感伤的危险中时，阅读变得令人安慰。
在剑桥的整个期间，我曾担心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我并不认为毕业后就需要一份职业，部分是因为我可能意识到自己并无兴趣追求一份平庸的职业。我感兴趣的事自始至终是要找到正确的文学形式，这个计划令我比在其他状态下更加自我专注，更加自省。我怀着某种遗憾和幽默感回忆我在剑桥的时光：那几年并不安逸，我对自己深寄厚望又充满不安全感。我从未想过要重温那段岁月，但我同样能理解，所谓自我成长就是一个磕磕绊绊的过程，而身在剑桥的日子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