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狂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希特勒与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
本文摘自《天才逛人的梅毒之谜》 作者：[美]德博拉・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于希特勒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参考书目多达12万本──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有人详细调查和研究。但是，有许多线索证明梅毒这件大事的存在，却无人费心去调查整理。这些文献中，提到梅毒通常只短短一两句带过。以希特勒可能得过梅毒来仔细查看他的生活，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又引出另一个，将所有的线索按照顺序组合起来，可以看出他感染与病程进展的模式。想了解希特勒的生涯、他的动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种族大屠杀，必须考虑到梅毒的因素。
1936 年，希特勒雇用梅毒学家特奥・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希特勒出现的症候（胫部创伤和激烈的胃痛），任何梅毒专家都会提高警觉。莫雷尔显然也很小心。他从 1941年起开始写秘密日记，我们可以从这日记建构出希特勒的梅毒模式――从后期梅毒最可怕的一种症状，也就是心脏疾病开始。从希特勒晚年的健康状况来看，有必要重新探索他的病史：在各种不同的诊断中，梅毒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因素。
如果希特勒与莫雷尔躲在地下碉堡时，正在掩饰希特勒严重恶化的健康，那么还有谁知道这秘密？他们又是如何掩饰呢？有什么文件支持希特勒得过梅毒？他的著作曾提及梅毒吗？在1936年之前，有什么梅毒的线索？
感染的传言
梅毒学家审阅莫雷尔所做的笔记，应该会先问，有没有传言说希特勒进行高风险的性活动，有没有任何健康或状况的显著改变，或是提到任何的治疗。年轻时的亲密友人通常会在患者死亡多年后泄漏秘密。以希特勒的案例而言，普希・汉夫施滕格尔是1920年代啤酒馆时代的朋友，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希特勒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普希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希特勒在他掌权之前会告诉朋友这个秘密吗？或者这是随便捏造的？普希可能以此报复希特勒，不过西蒙・维森塔尔这位著名的纳粹捕猎者，发现普希在初期就已经泄漏希特勒得梅毒，那时候并没有复仇的动机。
在希特勒的时代，已盛传他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有时候还有反对的声音。追查这些传言有什么用？这些传言当然无法证明希特勒患有梅毒；事实上，这些传言往往转移辩论的重心，从另一个角度使得希特勒的故事更复杂：如果谣言盛传希特勒年轻时感染梅毒，那么他的将领和黑衫队一定听过传闻，在他晚年出现第三期梅毒症候时，就会小心翼翼地注意观察他身心的快速崩溃。确实如此。
著名的伦敦梅毒学家安维尔・戴维斯提到有两个人告诉他，他们被传染梅毒给希特勒的犹太妓女传染了梅毒。他的见证当然不被相信，因为是晚上喝酒时听来的。有趣的是，这位受人尊敬的英国权威收集够多的信息，因此他认为希特勒在战争后期已经处于梅毒第三期。维森塔尔热心地探讨希特勒与梅毒的关系，承认他发掘的资料是道听途说，结论是：“我就像是犯罪调查员，发现两个不相干的资料来源，指引出来的线索却一致。如果是犯罪案件，我会照着这线索继续追踪下去。”
维森塔尔的线索值得继续追踪。他问道，为什么研究人员对于梅毒的问题如此不重视？他猜测可能是旧纳粹控制言论，禁止他们的偶像遭践踏，其他人可能无法认同将这么重大的事件归咎于个人疾病的恶化。他同时感到很迷惑，因为他自己也不希望看到希特勒是梅毒患者。战争结束前希特勒在地下碉堡里的身心状况，引导我们回到开始的时候。探索希特勒梅毒的故事，必须从普希与感染的传言开始。
1922年，普希知道希特勒在啤酒馆煽动群众后，两人开始交往。他邀请希特勒到他富裕的家中，借钱给他购买两部美国印刷机印制纳粹报纸，并且弹钢琴款待他。普希就读哈佛时，曾经在比赛前的加油大会上弹奏钢琴，普希将哈佛足球队所唱的歌中“战斗！战斗！战斗！”，翻译成“胜利万岁！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模仿哈佛的拉拉队，绕着普希的起居室行进，后来精心复制用于纽伦堡群众大会上。
普希成为希特勒的外国媒体秘书，在希特勒掌权之后，他仍然忠心追随，但是很难驾驭。普希的故事是好莱坞纳粹电影的材料。他逃过一次阴谋暗杀，觉得这是希特勒策划的，打算当他从飞机上跳伞时枪杀他。在他逃亡的路上，荣格花了好几个小时进行访问。他最后在华盛顿为哈佛俱乐部的老友罗斯福撰写希特勒和纳粹核心人物的心理概况。
1957 年，他出版《希特勒：失去的年代》，记述他对希特勒堕落的观察。希特勒从一位受欢迎的演说家――其滔滔雄辩曾带给普希一种希望，让他回到年轻时自在和传统的价值观――最后变成对权力饥渴的魔鬼和凶手，身边围绕着不学无术的狂热者和罪犯，当然，普希本人除外。从他认识希特勒以来，观察到希特勒似乎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有“传统的”性关系。他猜测希特勒受到压抑，以手淫自行解决，因为某种不确定和奇怪的性倾向──虐待狂和受虐狂都有可能，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造成阳痿。“希特勒不吃鱼、不吃肉、不吃禽类，我觉得他既不是完全的同性恋，也不是完全的异性恋，”他解释说：“你可以喝很淡的茶，或是很淡的苦艾酒，也可以忍受淡淡的性倒置。”他又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希特勒受压抑的同性恋倾向，可能从他1908年在维也纳感染梅毒开始。”
鲁道夫・宾尼恩在1970年代初期为《德国人中的希特勒》这本书作研究时，曾到普希位于慕尼黑的别墅拜访，希望他能指认希特勒早期随员中一些比较不知名人物的名字。他回忆这次会面：“普希知道希特勒的性倾向，因为他性喜窥探；而且希特勒在政变之后，比较不受到众人注意，这时他和希特勒很亲近。他告诉我说，希特勒从维也纳一名妓女那儿感染到梅毒，因为（别诧异！）他不知道如何不射精。……普希一开始解释希特勒的性行为是属于梅毒患者的模式，他很快就转移话题，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害怕在妓女身上射精：‘我们必须忍住，到最后时刻抽出来，’他睁着大眼睛，以柔和嘶哑的声音说，然后演戏似地抓住我的手，回想起他那一世代所承受凄惨的心理道德苦难，‘但是希特勒太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在关键时刻抽出来。’这实在很诡异：解释希特勒的问题，变成普希苦难的诉苦（也是他那一世代的苦难，包括希特勒），对于他自己在这场苦难中生存下来，而希特勒却失败，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骄傲或满足。”
普希或希特勒为什么认为射精会造成感染？绍丁第一次以显微镜看到梅毒螺旋体，确定传染的媒介，到这时不过才三年。一般人对于梅毒是如何传播的，仍抱有许多生物学上不正确的观念。射精会造成感染，这是好几个世纪前的观念，它认为梅毒只会进入软弱的阴茎。17世纪，蒙彼利埃医学教授团的成员弗朗索瓦・朗尚，写过一本专门讨论梅毒的书，他警告说要避免从“堕落的女人”那儿感染，“男人的阴茎要保持坚挺，不要软软的，否则就会像海绵一样吸取感染液体，任何保护措施都没有用。”普希的话，证明那个时代还是这么认为。
啤酒馆政变之后，希特勒被关在兰兹贝格监狱，他写出《我的奋斗》，其中有13页关于梅毒，认为这是种族未来的一大威胁。有一段是关于妓女，这段自白与普希回想的往事一样：“结果就是那个人得到不愉快的惊奇，甚至完全毁坏他的脑，想不出是哪个女人给他的，在柏林或是慕尼黑这样的城市，这不足为奇。此外，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经常要处理这些从乡下来的访客，他们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希特勒自己也完全为城市的魅力所迷惑？他有没有得到这个不愉快的惊奇？
维森塔尔问自己：战争最后几年，希特勒的病情可能是第三期梅毒造成的吗？罗恩・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一书中，通过各个传记作家的结论，尝试去了解希特勒的本质。他发现维森塔尔在1980年代以堂吉诃德式的方法搜寻幽灵般的梅毒螺旋体，以解释希特勒的心理，这是研究希特勒又一个寻找圣杯的例子：为他反闪族寻求解释。维森塔尔根据第三手的传言，猜测是维也纳的妓女传染的，并且确定是犹太妓女。罗森伯姆认为这样太没天理：将大屠杀的重担都放在“那个可怜的阻街女郎，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实在很不公平。
维森塔尔于1989年出版他对希特勒梅毒的调查结果，这距离他第一次听到慕尼黑议会议员赫尔・法克勒不经意地说希特勒是梅毒患者，已经有20年。资料来源还是普希，他告诉法克勒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驻扎在法兰德斯时差点遭受军法审判。他被控“自残”，说他感染梅毒以逃避服役。根据普希的话，希特勒证明自己早就感染梅毒，因而避免送交军法审判。
维森塔尔的第二个来源更进一步说明问题。1952年或1953年，埃德蒙・罗纳德医生在西雅图一家医院工作，他遇到一位奥地利同事，这位同事的父亲说曾经为年轻时的希特勒治疗过梅毒，据云感染自犹太妓女。1938年之后，德国特务没收这位医生所有关于希特勒的索引卡片和病历资料。罗纳德另一个资料提供者则更重要：他访问过博多・斯皮托夫教授――耶拿大学第一位皮肤科和梅毒科主任，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求诊治疗梅毒。1977年，《国际先驱论坛报》刊载罗纳德写的一封信，他说根据伦敦著名的性病学专家安维尔・戴维斯所言，希特勒因为在维也纳被一名犹太妓女传染梅毒，20年来曾经断断续续接受梅毒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以研究水银和铋在血液检测的效应而出名，并有一篇专题论文探讨女性子宫颈下疳的各种位置，所以不难找到他的言论。不过，只在脚注中发现艾伦・怀克思说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男子旅舍中出过玫瑰色疹子，线索就此中断。怀克思著有一系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包括两本关于安维尔・戴维斯和希特勒红疹的故事的书：《医生与他的敌人》和《希特勒》。
安维尔・戴维斯在1963年的访问中，提到下述故事与怀克思有关。有两个人，当时他们还在世，为了保护当事人，姑且叫“史蒂芬”和“丹尼尔”，他们于1910年4月一个傍晚，回到维也纳西北边梅德曼斯特拉斯二十七号借宿的“男子之家”。他们和房客阿道夫・希特勒为了一名妓女打架。1933年在斯图加特的皇家旅馆，他们对戴维斯讲了这个故事，那里的居住环境比在维也纳好多了，虽然“男子之家”当时算是不错的旅社，有独立客房和公用的厨房，房客一起做饭吃。这两个人跟英国医生提到他们认识希特勒，他的照片贴在旅馆的公布栏里。后来，他们一起喝一瓶酒，他们问他的职业；当他说是性病学家，他们就承认年轻时都得过梅毒，还说他们的同胞希特勒也得过。
安维尔・戴维斯告诉怀克思另一个有趣的资料：一位专家朋友有一次和德国眼科专家维克托・克吕克曼聊天，他说曾经在帕泽瓦尔克治疗过希特勒，因为英国毒气伤害了希特勒的眼睛。当时就发现希特勒染有梅毒，还随便给他一些现成的疗法，在感染八年之后，这些方法已经没有什么用。根据怀克思所说的，1965年，克吕克曼写下他的诊断：“神经出现症状，显示有第三期梅毒的迹象。我建议应该检查这个人，证实后予以治疗。他将可以恢复视力。”克吕克曼说，希特勒当时接受性病治疗，纳粹领导人威廉・弗里克后来销毁了记录。
虽然保罗・埃利希于1909年推出神奇特效药胂凡钠明，但是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中，不太可能每个人都能用此药治疗。安维尔・戴维斯指出，这表示希特勒可能以水银治疗。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这种药物的发明，性质可疑，而且商业广告夸大其效果”，对于梅毒其实没有什么疗效。他指的是胂凡钠明吗？
怀克思提到希特勒在掌权初期，曾经请一位名叫康提的医生治疗胃疾、头痛和失眠。1933年，李奥纳多・康提医生出任普鲁士政府医疗事务特别委员，后来，出任帝国健康领导人与帝国内政部健康书记官，他与希特勒出席会议讨论安乐死计划的法律和道德问题。
安维尔・戴维斯提出假设说，《我的奋斗》表现出希特勒想要严厉的报复：“只报复犹太人社会那个传染给他的人是不够的，整个种族必须受到迫害以做为惩罚。”安维尔・戴维斯发现希特勒晚年有典型的后期梅毒症候――精神错乱胡言乱语，以及左边的手脚麻痹，不断发痒，失眠，头痛胃痛，这和他的仆从海因茨・林格说的一样。（莫雷尔的日记虽然没有出版，但是已为安维尔・戴维斯提供了后期梅毒症候的线索。如果希特勒没有自杀，他也很快就会死，因为最后的胡言乱语显示脑皮层和脑的基本部分都受病菌侵袭，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性全身瘫痪。躺在疯人院里的元首（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无法成为德国人的救世主。安维尔・ 戴维斯下结论说：年轻时的希特勒是个“优柔寡断无所事事的狂想家”，要不是受到梅毒的影响，他将会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由此可见梅毒从其早期就改变人的个性。
怀克思想知道，安维尔・戴维斯有没有将他所知道的告诉别人？应该没有，否则英国情报机构Ｍ15一定知道，虽然他后来知道他错了。怀克思不禁想到，性病学家与军事策略学家合伙同谋，这是多么奇怪的合伙关系。
怀克思在第二本书中说得更详细。
史蒂芬和丹尼尔回想与希特勒争执，是因为他想“占用”一位名叫汉娜（不是她本名）的犹太妓女，可是他们已经付钱买下她那天晚上。他们痛击他的头和肋骨，将痛苦呻吟的希特勒扔到街上去，也把他的画和画笔扔到街上。汉娜在火车站附近的出入口工作，有时候一小时接四个客人。他们以香烟贿赂“男子之家”的看门员，可以无视“女性禁入”的禁令，让汉娜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指出，以前在汉娜身上看到淡红色疹子，以为是热疹或跳蚤咬的，后来疹子就消失了。
希特勒一两个星期之后回来，他们已不再生气，也就让他回来。他们注意到，当希特勒脱去衣服在炉边抓虱子，身上有粉红色的痕迹。他们也有，并且有其他不舒服的症状和生病的感觉，所以他们去看医生，医生警告他们说这是梅毒，要用水银药膏治疗。他们“很兴奋又恶意地”说，希特勒可能就在他们吵架的那天晚上感染。
这两人深夜时喝了酒，回忆他们年轻时与独裁者有过的不愉快事件，如果以他们的话当作证据，这调查就有问题。基于安维尔・戴维斯性病专家的声望，这两个人可能是跟他开玩笑的。我们最好避免引用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
安维尔・戴维斯这段话可能是针对希特勒后期的疾病：“脑性梅毒会导致夸大狂，面对任何挫折困境总是可以增强信心去克服，面对潜伏着毁灭性的大灾难，仍是以救世主胜利的心态从中看见光明的前途。”
希特勒严密掩饰他的性生活，可以说相当成功，以至于找不出任何他有性活动的证据，而传记作家对他有各种猜测，包括禁欲守贞、性无能、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虐待狂、被虐待狂及恋童症等。学者将他的许多随员列入有性关系的名单，包括外甥女葛莉・劳巴尔、他的同伴爱娃・布劳恩（仆役注意到他们没有性活动），许多男性（洛塔尔・马赫坦在《希特勒的秘密》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甚至于理查德・瓦格纳的孙子――这是瓦格纳的曾孙在《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希特勒性欲很低，这很不正常，不过也只是猜测而已。
根据希特勒当时的友人古斯特尔・库比思克所述，希特勒在维也纳时非常迷恋嫖妓，他们讨论性可以谈几个小时，他曾经两次带希特勒到“藏污纳垢的场所”，那里街上的妓女坐在窗户前勾引顾客。库比思克回想，有一次逛街之后，希特勒训诫他妓女的祸害和危险。大多数学者认为，希特勒在维也纳只是在理论上对性有兴趣。例如，埃恩・科萧认为“几乎可以确定，希特勒24岁离开维也纳时还没有性经验”。但是他如何肯定，希特勒没有偷偷溜去玩一次？
为什么希特勒直到最后时刻才和爱娃完婚宣誓“至死不分”，然后双双自杀庆祝蜜月？希特勒以前曾经郑重宣告，他只与德国人结婚，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梅毒，会遗传给子孙，害怕生出退化和精神错乱的后代？
维森塔尔咨询的第二个梅毒学家博多・斯皮托夫教授，和安维尔・戴维斯一样，在梅毒学领域非常有名。他研发新药“司脱瓦索”，治疗出疹阶段的梅毒，也研究使用肝脏抽取液以防止肝脏受损。在网上搜索，可以在耶拿大学的首页上发现斯皮托夫，他于1919年担任耶拿大学皮肤科和梅毒科的第一位主任（尼采的医生奥托・ 宾斯万格在耶拿大学的最后一年）。斯皮托夫教授离开耶拿大学之后，成为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传记作家罗伯特・魏特写道，德国医学界盛传斯皮托夫为希特勒治疗因为梅毒引起的心理失调。他说耶拿的医学权威找不到希特勒的治疗记录，但是正如怀克思所说的，斯皮托夫的诊疗记录被弗里克没收销毁。如果弗里克没收斯皮托夫的记录，他就知道希特勒治疗梅毒的详情，这一点关系重大。
《我的奋斗》：梅毒在希特勒政治议题中的地位
约阿希姆・费斯特写道，“有种奇怪龌龊淫秽的气味”从《我的奋斗》中散发出来，“在难以置信的、透露实情讨论梅毒那一章”最是强烈。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以大篇幅热情洋溢地要对抗梅毒，谴责以前的领导人没有对抗这种疾病，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只要几个世代就可能摧毁人种。希特勒在这几页的构想，包含不正确的医学假设、流传的民间知识以及反闪族主张，再加上一个冷酷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染梅毒的人数急遽增加，没有趋缓的迹象。
希特勒的政治议题很清楚，但是他可能知道自己感染梅毒，明白这对他已经太迟，因此增添他的挑衅行为。他写这些段落时，知道体内有梅毒的毒素，认为血液与血管已经永远被污染了？当他写这些的时候，他是否这样考虑自己：“然而：谁知道他是生病还是健康？不是有许多患者表面上治愈，自己却不知道已留下可怕的祸根。”他认为自己也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大都不重视《我的奋斗》，认为是文笔不佳、不成熟、不合理的著作。大卫・欧文就是其中之一，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他说他只对战争年代的希特勒有兴趣。）如果仔细琢磨上下文，《我的奋斗》包含大屠杀的理由和令人心寒的计划。
1924 年，希特勒在兰兹贝格监狱中，从啤酒馆政变失败的领导人变成全国英雄。支持者送给他许多腊肠和水果馅饼，狱方必须用一个房间来存放他的食物。他开始掌控法院，并且向同牢房的鲁道夫・赫斯口述他的回忆录，打在由忠诚追随者理查德・瓦格纳的媳妇温妮费德所捐赠的纸张上。这本书叫《与谎言、愚蠢和懦弱奋战四年半》，最后改名为《我的奋斗》。总共印了一千万本，国家赠送每对新婚夫妇一本。在销售量上仅次于《圣经》，《我的奋斗》使希特勒成为富翁。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于梅毒有三个不正确的观念，这也是当时的民间看法。第一个是梅毒可能遗传好几个世代。“梅毒脏东西”会传染给微生物、精子或卵子，梅毒患者一次性接触，就会造成家族的退化、精神错乱和智力迟钝，父祖之罪，可能祸延十代子孙。第二个错误观念是梅毒污染血液。甚至当时的医学教科书都警告说，治疗下疳以及服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药物，也无法治疗血液中的梅毒毒素。第三个也是最危险的错误观念，就是梅毒是犹太人的疾病，犹太人要对梅毒的传播负责。
将疾病的传播归罪于犹太人，可说由来已久。1348年，当黑死病杀死数百万的欧洲人，腐烂的尸体堆积在街道上时，犹太人被控在井中下毒，是国际性阴谋杀死基督徒的一部分。犹太人社区遭受攻击，数千名犹太人被活活烧死。那不勒斯梅毒流行时，人们怪罪犹太人将这疾病从西班牙带过来。在希特勒花言巧语的著作中，犹太人从疾病的带原者变成梅毒的同义词。他在《我的奋斗》中的梅毒部分，一开始就谴责犹太人的报纸散布恶毒的思想，使用的比喻是：“这个毒素能够渗透到人民的血液，未受阻挠地做它的工作，国家没有力量去控制这个疾病。”在下一部分，他将梅毒与犹太人联结在一起，将犹太人比喻成传染流行的象征。
在“血罪：梅毒与犹太人身份的建立”中，洁・格勒调查认为犹太人是梅毒血液中毒的根源这种看法，这种普遍的观念在《我的奋斗》中被大加宣扬。再加上犹太医生被禁止从事较受尊敬的专门科目，大多是在皮肤科和梅毒科，更加深这种观念。梅毒在科学上的新发现，通常与犹太研究者有关，如埃利希、奈瑟和瓦色尔曼。
希特勒写道，年轻的雅利安男子受到妓女的毒素传染，年轻女子和这样的丈夫结婚就暴露在风险中。当时年轻人的性启蒙，无论风险有多大，大都是找妓女，所以这么说也是事实。但是在妓女这一行业的背后，希特勒认为犹太人：“在都市的浮沫中，从事这令人恶心的卖淫行业，冷血、无耻，又爱算计……犹太人和娼妓关系密切，甚至与白奴买卖交易也有关，在西欧可能没有其他城市比维也纳更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系，法国南方的港口可能更加普遍。如果你晚上走过里奥波斯坦的街道巷弄，每走一步你都可以看到大部分德国人所不知道的隐蔽现象。”里奥波斯坦是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当地梅毒甚为流行。
“对抗梅毒与妓女是人性最艰巨的工作，”希特勒写道。如果这场对梅毒的战役没有奋战到底，500年内将只剩下少数上帝的形象──“除非你要亵渎万能的上帝。” 他谴责战前的领导人“完全遵守投降协议”，造成“人民感染梅毒”，他宣称全国必须了解，“与梅毒奋战显然是‘国家的工作’。不只是又一件工作。……每件事情──未来或毁灭──就看这个问题是否能解决。”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梅毒的传播急遽加速，引起欧洲各国的关注。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提到梅毒患者因为遗传造成民族退化，这种错误观念不只是德国如此，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例如，在 1905年8月19日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中，伦敦军医院主管性病的医官蓝金中校写道：“主要目标是为英国人民找出治疗梅毒的方法，这是最急迫的问题，事关民族身体健康的退化。”甚至卓越的梅毒学家阿尔弗雷德・富尼耶都认为梅毒具有遗传性，他在1904年也说梅毒与种族退化有关：“从目前的调查发现，梅毒可能造成遗传性的后果，生育出低等、颓废、营养失调、有缺陷的下一代，造成种族的品质低落和腐化。是的，有缺陷的人，智力降低、残障、心智简单、心理不平衡、精神错乱、弱智或是白痴。”
希特勒计划消除“心智有缺陷的人”，并且防止他们继续繁殖“一样心智有缺陷的下一代”，其背后的理由之一就是相信梅毒有遗传性。他说，这项计划将是最人道的行动，避免数百万生灵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只要 “有计划地执行……要有决心往这个方向努力，防止性病继续传播。一个世纪的痛苦可以换来一千年不再遭受此苦难”。他提议解决这问题需要“真正的敏锐决断力，有时候要承受几乎难以忍受的重责大任”，以及“无情的手段和外科手术的方法”。他建议以几年的时间让全国下定决心，直到愿意采取强硬的手段，这需要最大的牺牲，才能达到几乎不可能的要求。他要求全民在消除梅毒这问题上要全心全意，生死端赖于此，即使必须投入所有的精力也要做。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有关梅毒的部分，所用的标题是：梅毒、血罪与种族的侮辱、战胜梅毒的工作、健全的心智／身体、消除无法治愈的人，以及人民灵魂的卖淫。在《我的奋斗》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公开演讲中不再出现梅毒这字眼，但是他所谓“国家的工作”是要消灭梅毒，可能在他心里或是计划中从未消失。他告诉律师汉斯・弗兰克，他很后悔写了这几页，因为暴露太多自己的秘密。梅毒这字眼消失了，希特勒谈到犹太人时，改用毒血和感染。他在演讲中提到犹太人是毒害全国人的血液和身体。他一再提到比喻，交互使用犹太病菌、犹太病毒、犹太癌症等名词：“犹太人的血液有毒，种族有毒”；“致死的犹太人之毒”； “国际犹太人是所有民族的世界之毒”；“血淋淋的裁决以处罚毒害我们人民的人”；“要好几个世纪，我们全民身体中的毒素才可能完全消除”；“今天犹太人正在有系统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最大的危险是我们体内有外来民族的毒素存在，其他的危险都是短暂的。”
1942年2月，希特勒发表他最惊人的伪科学声明。他说犹太人的病毒是全世界最毒的一种，比上世纪巴斯德和科赫所发现的更毒。有多少疾病是与犹太人病毒有关？希特勒抱怨说，只要我们消灭犹太人，就可以重新获得健康。
将犹太人视为通过性交传染梅毒的人，受到鼓吹种族仇恨的小报《攻击者》的欢迎。小报的经营者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是一位粗暴的教师，他会动手攻击犹太人，和希特勒早年一样，总是公开抨击犹太人。施特赖歇尔第一次听到希特勒在啤酒馆的演讲，认为他看到希特勒头上有光圈。他很快就投奔希特勒反闪族的阵营。 1935年，《攻击者》宣称发行70万份，纽伦堡群众大会期间特刊则发行高达200万份。希特勒说这是他惟一从头看到尾的报纸，而施特赖歇尔是少数几个人他称呼时使用亲密的“du”（虽然两人的关系并非都很平静）。施特赖歇尔和他报纸的用字充满了虐待狂的形象，22年来（于1945年2月停刊）经常报导犹太男人玷污纯种雅利安的处女，他塑造可怕的形象，共同阴谋策划种族谋杀。
施特赖歇尔写道，另一个种族男人的精液含有“性质不同的清蛋白”，一次性交就会被女性身体所吸收，永远破坏她生育健康德国小孩的能力。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写同样的话：“今天犹太人正在有计划地污染我们的血液，成千上万的同胞毫无所知。这些黑色寄生物正在有计划地玷污我们没有经验的金发少女，摧毁世界上永远无法取代的东西。”施特赖歇尔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宣传者，发表演讲煽动暴民，并且出版煽动的文章。1933年，希特勒请他负责抵制犹太人的商业。1946 年10月16日，他与其他九名纳粹战犯在纽伦堡大审被判绞刑。他走上绞刑台时，还大声喊着：“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后期的身心状况
1936 年春天，希特勒以私人飞机去接莫雷尔医生前来治疗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淋病。莫雷尔在柏林一条热闹的街上开业，他为富人与名人治疗性病，尤其是男女演员，生意非常好。波斯国王曾经邀请他担任私人医生。莫雷尔治好霍夫曼，两人成为好朋友，在威尼斯欢庆他们的友谊。圣诞节那天，莫雷尔、霍夫曼与他们的妻子在希特勒的山中别墅伯格霍夫打保龄球，希特勒要求和莫雷尔私下谈谈。希特勒请他治疗，答应送他一栋别墅，莫雷尔决定放弃开业赚钱，专心为元首治疗。
希特勒可以找任何医生，为什么选择莫雷尔？莫雷尔是大众宠儿，每天换两次白色丝质衬衫，为什么选择照料这位声名狼藉、不整洁且有难闻气味的人的健康？是希特勒的坚持请求，以及丰厚的报酬。希特勒出现的症候使得他害怕梅毒的进展，所以选择莫雷尔这位梅毒专家。如果只是治疗皮肤和胃痛就送一栋别墅，这可是很高的报酬。但是以希特勒的地位，如果要保守他患有后期梅毒的秘密，这样的代价会太高吗？希特勒想找莫雷尔，也是因为他愿意尝试不同的疗法。他的疗法比较高档，而且有点名气。另外，他不是犹太人，当时治疗性病的医生大都是犹太人。
西蒙・维森塔尔开始追踪希特勒感染的传言时，曾问希特勒的建筑师和军需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有没有听过这些传言。施佩尔说没有听过，但是希特勒雇用皮肤科和梅毒科专家莫雷尔当他的私人医生时，全体随员都觉得很奇怪。据施佩尔所言，莫雷尔签约受聘时，小心翼翼地隐瞒他的专业身份。
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卡尔・勃兰特以及其他随员，曾经鼓励希特勒到医院做完整的诊断检查，希特勒以不符合他的公众形象为由拒绝。同时他以各种自己的疗方治疗，包括改变餐饮，不吃油腻的甜点，喜欢简单的蔬菜和谷类。
1936 年，希特勒第一次找莫雷尔看诊，他的胃痉挛，胀气打嗝，幕僚最关心的是胃肠胀气，这使他全身无力。胫部的创伤非常严重，使得他无法穿靴子。对于秘密的梅毒患者来说，皮肤的创伤尤其麻烦，因为后期的发作（相对于早期感染而言）等于宣布疾病的进展，而且全世界皆然。梅毒造成胃痛较少见，但是会造成多日绞痛、抽筋、呕吐，接着神经衰弱、腹部腱鞘囊肿或迷走神经受损。梅毒患者的胃痛和内脏疾病发作时，一般都会痛到昏厥，最后只能无助地呜咽。约翰・斯托克斯认为神经痛发作起来，其疼痛可以跟“超级过敏的女人生小孩”相比。梅毒学家詹姆斯・柯比・赫利斯写道，梅毒患者内脏疾病发作时，强壮的人也会变得歇斯底里，无法控制地啜泣。1944年，（根据约翰・杜兰的资料）希特勒曾经严重到痛得尖叫。
莫雷尔最初的治疗显然奏效。施佩尔引用希特勒的话：“真幸运能遇到莫雷尔，否则我可能早就死了。他救了我的命，他救我的方法真是神奇……如果莫雷尔发生什么事，那真是悲惨。没有他我活不下去。”莫雷尔承诺在一年内治愈；六个月内湿疹不见了，肠胃痛也没了，但这表面上的康复只是暂时的。希特勒付给莫雷尔相当于将领四倍的薪水，并且给他宽裕的研究经费。虽然当时的医生不赞成他激烈和非传统的疗法，但是莫雷尔常常成功。希特勒推荐朋友给他，包括墨索里尼和戈林。
莫雷尔49岁时担任希特勒的医生。他毕业于慕尼黑医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军医。他在当船医时学习热带的民间疗法。他的多重药物疗法使他饱受其他医生的批评，并且被指责过分使用药物可能引起希特勒的许多症候。他的药物包括Mutaflor，是从保加利亚农夫的粪便中取得的细菌；Eupaverin，以罂粟制成的抗抽筋药物；马钱子包含有莨菪；以及从人类胎盘抽取提炼。希特勒是个配合度很高的病人，主动参与莫雷尔的治疗。
希特勒非常注意保密，没有写日记，在书信中也没有透露健康情况。1941年8月7日，莫雷尔开始每天记录元首的医疗状况，以蓝色铅笔写在小纸片上。这本日志详细记录希特勒心理和生理的健康，以及后期梅毒的症候，我们不禁怀疑莫雷尔留下记录，是想将来为他的非传统疗法辩白。
希特勒与他的私人医生一起演出医学史上最大的掩饰？
莫雷尔开始写日志时，希特勒自诉晕眩、左边太阳穴有不舒服的感觉，耳鸣多日（这个症候已经多年）。莫雷尔以水蛭在太阳穴上放血，以缓和耳鸣。“希特勒坐在镜子前，兴致盎然地看着水蛭饥渴地吸着他的血。”这个月他也因发烧而颤抖、寒颤及呕吐。莫雷尔将这次发作称为脑炎――脑部组织发炎。第二次同样的发作是在 12月。1942年3月，戈培尔有本笔记写道，希特勒告诉他正遭受“最强烈的头晕目眩”。莫雷尔指出的另一个重大的医疗事件发生在1942年7月，希特勒在文尼察（他在乌克兰的总部）：“脑部水肿、右眼视力受损、血压高（超过170毫米水银柱）。”他称之为“俄罗斯头痛”，指出这不像是脑炎。希特勒自诉右眼视力受损，左腿颤抖且无力。
此后三年，希特勒逐渐失去行动能力，旧疾复发未愈，又增新病折磨。他自诉头两边有压力、失眠、更加头晕目眩、连续多日头部抽痛。他的腿抽筋，手也颤抖。说话有气无力，严重胃肠胀气，肠子紧缩，后颈部长脓和疖。莫雷尔以电热垫和湿敷布热敷他的胃和肝，在他房内装设氧气，送他到拉斯腾堡的野战医院照射头部Ｘ光，结果发现有发炎。他的脸部变得平板缺乏表情，皮肤呈现红色调。他变得冷淡、无动于衷，记忆力逐渐衰退，还出现黄疸病。他的管家安妮・温特，描述他很虚弱，手臂像是稻草人不由自主地摇摆。他有未老先衰的迹象，口水从嘴角流出。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弗里茨・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本书他写了15年，是目前有关希特勒最完整的医学分析，对于希特勒的一些谜提出“粗略的诊断”。这些诊断有多少符合梅毒发病的模式？
（类似帕金森氏症）的综合症，其病因尚未确定。……肠胃的诊断不确定。……肝脏的病理，发现非典型的症状，有三种诊断……甚至更令人迷惑。眼睛检查……很难作出满意的评估。耳鸣的病因通常很难确定，希特勒的耳鸣也一样……皮肤与眼睛和光敏感，也没有满意的解释。
希特勒可能有后期梅毒，因此可以从这个诊断重新探讨他的各种疾病。最后几年希特勒的身体状况，有十几种症状符合梅毒学教科书所说的，因此很有可能几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在宣告后期梅毒的进展。
虽然希特勒大部分的器官在这期间都有病痛，而且每种病痛分析起来皆与梅毒有关，但最直接指向梅毒的是心脏问题。第三期梅毒最可怕的三个症候就是精神错乱、瘫痪和心脏病，尤其是大动脉瘤破裂造成的死亡。斯托克斯定义心脏性梅毒为“到处存在、暗中为害、病情惨重”：对它要优先治疗，而且要持续许多年。“直到老师和教科书转向……对观察结果保持习惯性怀疑，并且敏锐分析和搜寻掩饰的病因，否则心脏和大动脉的梅毒说一直是造成死亡的原因，临床医生往往在这方面惨遭滑铁卢，死后病理解剖才发现真正的死因。”
希特勒的医疗状况本身并没有指向心脏性梅毒。许多卓越的心脏专家检阅他的病历，以他的年龄看不出有什么不正常之处。但是，莫雷尔以梅毒专家的观点每天观察，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他的观察，可以发现有些疾病模式和治疗不容忽视。
这日记提出充分的理由怀疑，莫雷尔以听诊器所发现的，就是第一个指标。斯托克斯和其他人发现，有下述状况的话，就疑似有心脏性梅毒：大动脉的第二心跳音＊，有明显类似鼓膜发出的变调声音。斯托克斯发现心脏这种特殊的乐音，是大动脉梅毒最重要的早期警讯。他描述这种声音不仅是重音，而且是清晰的乐音。“有许多字可以描述这种乐音，像是轻拍一种阿拉伯鼓的空旷声，又像是德国的喇叭声。常用的词是‘Amphoric’，我们认为最恰当的是‘tambour’。”其他梅毒学家也都同意此说。1932年，约瑟夫・穆尔为塔斯克吉梅毒研究建立一份体检清单，以确定研究对象染有梅毒，所列出的15项迹象之一，就是“大动脉第二心跳音，有没有出现类似鼓膜发出的钟铃重音”。
斯托克斯警告说要非常仔细听，而且需要灵敏的技巧，才能检测出大动脉的早期梅毒。莫雷尔显然有那种敏锐的感觉和技巧，因为他一再发现希特勒的心脏有早期大动脉受损的特征。他在日志上记载：1941年8月7日──“脉搏正常，每分钟72下至76下，规律有力；第二心跳音加重”；同一天晚上稍后──“心跳声有点加速，第二心跳音加重”；1944年9月23至24日──“除了平常第二心跳音加重之外，不确定心脏的问题，心脏动作规律，声音清晰”；1944年10月19日──“他的心脏声音清晰但微弱，第二心跳音强烈加重”。
战争结束之后，莫雷尔接受美国人审问，他很清楚说明希特勒的心脏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以听诊器可以听到大动脉有第二个重音，在右边胸骨旁边第二肋骨之间。”
在异样的第二个心跳音之后，大动脉梅毒损害的第二个指标，是斯托克斯所谓的“重大的心电图迹象”，就是出现负Ｔ波――大动脉梅毒患者85％有此异常现象。莫雷尔也相当注意希特勒的Ｔ波变动。他每个月至少做一次心电图，经常是一星期一次，希特勒有时候会自己要求做。他们一起到各地总部时，就偷偷带一台手提式机器。希士顿夫妇奇怪为何这些神秘的心电图做得“异常频繁”，结论是他们“爱管闲事，甚至很怪异”。他们也发现莫雷尔对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如此讳莫如深，甚至希特勒的贴身男仆都不知道这些检测。
莫雷尔发现希特勒的心电图Ｔ波为负。他将心电图交给专家卡尔・韦伯医生确认，第一次是1941年8月，然后是1943年5月，最后是1944年12月，都是以匿名方式，只说是“外交部的绅士”。韦伯的1943年报告指出，心脏无疑退化，“鉴于ＳＴ明显降低，而Ｔ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为负。Ｔ11当时还是明显为正，现在实际上已经与底线重叠。”1944年，他发现心电图“Ｔ在所有三个导线都变平坦”，又说“情况恶化并没有令我们感到诧异”。
1940 年代，治疗后期心血管梅毒用的是碘化盐药物──碘化钾或碘化钠。1937年，斯托克斯写道：“最近德国再度流行以非特效药的疗法来治疗梅毒，将各种碘化物记入文献内……许多药物已经使用几个世纪，但是没有一种像碘化钾在治疗这疾病上有如此永恒的价值。”“在治疗心血管梅毒上，碘化物有很高的价值，但却不为人知。梅毒引起的血管疾病，都应该从一开始就用碘化物治疗。”
安维尔・戴维斯猜想，1910年，依希特勒的状况，应该没有人会使用“神奇药物”胂凡钠明，但是为什么在多年后莫雷尔没有使用？斯托克斯的答案是：“阿斯凡纳明（Salvarsan为其一种商标）对于梅毒心血管患者来说，基本上是有毒的；胂凡钠明更是毒性强烈。”治疗梅毒心血管疾病，“碘化物是极有效的，有时候在考虑使用水银或阿斯凡纳明之前应该单独使用。”
莫雷尔用在希特勒身上的药物，大多数不是经常使用，但是有些在日志上经常出现。最常注射的物质是Septoid，和各种碘化盐的3％溶液：碘化钾。莫雷尔对Septoid的使用总是与希特勒的心脏状况及有异样的第二心跳音有关：第二心跳音加重……以10CC的Septoid注射静脉。当天稍后：第二心跳音加重……在静脉注射10CC的 20%葡萄糖溶液和10CC的Septoid……“血压高达170-180毫米水银柱！在静脉注射两次10CC的Septoid……血压156/110毫米水银柱，脉搏规律，没有症状。照样注射。静脉注射葡萄糖和Septoid……照常注射（10CC的20％Glycovarin和100CC的 Septoid注射静脉）。”他写信给韦伯，说他已经给“外交部的绅士”注射葡萄糖和碘化物，每天注射二到三次。
1941 年秋天，莫雷尔开始注射毒毛旋花素，这是快速作用的强心剂。希士顿夫妇为此很困惑：“使用强心剂让我们很难理解，因为完全没有明显的理由要让希特勒使用强心剂……莫雷尔说他给强心剂是因为卡尔・韦伯医生的心电图报告，但是根据当时或现在的标准做法，那些报告并没有提供充分必要的理由。”斯托克斯与其他人则是建议，梅毒患者心脏问题不严重还可以走动的话，就可以长期使用粉状的强心剂。
斯托克斯列出早期梅毒患者大动脉炎的症候，有胸口痛、呼吸不顺畅、心悸（心跳快速或是不规则跳动）、消化不良、头晕、咳嗽、失眠、水肿、虚弱、心绞痛、声带麻痹、夜惊，以及声音嘶哑。希特勒可能除了心悸之外，其他症候都出现过。虽然每个症候本身可能是其他状况造成的，但这模式明显说明是梅毒患者的心脏疾病。莫雷尔以Septoid下猛药治疗，可见他也是这么认为。
希特勒停止散步，向汉斯-卡尔・哈塞尔巴赫医生说他心脏衰弱。1941年7月，他与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争吵，突然脸色发白，手抓心脏部位跌坐在椅子上。1944年7月 20日，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失败之后，希特勒召专家埃德温・吉辛来治疗他的耳朵，吉辛认为希特勒的声音嘶哑是因为声带肌肉（麻痹性痴呆造成）有点薄弱所致。
一旦心脏性梅毒的损害已经进展到可用听诊器听出来，那无论多么积极治疗，患者通常只剩下几年寿命。希特勒一直说他没剩下多少时间，这可能是事实。历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到最后毫无道理地加速战争，或加速大屠杀超越他的军事计划，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一个致命的动脉瘤随时可能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莫雷尔以匿名“患者Ａ”所做的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呈阴性反应，其实是不相干的，这稍后再讨论；现在要注意的是，患心脏性梅毒的病人不一定会有阳性反应。斯托克斯注意到，“可以确认心血管梅毒在血清上完全呈阴性反应，”而且“单以一种诊断标准，如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很难准确鉴定，因此医生观察心血管疾病时往往没有发现梅毒。”
1944年2月中，希特勒自诉他好像隔着不透明的帷幕看东西。之前他觉得右眼有轻微的刺痛。莫雷尔介绍希特勒看眼科医生勒莱因（Llein）教授，勒莱因于1944年3月2日提出报告，发现右眼的玻璃体（视网膜和晶体之间的果冻状物质）有浑浊且开始扩散。1945年4月7日，在希特勒自杀前没多久，勒莱因第二篇报告又显示，玻璃体有轻微的浑浊，功能不良，有残余的出血，因此影像出现斑点。他建议使用2％的黄色水银药膏。
吉辛观察到，希特勒的玻璃体呈现浑浊有八年之久 ――出现云雾是典型的梅毒症状。他猜想希特勒可能有先天性梅毒，注意到他的牙齿并没有梅毒儿童特有的槽沟（哈钦森发现之后，称为哈钦森牙齿）。奇怪的是，他没有想到这是后天梅毒。吉辛看希特勒的医疗报告时，发现眼睛有后期梅毒的症状，他认为是什么因素呢？
莫雷尔注意到希特勒在1941年手会轻微颤抖。此后几年，左手和左腿开始明显颤抖。他的姿势变得弯腰驼背，坐下站立都需要人扶持。希士顿描述他步履蹒跚的样子：“右脚步伐虽然正常，但是有点摇摆，然后骨盆旋转向前，拖曳着左脚向右脚靠拢，左脚的脚趾贴着地。”希特勒说话困难，字迹开始变小。虽然这些都是后期梅毒的迹象，但也可能是帕金森氏症，因此希特勒可能两者皆有。有帕金森氏症，并不因此排除梅毒，反之亦然。
虽然现在普遍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但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认为应该将梅毒包括进去，这样的诊断比较完整。希士顿认为是安非他命中毒，“引起类似帕金森氏症的所有症候”，他指出战争末期治疗希特勒的六位医生没有一个认为是帕金森氏症；事实上，其中五位医生（吉辛、莫雷尔、哈塞尔巴赫、勃兰特及希特勒最后的幕僚医生路德维希・史坦普菲格）都明确否定。希士顿向认识希特勒晚年的人说明帕金森氏症的颤抖，他们都说那不像是希特勒的颤抖。维尔纳・马泽尔强烈反对： “然而，评估莫雷尔的神经学方面的发现，倾向于认为希特勒有帕金森氏症。”希士顿夫妇说他们欢迎其他有充分证据的诊断。那么，梅毒是否符合所有的条件呢？
1945 年4月初，希姆莱的情报主管瓦尔特・舍伦贝格拜访他的友人马克斯・格里尼斯，格里尼斯是柏林查利特医院心理治疗的主任，也是SS卫队的医生，专门研究神经学。保加利亚的国王包瑞斯与希特勒见面之后不久就病危，格里尼斯特地飞去治疗他。格里尼斯从新闻影片的连续镜头判断希特勒得的是帕金森氏症，他将这意见告诉舍伦贝格。他们讨论送药物给希特勒，由史坦普菲格治疗。舍伦贝格向希姆莱报告这一切，但希姆莱禁止讨论。1945年4月8日，莫雷尔开始为希特勒进行电疗。4月15日，他说希特勒的颤抖是“摇晃麻痹”的变种。他开始注射Homburg-680和Harmin，这两种都是提炼自可致人于死的茄属植物；由于这两种药物皆治疗帕金森氏症，很可能莫雷尔后来因此怀疑希特勒得的是这种疾病。
麻痹性痴呆发作之前的特征是偏执狂、狂妄自大、沮丧、狂躁、疯狂暴怒和突然的犯罪行为，由于希特勒的特性和战争的环境，这些症候不适用于希特勒身上。维森塔尔怀疑希特勒患上第三期梅毒的理由之一，是希特勒有偏执狂。雷德利希也认为是偏执狂：“偏执狂妄想是希特勒最显著的心理疾病情结，偏执狂患者相当多疑，认为别人要迫害他。”当然有其他人是想除掉希特勒，但他躲在空气不好的地下碉堡，不是因为妄想症，而是因为联军；屡次暗杀行动都失败，有几次差点炸死他，但都被他逃掉。甚至施佩尔也计划谋杀希特勒，吉辛则考虑用高剂量药物。吉辛在日记中承认，当时他很想除掉这位掌握生死大权的人。在他采取行动之前，希特勒的随身仆役打断了他的冲动。7月20日的暗杀行动失败，因为在希特勒和炸弹之间恰好有一张厚重的橡木桌。他认为这是他不败的迹象，觉得很高兴，证明上天保佑他。他说，如果就这样死了，倒也乐得解脱，不必整夜失眠忧虑，也不再有严重的神经病痛。
对于一个差几步就可以征服全世界的人，怎么可能诊断他有狂妄自大的心理疾病？对于一个正要输掉一场世界大战的人，如何诊断他的沮丧？或是一个服用高剂量碘化钾，因为沮丧而经常停止服药的人，又如何诊断他？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经常流泪。1942年最后四五个月，希特勒经常兴高采烈，莫雷尔因此认为他是躁狂症压抑失调，这在诊断上和梅毒患者的狂躁和沮丧难以辨别，因此经常会误认。但是，希特勒这时候也服用安非他命。
希特勒最后几年神志还是非常清楚，从他在后期的军事会议上可以看出来。但他是不是有些行动非同寻常地突然缺乏判断力？施佩尔没有遵照他的命令“杀死所有的战俘”（他说这是病态的产物）；也没有人执行他的焦土命令，以免德国成为一片废墟。有可能梅毒使他更狂热、更残酷、已经扭曲的道德意识更加扭曲，助燃他火爆可怕的脾气。他本来就经常对幕僚发脾气，到后来更常生气也更暴躁。他会咆哮几个小时，唾沫四溅，在地板上滚动。有些资料甚至说他咀嚼地毯。
从希特勒最后几年的行为，可以看见其他较细微的麻痹性痴呆迹象。略举数端如下：冲动（希士顿提到突然的决策带来可怕的后果）；注重细节（施佩尔提到希特勒不再充分授权，而是每个细节都要管，这导致严重的后果）；思考没有组织（1944年对军火工业代表演讲时，说话没有逻辑且不知所云）；短暂错误的看法（前一分钟坚决认为有一支新的军队，后一分钟就知道自己搞错了）；以及心智变得僵化重复（幕僚注意到他经常一再说同样的事情）。
施佩尔提到希特勒的心智：“（从1942年夏天）开始有僵化发呆的奇怪状态；冷漠易变，优柔寡断，显然无力处理重大的问题，面对问题又很固执；经常刻薄易怒。以前他总是以轻松的态度下决策，现在他必须绞尽脑汁思考。”
希特勒对汉斯・弗兰克说，一个人可能发疯多年而没有人知道，他是论及自己，还是说将来可能如此？隆美尔元帅对希特勒在经历最后的暗杀行动后的心智相当确定，他说：“这个病态的说谎者已经完全疯了！”
战争最后一年，希特勒躲在地下碉堡，上有十六英尺厚的混凝土和六英尺厚的泥土。嘈杂的抽风机所送的空气，都是他自己胃肠胀气以及莫雷尔恶心的体臭味。最后一年，除了幕僚、将领及核心人物，很少人看见他。施佩尔这样描述他的衰弱：
现在他皱缩干枯像个老人，四肢颤抖，走路蹒跚，拖曳着步履。甚至声音也震颤，丧失以前的威严。说话语调含混支吾，完全没有力量。他经常像个老头子一样兴奋起来，声音开始破碎……他的脸色变成灰黄色，脸部肿胀；制服本来都是小心翼翼地保持整洁，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经常就忽略了，而且衣服上常有食物沾染的污斑，因为吃东西时手会颤抖……我经常忍不住同情他，和以前的希特勒相比，实在差太多了。也许这是每个人都会静静听他下令的原因，因为长久以来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他继续调派已不存在的师团，或者命令以飞机运补，但是飞机因为缺乏汽油已经无法起飞。也许这就是大家没有说话的原因，他越来越脱离现实，进入他的幻想世界。
那些负责打仗的将领，对于希特勒这位领导人心智如此涣散，感觉又是如何呢？从1943年春天起，就有许多次暗杀行动，但全失败了，每次都令希特勒更加自大，认为上天在保佑他。这其中有多少次暗杀行动，是因为相信希特勒得了后期梅毒随时可能发疯而致的？在1940年代，梅毒患者会精神错乱是众所皆知的事，那么有谁知道在地下碉堡里即将发生梅毒患者带来的大灾难，这对于战争最后几个月希特勒与他的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敌军、德国军方或德国人民听过这个传言，其对战争造成后果将是可怕的。这种事情一定会在权力中心流传，虽然是小心谨慎地讨论。多少次秘密会议讨论此事？我们无从得知。目前我们认为，只有没收希特勒病历档案的威廉・弗里克可能知道希特勒有梅毒。其他人呢？
希姆莱与秘密档案
1942 年底，莫雷尔和勃兰特面对一个困境。他们知道希特勒正逐渐陷入梅毒性痴呆，但是要如何处理这超级敏感的信息呢？他们一起签署一份报告，交给希特勒忠实的追随者――这些人曾经宣誓“我的忠诚就是我的荣誉”――这时候他们有过什么内心挣扎，害怕自己的生命难保吗？SS卫队头子希姆莱听说过传言：他的元首得了后期梅毒，可能会死，甚至更糟的是随时可能发狂。希姆莱将这个最高机密告诉他所信任的男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克斯滕于1956年出版记录他们谈话的日记。
克斯滕出生于爱沙尼亚，但他在参加芬兰人争取自由脱离俄国的战争后成为芬兰人。他在柏林向一位中国医生学习按摩，为希姆莱治疗肠痉挛之前，已经有许多皇家和贵族的客户。希姆莱有时候会因为肠痛而昏厥。崔若伯为克斯滕的回忆录写了一篇序文，他说希姆莱的男按摩师为他解除身体上的痛苦，“不仅操控他的肠胃，也操控他的意识，让这位在新秩序中可怕、无人情味、没有人性，但又天真、神秘、轻信的专横人物，向他忏悔自白。”
克斯滕的日记中，第一次重要的对话是在1942年 12月12日。“这是我治疗希姆莱以来最刺激的一天，”克斯滕说：“他非常紧张不安；我了解他有心事，便问他是什么事。他反问我：‘你能够治疗严重头痛、头晕目眩和失眠的人吗？’”克斯滕回答说可以，但是他必须先检查患者，知道症候的原因。希姆莱说，除非他先发誓绝不告诉任何人，否则无法透露此人是谁，于是克斯滕郑重其事发了誓。
希姆莱从保险箱里拿出一个黑色公文夹，里面有蓝色手稿。 “你看了就知道，这是元首疾病的秘密文件。”这26页的报告引用1918年10月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住院的病历，当时他因为英国毒气暂时眼盲接受治疗。报告指出在帕泽瓦尔克有某种症状和梅毒有关，1937年又有更多的症候出现（莫雷尔治疗希特勒整整一年），证明梅毒继续蹂躏希特勒。在1942年初，这些症候显示“毫无疑问地”希特勒有进行性瘫痪。“除了瞳孔固定和口齿不清之外，梅毒的每个症状都曾出现。”
克斯滕告诉希姆莱，他无法治疗心理疾病，并且询问希特勒目前治疗的情形。希姆莱回答说，莫雷尔医生为他注射，检查疾病的进展，让他有能力工作。当然，那时候认为进行性瘫痪无药可治。
希姆莱向克斯滕求助：“这不是普通的病人，而是德国的元首，帝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间，只有在元首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他才拥有这个力量；他不能舍弃我们。”希姆莱继续说：“我们必须尝试各种疗法让他继续活下去，我不相信元首的心智就这样结束，他曾经有如此伟大的勋业……我一想到元首对我们的贡献，简直无法相信竟然没有办法挽救元首免于梅毒的蹂躏。现在来了个莫雷尔，宣称可以救治元首。我没什么好反对的，因为他为元首注射，元首的思想马上就恢复成以前惊人的睿智理性。”希姆莱认为希特勒应该到心理医院接受彻底的检查，但是希特勒从来没有答应，况且如何能够保守秘密？如果外国的情报人员听到风声，敌方用无线电广播警告德国人民，可以想像其结果将是兵败如山倒。第一要务就是要赢得战争。希姆莱再次强调要保守秘密，并将文件放回保险箱。他探询道：“现在告诉我，你会怎么办，克斯滕？”
下个星期（1942年12月19日），克斯滕记录他与希姆莱关于希特勒梅毒的第二次交谈。希姆莱问克斯滕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希特勒，克斯滕建议采用瓦格纳－尧雷格疟疾疗法――这个治疗后期梅毒方法的开山祖曾经因此赢得诺贝尔奖――又说希特勒应该避免太操劳。克斯滕解释说，这疾病可能使希特勒的判断力变差、身体机能衰退、产生幻觉以及夸大狂。生理上可能会“头痛、失眠、肌肉无力、双手颤抖、口齿不清、四肢抽搐和瘫痪”。克斯滕说，这疾病真是对德国人民最大的威胁。一道命令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命运，是在神志清明的时候，还是受到疾病影响的时候下达，希姆莱如何分辨呢？根据克斯滕回想所看的报告，希特勒于1918年在帕泽瓦尔克接受当时标准的治疗（可能是水银），那时他的症候已经消失。
克斯滕建议希姆莱采取行动，将希特勒拉下台。希姆莱说他做不到，因为没有安排好接班人，势必引起争权夺利。此外，他如何证明希特勒的症候不是因为过度操劳造成的？这次谈话就在希姆莱闷闷不乐的沉思中结束，他会仔细观察，在适当的时机采取行动。
1943 年2月4日，负责SS卫队禁卫军总部的柏格将军问克斯滕关于国外谣传希特勒有梅毒和进行性瘫痪之事。克斯滕承认好像听过这种传闻。柏格认为希特勒受到毒气伤害，可能引发先天性梅毒。克斯滕说，最好不要讨论此事，这是很危险的话题。柏格赞同说：“我们会闭上嘴，好像从来不知道这回事。”
克斯滕再一次不顾保密的承诺，问希姆莱的私人秘书鲁道夫・勃兰特，他知不知道秘密档案。鲁道夫“吓得脸色发白。‘天啊！’他说：‘你不知道你有多危险。你是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最重大的机密！’”
鲁道夫猜测，只有马丁・伯曼知道，可能赫尔曼・戈林也知道。克斯滕问他是谁写的报告，鲁道夫说他不能讲，但他透露：是“非常负责的人，他的忠贞不容怀疑”，他觉得有责任告知希姆莱。这个人最近与他在战场上的总部有过长谈。克斯滕也问希姆莱知道此事多久，鲁道夫说，他一直知道有此传言，但是拒绝承认，直到这份报告出现。现在他不再怀疑此事。
大卫・欧文排除克斯滕与希姆莱的对话以及黑色档案，他说：“根据这赝造的资料，希特勒第一次出现梅毒性瘫痪是在1937年，1942年复发。在他所写的《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这本书中所做的血液检测，则是完全否定这一点。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说：“从来没有克斯滕所说的‘黑色档案’，也没有进行性瘫痪。”但是，我们稍后将讨论到，血液检测并非是决定性的。何况，希特勒的副官尤利乌斯・绍布怎么可能知道希姆莱保险箱中的这大逆不道的秘密报告？欧文在《希特勒的战争》的序言中，说克斯滕杜撰事实，并且以26页病历档案为证，证明莫雷尔的日志是伪造的。如果莫雷尔的日志是秘密梅毒患者的医疗记录，克斯滕的文件在与之对照之后才能被证实。更重要的是，克斯滕在日记中详细记录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医院的治疗，以及目前的健康状况，除非他看过秘密报告，否则怎么可能知道。
如果希特勒没有得梅毒，那么希姆勒与克斯滕的对话就是无聊的虚构。不过，莫雷尔的日志被认为是梅毒进展的记录，希姆勒与克斯滕的对话其实也很合理，它显示喜好争权夺利的希姆莱正小心翼翼地注意希特勒随时可能病情恶化，试探发生意外的机会。如果希姆莱紧张地等待，纳粹核心里还有谁也在等待呢？那些流传多年，说希特勒已经发疯的传言，有多少是认为希特勒因为梅毒而精神错乱？
不管克斯滕为何出版日记，报告的签名者才更令人吃惊，他却漏而不提。天主教的神学研究者阿希姆・贝斯根后来发现签名者，他的书《沉默的命令》详细探索克斯滕出版的资料。贝斯根经克斯滕遗孀的同意，详细阅读日记原本。他摘录克斯滕与希姆莱有关黑色档案的对话，大部分和克斯滕的回忆录相符，但是加上：
“报告有勃兰特医生和莫雷尔医生的签名。”
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句子，贝斯根放在书中最后一段，它证明这两位希特勒的随身医生勃兰特和莫雷尔冒着生命危险，在斯大林格勒之役开始时，告诉大权在握的SS卫队头子，说希特勒因梅毒随时可能死亡或发疯。只有勃兰特和莫雷尔知道希特勒的详细病情，为什么克斯滕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没有提到他们？他基于尊重死去的同事，不想透露是他们泄漏秘密的病情？虽然莫雷尔设法让希特勒保持正常，但是联合签名暗示勃兰特协助他，他们显然都觉得有必要警告希姆莱，控制好内部的安全，随时准备应对紧急状况。
莫雷尔与勃兰特并不亲近。莫雷尔取代勃兰特，成为希特勒健康的最高负责人。勃兰特于1934年担任希特勒的随身医生，跟着他飞去会见墨索里尼。他与莫雷尔勉强维持合作关系，直到1944年10月，希特勒将他开除，因为他抱怨莫雷尔所开的药丸含有马钱子碱。这事件的起因是吉辛注意到希特勒早餐盘中有六颗黑色药丸，而从莫雷尔的“寇斯特药丸”研究可知马钱子碱是其成分。希特勒当时黄疸病初愈，勃兰特要求莫雷尔将他纳入医疗计划中。莫雷尔记录如下：
与勃兰特交谈。他说：“如果你说你只是按照命令，你以为有人会相信你吗？你以为希姆莱会对你比其他人好？现在许多人被处以绞刑，必须非常冷静判断整件事情。如果元首出了什么差错，你能想像接下来会如何？别人不会要求哈塞尔巴赫负责，但是你要负责，而最可能的人就是我。因此，从现在开始最好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这两人告知希姆莱有关希特勒进行性瘫痪的事情，希姆莱在危机发生时是否支持勃兰特和莫雷尔，这问题就有不同的意义。1945年4月16日，希特勒逮捕勃兰特并且判处死刑，因为他为了安全将家人移出柏林到美国人地区。希特勒自杀后几天，施佩尔和勃兰特获释，但不久美国人又将他逮捕。
1944年10月，希特勒的其他医生都被解散，只剩下莫雷尔单独负责元首的健康，他也知道希姆莱监督他的工作。从1944年10月到次年5月，希姆莱命自己的医生史坦普菲格进入地下碉堡加入医疗团队。史坦普菲格是希姆莱指派的，肯定会告诉他有关梅毒的问题，希特勒也知道史坦普菲格知道。但是希特勒认为希姆莱知道吗？
战后，希特勒的医生被俘，他们在军事情报中心的工作，就是撰写希特勒的病历，勃兰特和莫雷尔关在同一间牢房。1945年10月15日的联合审问报告中（1964年解密），“希特勒的医生认为”，勃兰特、吉辛与哈塞尔巴赫描述希特勒健康甚佳、记忆力很好、注意力集中，没有瘫痪。胃病显然一开始就很严重。哈塞尔巴赫写道，希特勒喜爱寻欢作乐。除了勃兰特，说希特勒有“精神病的人格”，其他人都说希特勒心理正常。医生的描述相对于战争末期莫雷尔的日记和施佩尔的描述，差异很大。美国人提的问题似乎更无法想像，只要他们描述希特勒身体的各部位，如他身上有什么小伤疤、如何分他的头发，却没问病理学上较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没怀疑希特勒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这些医生在囚禁等待发落的时候，可能以编造这些假资料为乐。莫雷尔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塔妮亚・朗，说他从来没有给希特勒安非他命。他很快就获释，住在巴伐利亚，死于1948年。勃兰特于1948年6月2日在兰兹贝格监狱被执行死刑，因为他参与了希特勒安乐死的计划。
帕泽瓦尔克报告
关于希姆莱的黑色档案还有两个问题。如果莫雷尔与勃兰特在文件上签名，显示希特勒正处在第三期梅毒，那么当希特勒被英国毒气弄瞎了眼，在医院接受治疗时，帕泽瓦尔克的文件有什么证据可证明他有“第二期梅毒的症候”？哪个忠贞不二的人跟希姆莱在野战总部秘密会面？第一个问题把我们带回到1918年的帕泽瓦尔克医院。
希特勒坐在水泥碉堡内，与几名同胞被英国毒气侵袭而暂时失明。一名不太严重的人带着他们逃离，像瞎子一样一个接着一个走到布鲁塞尔的野战医院。希特勒被独自送回德国，住进帕泽瓦尔克医院。他的眼睑痉挛，眼皮肿胀无法睁开。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回想这次意外：
10 月13日晚上（正确时间是1918年10月15日），在叶普斯之役前英国以毒气攻击南边前线；他们使用黄十字毒气，会有什么影响我们还不知道。当天晚上我自己也亲身体验到。在威委克南边山上，我们在10月13日晚上遭遇几个小时的连珠炮火和毒气弹，相当猛烈且持续整个晚上。午夜时，许多人昏倒，我们有些同胞就永远死了。到了早上，我也开始感到痛苦，每隔15分钟就更加痛苦。早上7点，我眼火在烧，只能蹒跚踉跄而行；带着我最后的战争报告。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眼睛变得像灼热的煤炭；黑暗逐渐包围了我。
希特勒恢复视力，但是当休战的消息传到医院时，他再次失去视力。“我的眼前再一次陷入黑暗，我摸索着蹒跚回到宿舍，躺在帆布床上，将燃烧的头埋入毯子和枕头中。”此后多年，他一再说起这个故事，在他第二次恢复视力之后，有个超自然的愿景激励他成为德国的救星。1918年11月底，希特勒从帕泽瓦尔克医院出院，回到军中。后来在叛变审判中，他说只能阅读报纸上最大的标题，很怕失去阅读书籍的能力。
鲁道夫・宾尼恩在阅读《见证人》一书时，怀疑作者犹太医生恩斯特・魏斯可能参考过真正的文件，所以才能写出这么详实的故事，并且真有一位精神病医师在Ｐ为“ＡＨ”治疗。宾尼恩最后研究发现这位医生是埃德蒙・福斯特，又发现福斯特有一段曲折漫长的戏剧性故事。
1933 年，福斯特带着希特勒的记录到巴塞尔，然后去巴黎，为了安全起见他给德国移民周刊的同事副本，其中有恩斯特・魏斯。福斯特回到德国之后，被格拉夫瓦尔德的医学院解聘，然后校方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审问他十三天。此后，福斯特这位见证人知道自己已经被怀疑到巴黎的目的，因而自杀。宾尼恩访问福斯特的长子，他回想父亲就像小说中的叙述者一样，想要自己保存希特勒的“医疗秘密”。即使是福斯特的死讯，巴黎的德国新闻记者也觉得这消息太危险而没有刊载。
魏斯以小说形式透露这医疗秘密，他的小说在他自杀之后幸存下来。1963年，在遗失多年之后，它终于在德国以《见证人》出版。1977年，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发行英文版，宾尼恩在序言中指出福斯特就是叙述者。同时，魏斯和福斯特一样，于1940年6月14日在巴黎开枪自杀，这时德军已占领巴黎。托马斯・曼与诺莉诺・罗斯福已经为他取得美国移民签证和机票，但是他不知道。
在小说中，见证人被指派到Ｐ医院，在那里他治疗在战场上受到心理创伤的士兵，如紧张不安、神经过敏、歇斯底里、神经衰弱。其中有一位患者AH，身体衰弱、失明、缺乏睡眠而高度兴奋、喜欢狂热煽动，需要训导惩戒。他的眼睛因为毒气手榴弹而“像灼热的煤炭”。魏斯这里是撷取希特勒自己在《我的奋斗》中的叙述。晚上他召集士兵在床前，煽动他们仇视犹太人，将德国的失败归咎于犹太人。
见证人对自己施展催眠术，并且引导他自己有意愿去看见，然后让他能够入睡，结果奏效。“我扮演命运之神，让这失明的人恢复视力。”AH掌权之后，向千万群众施展催眠术，告诉沮丧消沉的德国人，在神奇的治疗下德国也能够恢复国威。见证人将他的病历保存起来，并且埋在沼泽里。
魏斯的叙述者怀疑ＡＨ的种族仇恨可能是因为情欲经验造成的，后来感染梅毒，认为未来要禁止与那些血液受到污染的人发生性关系：
这位失明者仇恨犹太人，而这已经成为他灵魂的核心。我知道我已经永远治疗好他的失明，暂时使他不再失眠，但是无法使他一秒钟不仇恨犹太人。他可能是在维也纳生活困顿时，被某位犹太女人所害？他是自愿守贞，或是被迫的？他再也不能将自己奉献给德国血统的女人？这让他很痛苦，使他无法入眠，使他无法爱人，无法满足，也使得他拥有狂热可怕的力量？他的指甲被这刺所刺伤，因此他以狂暴的拳头反击？
一位穿着党制服的人要求与见证人说话。他要求交出有关ＡＨ的文件，见证人拒绝了，然后将文件从沼泽里拿出来，放进防火的保险箱。但是这文件在屋子里，让他很担心。他以一般邮件寄给自己，收件地址在很远的邮局，这样可以保存三个月。最后他决定将文件藏在瑞士，开车到巴塞尔，在联邦中央银行租了一个保管箱。为了救他的妻子，他被引诱回来遭到逮捕，严刑逼问十三天，差点被打死。但他还是没有放弃，他告诉自己：“不要泄露秘密给他们，要撑到底！”
见证人获准离开，与妻子重聚。他打开保管箱一看，空无一物；他白白忍受那些折磨。妻子为了让他获释，在他们朋友赫尔穆特的怂恿下，交出了文件。不过，即使盖世太保现在有ＡＨ患者的医疗记录，他们还是没有医疗秘密。见证人描述这状况：
有一天，他（赫尔穆特）开始谈起这件事情，说还有附带的证明。他为了营救我，将这文件交出去。他是将我放在保管箱的笔记文件都交给秘密警察，但是他们并不满意。最重要的部分不见了，就是有关他与女人关系的部分。在Ｐ和他交谈许久，我已经知道许多秘密。但是即使在1918年，我一个字也没有写下来。我知道详情，这是非常重大的案例。但你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这个秘密我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下，只有我才看得懂。
见证人，也就是福斯特，有关ＡＨ与女人关系的医疗秘密，到底是什么？罗森伯姆在《诠释希特勒》的序言中，表达他自己探索希特勒的心理、大屠杀及恶魔本质背后的渴求，就是希望找到有福斯特秘密文件的瑞士保管箱，他说：“希特勒性生活的秘密，帕泽瓦尔克的催眠师以难以理解的文字记载下来，藏在一个保管箱中。”这个遗失的关键一环可以解释希特勒，罗森伯姆对此很痛苦，他说：“有个东西遗失了……就在地球上，我们可以想像，就在瑞士银行的保管箱里妥善保存着。这并非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只是我们无法取得。不是因为那难以忍受的恐惧，而是要探索难以理解的罪恶”──他说，这就像是寻找圣杯，但却是为了解释希特勒。
1942年，交给希姆莱的帕泽瓦尔克报告，里面的秘密就是梅毒。见证人在巴塞尔保管箱所藏的秘密也是吗？
希姆莱黑色档案中有一部分是莫雷尔和勃兰特所写的报告，是关于希特勒目前的医疗状况，其他部分则是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患有梅毒的症状。帕泽瓦尔克的病历报告副本是如何流到希姆莱的手中？如果一开始似乎不可能追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帕泽瓦尔克医院接受治疗的一位无名士兵的治疗记录，尤其是希特勒已经下令弗里克没收销毁这些资料，那么1942年希姆莱重新得到这份资料，显然有许多可能性。事实上，可能是医疗记录资料就有许多份（而且各有许多副本），如福斯特的病历记录、医院病历摘要、希特勒治愈后出院发给军方的报告。福斯特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两份副本给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其中一份给魏斯。当然，依照小说的记载，他也可能有第三份在巴塞尔的保管箱里。
盖世太保多年来夺取这些记录，问题是盖世太保中谁负责此事，希特勒的领导层有多少人是他的对手，而元首有梅毒的报告在SS卫队高层又会引起多少不安。谁能够信任呢？根据舍伦贝格的说法，秘密警察头子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收集希特勒所有的健康记录，海德里希于1942年被暗杀，这些资料就转交给希姆莱。如果此说属实，那么希姆莱在收到黑色档案之前就有希特勒的健康资料，那么他请勃兰特和莫雷尔撰写意见报告，就更有可能。
啤酒馆政变审判的记录，包含帕泽瓦尔克报告的副本。根据宾尼恩所说，威廉・赫格纳从政变时起就是希特勒的政敌，他从政变审判中取得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的文件，直到 1933年该文件才被盖世太保夺走。戈林当时主管盖世太保，但是赫格纳的副本被夺走时，巴伐利亚的警察归希姆莱管辖。根据宾尼恩所言，福斯特拥有的病历正本由威廉・卡纳里斯（德国国防军的情报头子）与希姆莱本人保管。显然布雷多将军也有一份，他于1934年在“长刀之夜”被枪杀。简言之，希特勒的帕泽瓦尔克医疗记录有许多副本，如果最后连一份都没有传到希姆莱手上，那才真是奇怪。
回到希姆莱的报告，我们还不知道第三个神秘人物。如果希姆莱已经有希特勒的医疗记录，他可能直接找勃兰特和莫雷尔随时掌握希特勒的近况。但是克斯滕所看的报告有勃兰特和莫雷尔的签名，他还问希姆莱的秘书鲁道夫，谁是那“忠诚度没有问题的人”。当时谁会有帕泽瓦尔克文件，可以接触勃兰特和莫雷尔了解最新病情，而且负责、正直，能够将消息告诉希姆莱？
希特勒的随员中三位有希特勒过去的健康记录，他们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威廉・卡纳里斯、威廉・弗里克。海德里希已经被暗杀，他的档案都移交给希姆莱，所以先排除。根据舍伦贝格的说法，前国防军情报头子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有一份希特勒帕泽瓦尔克的记录。卡纳里斯在1942年经常与希姆莱会面，是对抗希特勒的关键人物，也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他有很好的理由要希姆莱注意希特勒的危险状况。希姆莱没有怀疑卡纳里斯自己的密谋，还告诉卡纳里斯他知道有个叛变计划。1943年，德国一位重要的间谍在土耳其变节叛逃联军，此事和卡纳里斯有关，希特勒大发雷霆将卡纳里斯撤职。卡纳里斯涉及军队许多暗杀和叛变的计划，他向英国透露许多战略上的秘密。 1943年3月，他飞往斯摩棱斯克协助7月20日的暗杀计划，但他在密谋前在家里被逮捕。纽伦堡大审时，发现卡纳里斯在占领俄国时曾经阻止种族灭绝屠杀。
另一个更有可能的人就是威廉・弗里克，他从1933年1月起担任希特勒的内政部长，是希姆莱高层的信使，忠诚度没有问题。弗里克一开始就跟着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中与施特赖歇夫还有其他人一起被捕，当时被控以通敌。最初是弗里克与希特勒一起任命希姆莱掌权的，希特勒三次没收健康记录：斯皮托夫的记录、赫格纳的记录以及帕泽瓦尔克文件，都跟他有关。希特勒心智逐渐失常，弗里克知道多少呢？有人说希特勒正在带领国家走向毁灭，弗里克夫人的回答是：“是的，这个人精神错乱。”这也许可以代表这个家庭的意见。
诊断与希特勒的传记作者：忽略梅毒
欧文在1983年出版《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一书，他提议“消灭”关于希特勒染有梅毒的神话，因为莫雷尔在1940年以“患者Ａ”送交实验室做血液检测，其结果是阴性反应。但是欧文此说太过轻率。梅毒学的教科书警告说，不要被不正确的血液检测误导。斯托克斯写道：“患者可能经瓦色尔曼检测多年来都是阴性反应，结果还是死于梅毒。”尤其是晚期、热疗与局部治疗的病例。他引证许多研究：后期梅毒有很高的比例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有个研究和希特勒有关，特别值得注意。1920年至1921年，梅奥诊所研究梅毒病人，有56％瓦色尔曼检测是阴性的。这群患者有个共同的后期梅毒的重要症候：肠胃痛。1936年，合作临床小组发现，患者以前接受过治疗的话，只有52％会出现瓦色尔曼阳性反应。瓦色尔曼血液检测只有在感染初期，伤口充满螺旋体的短暂时间内才会接近百分之百准确。希特勒感染已经30年后才做瓦色尔曼检测，其间有许多机会接受治疗。塔斯克吉梅毒研究的原设计人质疑使用瓦色尔曼检测法来筛选实验对象，因为他们预估有25％的患者会出现错误的阴性反应，即使这些患者是年轻人而且大都没有接受过治疗。希士顿夫妇甚至倾向于认为希特勒是安非他命中毒，而不是第三期梅毒，也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以前感染过，而且梅毒在当时无法治愈，以前感染过就表示持续感染。
瓦色尔曼阴性反应被认为是铁证，一直被用来否定希特勒染有梅毒的其他线索：否定维也纳妓女事件，认为克斯滕与希姆莱的对话是捏造的，希特勒在帕泽瓦尔克从来没被诊断有梅毒，斯皮托夫或是其他人从来没有为他治疗过梅毒。
欧文又说：“从尿液分析可得知希特勒从来没有得过梅毒。”但是，尿液分析不适用于诊断梅毒。许多传记作家与医学作家因为错误的梅毒检测，没有看到希特勒在二战最后几年，因为第三期梅毒的连续摧残，无论生理或心理都已经颓败不堪。欧文很乐观地认为，他出版莫雷尔日记之后，“全世界最有名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医疗经过就完整无缺了。”
血液检测并不是绝对的证据。即使结果是阳性反应，希特勒和莫雷尔也不可能说实话。如果他们要掩盖梅毒快速进展的事实，那么我们甚至不能相信“患者Ａ”就真的是希特勒的血液样本。也许“患者Ａ”与他的私人医生，正是要完美地掩饰秘密。
埃恩・科萧发现，虽然有大量的研究希特勒的著作，但只有少数是“完整的严肃学术性传记”。而这些严肃的学术传记的作者中只有艾伦・布洛克考虑到梅毒，在 1953年的传记中有一段提到，摘自普希・汉夫施滕格尔的评论，但说这是传言而非第一手资料。布洛克写道：“例如，根据报告，普希一再说希特勒年轻时在维也纳感染梅毒。这可能是恶意的谣言，但不只一位医学专家暗示，希特勒后来的症候，无论是心理和生理的，可能是第三期梅毒的症状，因此这个说法很值得参考。不过，除非哪天有希特勒的医学报告出现，否则这还是未定之论。”布洛克的结论是，希特勒在1943年之前很少生病，布洛克认为身心失调的可能性也不大。
布洛克所假设的希特勒医疗报告，其实曾经存在，至少是以暗语在莫雷尔的报告中写出，战争末期由一名德国军官拿去掩埋。1959年这些文件被发现，送到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处制作成微缩胶片，希士顿使用这些胶片，作为他们写作《希特勒的医学个案》的主要资料来源。四年后，欧文编辑莫雷尔的日记出版，使用了附加的莫雷尔资料――这些资料“意外地”于1981年出现在国家档案中。
希士顿是精神病学的教授，他专门研究希特勒的心理状况，认为希特勒有滥用安非他命的迹象。施佩尔为希士顿夫妇的著作所写的序言，也同意说：“我写了几百页对希特勒的长期观察，以及我做为他亲密伙伴的经验。关于他个性的改变，颇符合希士顿夫妇的研究结果。”
希士顿夫妇指出，希姆莱在1937年的纪事表中，曾暗示有中枢神经系统的梅毒：“希姆莱：‘神经性梅毒的迹象。’来自克斯滕的回忆录。”他们发现：“梅毒的症状千变万化，善于模仿其他疾病。”但是，他们基于两个理由认为没有必要深入探讨梅毒的可能性。第一，没有痴呆现象，尤其是没有丧失记忆力。“神经性梅毒不可避免会造成痴呆，这通常是第一个症候，如果不是第一个，在几个月之内也会出现。第二，梅毒会出现特殊的眼睛症状，不过勒莱因医生详细检查没有发现不正常。”但是，神经性梅毒的个性改变是逐渐发生的，完全麻痹性痴呆出现痴呆现象可能要经过许多年。问题是希特勒还没出现麻痹性痴呆或痴呆就死了。许多资料显示，希特勒神奇的记忆力已经大不如前。虽然勒莱因没有发现瞳孔固定和不规则，他却发现眼睛有其他症状。
希士顿夫妇写道：“德国独裁者希特勒的肠胃、神经系统和心血管，这三个器官系统有重大疾病。从文献的叙述来看，显然他病得很严重，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些疾病的性质，或是对历史可能的影响。”他们认为这种疏忽是因为缺少足够的证据，他们从莫雷尔的报告以及访问过去认识希特勒的人，觉得现在累积了相当足够的证据。虽然他们认为希特勒得的不是梅毒，后来的症状是因为服用安非他命所致，但也正确指出，瓦色尔曼阴性反应并不排除早期的感染。由于当时梅毒无药可治，早期感染意味着将继续感染。他们描述希特勒疾病的发展，所用的言语暗示患有梅毒：“从1942年中到1945年4月自杀，希特勒出现已知的迹象、症候和对行为可预期的影响，因为脑部机能疾病而出现间歇性失能。”
弗里茨・雷德利希在脚注中将传记作者的意见做个摘要，统计出只有少数的书籍与文章讨论到希特勒的病历。每个人都很快若无其事地排除梅毒。例如，安东・诺伊迈尔写道：“可以排除梅毒的可能性”；伯特・爱德华・帕克的结论是：“莫雷尔的日记中没有出现痴呆现象，血清检测又是阴性反应，这些证据足以否定希特勒患有这种疾病的可能性。”
有个人认为希特勒是患脑梅毒，他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亚历山大・金姆，他曾在网站上张贴这个消息。金姆提出的观点是，希特勒于1908年不见踪迹，却没有留下转信的地址，殊不可解，可能是因为他感染梅毒。希特勒家在林兹，1908年2月他离家到维也纳（这一年普希感染梅毒）。在维也纳的第一个月，他穿着黑色外套，拿着一根象牙柄的拐杖。古斯特是他在林兹的朋友，也是在维也纳的室友，他与古斯特观赏歌剧，尤其是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他就看了三十几遍。然后他失踪，一句话也没有跟古斯特交代；他再次出现时，整个人已经变了。1909年圣诞节，以科萧的话来形容，他又瘦又脏，身上有虱子；他“潦倒至极”，与 “社会底层的妓女、酒鬼、穷困无望的人一起鬼混”。
耶鲁大学医学院退休院长雷德利希，著有《希特勒：毁灭性先知的诊断》，这是目前关于希特勒心理最完整的研究。雷德利希写道：“这是可以确定的，然而（我很少用这个词），希特勒并没有全身性瘫痪，这是严重的梅毒转变疾病，病征与症状很容易诊断出来，包括心智快速退化、精神病、不合理的自大行为，独特且容易辨认的精神病症候（如瞳孔对于光线的反应不规则），严重的口齿不清，如果没有治疗的话，血清与脊髓液做梅毒检测呈现阳性反应。 ”雷德利希说得没错：“希特勒没有麻痹性痴呆，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出现梅毒的警讯阶段。”
没有绝对的证据说希特勒染有梅毒，也没有证据足以否认。然而，他的生活显然可以看出是梅毒患者发展的模式，这让我们提出一些问题，重新探索档案。如果说希特勒在1908年经由性交感染一种他认为是源自犹太人的疾病，这让他从少年时就遭人排斥，而这事不断蹂躏他的身心，那么又会对他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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