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荷兰受剥削劳动者组织(NGO BLinN)统计,如今有数千名中国人在荷兰非法居留,其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被人剥削利用的受害者。仅2008年,他们接触了80名被关押在外侨拘留所的中国偷渡受害者。来自东北的女孩周玲,是其中之一。
偷渡到荷
法国机场被遗弃蛇头电话无应答
8年过去了,周玲还记得刚踏上欧洲,从满怀希望到无限绝望的那一刻: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刚下飞机,看不到来接机的人;打不通蛇头的电话;不会法语、英语,标志牌只能看个大概;她呆呆地站在偌大的大厅里,眼里噙满了泪水……
那时候,周玲还是个刚20岁出头的东北女孩,父亲的重病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荷兰工作好找,人人平等。你过去可以教中文、做家务,钱很好赚。”同乡的话让她动心。想要赚钱给爸爸治病,千方百计筹了3万多元人民币(约3000欧元),周玲坐上了飞往法国的航班。
国内蛇头的计划说得很完美:会有人在巴黎机场接机,送她去荷兰安排食宿,再帮她搞定工作。他给了周玲一个电话号码,“你一下飞机就打这个电话。”
“电话根本打不通……”时至今日,周玲诉说时仍像个受惊过度的小女孩。法国机场,她在公用电话机上拼命拨那个号码,听筒里却只有绝望的忙音……
“我只知道阿姆斯特丹是荷兰首都,我想那里会有中国人,只有他们能帮我。”就这样,在法国机场被“遗弃”的周玲,自己买了张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票。
误入淫窟
“门砰地关上,我就像走进了地狱。”
接着,周玲辗转来到登哈,下了火车,摸摸口袋,只剩下100多美元。此时,一张中国面孔闪过周玲面前。她一把拉住那个中年女人,问:“你认识什么人找工人吗?我什么都会干,煮饭、做家务……”
女人脸上没什么表情,周玲却不肯放手:“我在国内学过刮痧,保健按摩。”那女的上上下下打量了周玲一番,“你跟我走吧,我有个朋友正好请人。”南方口音。此时,周玲心里非常高兴,“那是我救命的工作啊。”
大约走了四五十分钟,那女人把她带进一条阴暗的通道,一路往地下延伸,周玲心里开始发慌,“就像走进了地狱。”
“我不做了,我要走!”周玲边叫边试图逃跑,却发现已经有人堵在门口。“我还有些换洗衣服,我去拿了就回来。我需要钱,一定会回来做工。”可无论如何挣扎,她已经走不掉了。
门,砰地一声,重重关上。
“他们搜走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证件、钱、电话号码……然后把我推进一间房间。很小,有被子、床、洗澡的地方。”
此刻,周玲还抱着一线希望:“我对老板说,我会很好的保健按摩。别的我都不做,如果你们强迫我,我会跟你们拼命的。”
一开始,老板答应了,“你可以赚很多钱,每个客人15欧元。”可在接待第三个客人之后,性服务在所难免,“他们说,你再对客人不尊敬,我们就用刀在你的脸上留下痕迹。”
绝食求死
“我被关在那里,无论白天黑夜,随时都要为客人做。”
周玲只记得房间外是一条阴暗的、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两边都是一个个小房间,关着和她一样的女孩。“我不敢出门,经常听到走廊里有女人的惨叫声、哭声。”
恐怖的走廊尽头,有个小窗,偶尔有一丝亮光,能看到外面的一条缝。那是这个地下淫窟与外界唯一的联系。“门口守着三个男人,全是南方的,就像土匪一样。”
“我哭着求老板,我爸爸病了,让我打个电话回去,让我把钱寄回家,可换来的只是毒打。”周玲指着嘴里缺掉的牙齿告诉说,“这颗牙就是被他们打掉的。”
“有时候我不肯接客,他们就给我吃药,吃了之后就迷迷糊糊的,不能自主。”被折磨了不知道多久,周玲快疯了,“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想,这样下去我真的完了,不如死了算了。”于是,她开始绝食,不吃不喝。
“那些人大概看我快死了,就说走吧走吧,给点钱放你出去。那我也不吃,我已经不信他们了。”几天过去了,那些人实在没办法,拿出300欧元在她面前,她才吃了点东西。
随后,奄奄一息的周玲被那群人扔回了火车站,身无一物。
含泪控诉
“荷兰不是天堂”
“我记得来的时候天还是暖的,出来时已经很冷了。”周玲记不清到底在那个淫窟待了多久,“大约七八个月吧,我觉得像10年一样长。”之后发生的事情,她完全没有印象,“我只知道被带到了警察局,他们说我坐在商店里。”
恢复意识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打电话,“出来的时候爸爸病得很严重,我知道没有钱一定好不了。”结果却是一个噩耗。
“爸爸已经没有了。家里的姐姐和妈妈也都不理我了。他们以为我在这里赚了很多钱,也不寄回家,连个电话都没有。可我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怎么对他们讲?怎么能讲?”说到这里,周玲禁不住失声痛哭,“我想回国啊,可是已经不能回去了。”
后来,周玲得到了一个名为“荷兰受剥削劳动者组织”的帮助。根据荷兰法律的规定,如果周玲这类受害人决定报案,可以得到暂时居留证。于是,周玲利用这条“B9”规定留了下来。
“荷兰不是偷渡者的天堂。”周玲说。(文中周玲为化名)(严姗隽、刘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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