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忠现象太普遍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性恐慌(图)

莎乐美

在三天的庭审过程中，一连串荒谬而令人吃惊的场景上演。诺埃尔·彭贝尔通·比林（NoelPembertonBilling），独立国会议员，《警惕》的出版者，坚决捍卫上述文章的真实性。尽管其妻是法国人，他却在法庭上断言英国社会充斥着堕落者和第五纵队，这些人由于"腐败和受到敲诈"而被迫替德国人工作。一个女重婚犯愿意作证，说政府曾授意她引诱彭贝尔通·比林去妓院，以败坏他的名声。他的主要证人斯潘塞上校宣称，他曾在阿尔巴尼亚看到过一本神秘的"黑皮书"，德国人在其中记录了他们可以雇作特务的47000名堕落者的姓名，以及他们聚会的按摩院、澡堂和酒馆的地理位置。他断言，德国间谍利用鸡奸犯、性虐狂和女同性恋者，试图将英国人民带入"遭奴役的境地"。他解释道，他之所以以"阴蒂崇祀"作为其文章的标题，是提醒公众警惕"邪恶女人的圈子"，"天生堕落"的毛德·阿伦是其成员，她们试图以各种手段，诸如提供淫邪的娱乐，削弱英国的力量。

事实上，"黑皮书"并不存在，斯潘塞上校是个十足的疯子，尽管如此，陪审团仍然宣布对彭贝尔通·比林和斯潘塞的诽谤指控不成立，他们的胜利令公众欢欣鼓舞。毛德·阿伦的律师曾以为，对于认为敌人正试图腐化英国社会这一荒谬的看法完全可以一笑了之。而正是战时的性恐惧和性无知具有如此巨大的说服力，证明了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一批历史学家曾断言，以如此之多的手段粉碎维多利亚式的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势必导致对性和性别的种种传统看法的重估。匪夷所思的毛德·阿伦案始终颇具说服力地提醒人们，战争并没有带来任何彻底而直接的解放传统性风俗的方式。整个欧洲数百万青年男子丧生；许多家庭混乱不堪；宗教信仰衰微。战争以暴力的方式宣告了一个科学、技术和机器化的世界来临。然而，无论在柏林还是伦敦，由于害怕传统性标准不能抵挡这一巨大冲击，一种更为热切的捍卫这些标准的渴望产生出来。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警世故事的过量增殖。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动声色地创作了一连串内容大抵是热衷强暴和摧残无防卫能力者的"匈奴人"（Hun）的残暴故事。然而，正如"黑皮书"轰动一时所表明的那样，两国的道德家则主要紧盯着妇女和年轻人的性问题。对于性别和长幼关系的变换的恐惧，助长了以通奸的妻子、"寻欢作乐的女子"和"战争婴儿"为主题的故事四处泛滥。

当保守人士悲叹道德沦丧时，他们死抓不放的首要观点是：妇女正在利用这种由战争造成的无序状态，将自身从旧有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保守人士勉强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战时的经济要求必然使数以千计的妇女作为一种补充力量，投身原先被认为"属于男人"的工作。保守人士反对的是随之而来的、明显的性解放的征候。当妇女从爱德华时代的紧身衣中解脱出来从事种种新工作之时，令保守人士担忧的是，她们将抛弃许多她们本应遵守的道德戒律。

报纸报道说战争的爆发导致了性约束的松懈。在谁也说不清能活多久的境遇中，年轻人为什么要放弃享受性快乐呢？妇女则被说成都迫不及待地投入即将奔赴前线的青年男子的怀中。为了更好地监视那些经常勾引士兵的妓女而组建的妇女监察巡警，发现他们还得与那些看起来似乎染上了"黄卡其军服热"（khakifever）的"浓妆艳抹的女孩"、"寻欢作乐的女郎"和家庭主妇们打交道。士兵们可能从一个职业妓女那里也可能从一个"业余妓女"那里染上性病。在保守人士看来，女人好坏的界线日渐模糊。厌女者甚至指控护士在照看伤兵时谋求色情服务费。鉴于护士--据维拉·布利坦（VeraBrittain）的说法，具有一种"勾引"的天性--不知不觉地总是被作为照看虚弱男子的强壮妇女，即便在最低程度上，这也是性别角色的倒转。

根据官方的报告，战争使家庭生活处于巨大压力之下。1914至1915年，结婚人数的骤增很难让人安心。事实很快表明，匆忙结成的婚姻，通常难以承受长期分居而造成的紧张。而在战争临近结束时，离婚率则飙升。例如，在法国，离婚个案从1909至1913年的15000例骤增至1923年的40000例。长期分离后重修旧好的种种困难是绝大多数离婚个案的罪魁祸首，但道德家则注重这种看法，即，当丈夫在前线英勇地冒死作战时，妻子却背叛了他。不忠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致几乎成了可笑的事情。在中欧，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电影院经理警告其观众，一个告假的全副武装的骑兵正准备进入戏院，以搜寻他的妻子和情人，结果立刻有23对男女逃之夭夭。女人们背叛丈夫，与那些因不适合服兵役而留在家里的男人勾勾搭搭，已是恶劣得可以。英国报纸抱怨说，妇女们还同收入高的美国军人勾搭。在德国，政府因发现有妇女与战俘交往而愤怒异常。尽管如此，当殖民势力将非洲裔的士兵带进欧洲时，民族主义者才算真正遭遇到了最可怕的噩梦。种族主义者认为，正是这种兵源补充造成了对"白肉"（whitemeat）的天然嗜好，他们还为欧洲妇女变态渴求这类艳遇以及与之相关的可卡因和吗啡而感到悲哀。英国和德国的种族主义者歇斯底里地公开指责道，法属塞内加尔军队根据凡尔赛条约驻扎在莱茵兰地区不啻是对强奸的一种鼓励。

私生子比例升高，被一批忧心忡忡的人当作不忠妇女人数增多的证据。德国私生子的比例从1913年的9.77%上升至1918年的13.10%。在英国，评论家也指出，到1915年，私生子的出生率将飙升。《盾报》（theShield）报道，"战争婴儿"（其含义就是私生子）多由年轻女子所生，其死亡率是正常情况的两倍。即便私生子比例并未升高，这也是许多妇女借助于堕胎的结果。在法国，据称有许多因遭德国人强暴而怀孕的妇女想要堕胎，这甚至使那些保守人士也为这种形式的堕胎辩护，说它确是那些他们眼中的"战争受害者"解除自身痛苦的适当方式。那些只是因为不想有孩子而中止妊娠的妇女，被医生和教士指责为"种族自杀"的帮凶。这种对妇女背叛其国家、其性别的挥之不去的幻想性成见，最终合乎逻辑地导致"女同性恋间谍"之类想法的出现。在英国，这些幻想的产物便是斯潘塞上校一手编造的所谓"黑皮书"和毛德·阿伦同性恋崇祀的故事。此公无疑部分地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刺激，即1917年10月15日，法国政府处决了玛塔·哈里（MataHari）荷兰舞女、名妓。出生于殷实帽商之家，曾受高等教育。1905年在巴黎当舞女，因美貌动人，会跳东印度舞蹈，尤其是可以当众一丝不挂，趋之者甚众。1917年2月13日在巴黎以德国间谍罪被捕，7月25日由法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至于其是否德国间谍，现在尚无定论。--译注，原因据称是此人参与一系列性狂欢，以此为德国人刺探情报。

男性评论家将其性恐惧投射给妇女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战火纷飞之际，令人不安的证据表明，身处前线的男子同样成为不道德的欲望的牺牲品。战争及其造成的种种牺牲，从一开始就被许多人看作是疗救现代物质主义的解毒药而受到欢迎。作战双方的国家主义者将这场战争视作一次真正的男子汉气概的测试，他们号召青年男子展现自身的勇敢、坚定和自我牺牲的男性美德。那些担忧性别界线日渐模糊的人相信，战争将使两性回归各自的"自然"角色。雄赳赳的男人前去战斗；妇女们则看守家园。男人们有机会摆脱女人烦人的干扰，可以在军队中找到质朴而良好的同志友情。军队操练他们，剪去他们的头发，给他们套上军服，让他们团结一心，让他们看起来更壮硕、更强大。流行报刊将国家的"男人们"说成是有力而阳刚的武士；而敌人则是怯懦迟疑的堕落者。于是同盟国说皇帝"强暴"比利时，一个法国性学教授可以一本正经地告诉他的读者，研究表明，法国人和德国人有天生的性虐待的嗜好。英国的宣传机构称德国人为"匈奴"--亚洲的野兽，喜欢割下无助妇女的乳房。英国人历来将淫邪行为的传播归罪于同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接触。于是，英国人一再谈论法国式的接吻、法国式的书信等等。然而，当法国成为其战时盟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则开始攻击德国人，说他们是危险的"性另类"。至于法国人，则认为其绝大部分的邻国比他们自己更具同性恋倾向，比如，他们提到了意大利人的邪恶和阿拉伯人的风俗。他们一贯将英国的公共学校，连同其仪式性拍打惯例视做性虐待和受虐狂的温床，但在战时其言论又不得不谨慎了许多。

随着战争的爆发，交战双方均不断强调其军队更具道德上的优势，尽管恼人的证据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在铺天盖地的炮火之下，弗兰德斯（Flanders）欧洲西部一地区，濒临北海，包括比利时的东弗兰德斯省和西弗兰德斯省，以及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译注战壕中，数以千计的原本英勇的战士崩溃了，行为表现得就像"歇斯底里的娘儿们"。弹震症（shellshock）一种心理疾病，因受枪炮发出的巨大声响的震慑而精神崩溃。--译注被视做丧失男子阳刚之气的一种危险表现，开始时受到极为野蛮的对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在处理这类病例方面颇有成效。即便军方最终认可"战争性神经官能症"的诊断，并且同意不对弹震症患者进行处罚，这也绝非意味着他们对装病者的强硬态度将有所软化，或将认同一种崭新的、真正的男性观，军方之所以认同精神分析的诊断，主要在于想将问题个别化，由此防止军队大规模的哗变。

另有一些令人不安的发现迫使调查者们加以关注。通过迫使数百万征招入伍的士兵进行详细的检查，现代战争机器在每支部队中均可发现始料不及的性变态的证据。传统主义者能够理解，即便"守规矩的"新兵也会以其猥亵的笑话和淫秽的幽默而让市民们大吃一惊。但是，这样一些报道就不那么容易解释得过去了：身着异性服装的易装癖（transvesties）出现在征兵中心；不止一个妻子索要同一男子的抚恤金从而导致重婚者被发现。某些男子，由于上司的变态命令而变成虐待狂，甚至于军队发现自身已沉溺于几近病态的残忍之中。

人们发现，一些士兵采用各种可以想见的性行为方式寻求满足，从"手淫"（circlejerks）、兽奸乃至强奸。军方试图无视这一事实：远离女性的男性群体中逐渐产生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色情关系，使某些人--特别在喝醉时--进行"拟同性恋活动"（pseudohomosexualacts）。军方野蛮地迫害自觉的同性恋者或潜艇、骑兵团和工程部队中发现的"同性恋者"（urnings）。一项来自美国方面的研究坚持认为，同性恋削弱了军队的道德，尽管事实上其中某些士兵表现英勇。宣传者们的一个共同策略是将这类性变态归于敌方。由于以伊凡·布洛克（IwanBloch）和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克拉夫特埃宾（1840-1902），出生于德国的神经精神病学家，早期的性病理心理学家，著有《性精神变态》。--译注为首的一批德国作家曾是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先驱，阿诺德·怀特（ArnoldWhite）之类敌视闪族的不列颠评论家于是将德国描绘成堕落者的天堂。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Douglas）曾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情人，也是将《莎乐美》从法文译成英文的译者，如今转而痛斥往日的激情，他以诗歌的形式宣告："两只淫邪的青蛙遮蔽阳光：/德国佬和同性恋。"《清晨邮报》（MorningPost）的编辑热切地赞同：这些性激情变态者在英格兰健康的思想中无立足之地，他们就像水面的泡沫，飘浮的根系生展在游荡于各国首都的国际游民之中。它就像是有时被带上我们海岸的零星的乃至流行一时的瘟疫，但为这个民族的本性所憎恶。由于卖淫被看做性病传播的主要因素，按实用的说法，正是它造成了所有军队的最大的性问题。大陆国家有长期受到系统管理的娼妓和公娼区。在20世纪中，巴黎的妓院每年据说为上百万的顾客服务。只是在1946年，法国才提出中止娼妓业的"新规划主义"（neoregulation）。1886年，英国为控制性病而施行其传染病法案（ContagiousDiseaseAct）的企图，由于女权主义者和道德纯洁运动人士反对迫使妇女却不要求男子进行强制性医学检查的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政策而终告破产。战争期间，据报道，英国军队中发现40000例性病，这导致了英国重新制定其管制政策。1914年，《保卫王国法案》（theDefenceofRealmAct）第40款规定，任何患有性病的妇女"与任何武装力量的成员或其神圣同盟的成员发生性关系，都将被视为有罪"。因法国政府为其士兵提供娼妓服务而首先恼火的美国当局，也开始重新考虑其立场。反邪恶改革家雷蒙德·B.福斯迪克（RaymondB.Fosdick）雷蒙德·B.福斯迪克1883年生于布法罗，美国律师和社会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争和海军部担任多个职务。他曾是洛克菲勒基金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财产受托人之一。著有《欧洲政治体制》等著作。--译注抱有这样的希望：假如向美国的小伙子们提供体育方面的娱乐活动，并且禁绝像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一样的娼妓，那么他们就会变得自律，免遭性病的困扰。个州最终通过强制性医学检查的法律，其结果是18000名妇女遭监禁。尽管如此，在法国，美国军方曾下过这样的结论：某些预防措施是不得不施行的，即使道德家们可能会叫嚣，这等于是对邪恶的宽容。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新西兰军队发放避孕套已证明了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当收到有关这项讨论的报告时，战争部部长的回答一语惊人："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拿给总统看，否则他会停止战争的。"

以事后的眼光可以看出，战争引发的性恐慌是被极大地夸大了。那些对由轻佻女子或荡妇引出的种种危险喋喋不休的人，不过是在以老套的厌女者的策略--将其国家的衰退完全归罪于妇女的参与，对种种社会失序现象作出反应而已。事实的真相是，每个国家的妇女组织都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时工作中。就德国妇女联合会（theLeagueofWomensassociations）而言，在国家主义方面，与英国的潘克赫斯特夫人（MrsPankhurst）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著名的英国女权主义者，从事斗争40年，曾被政府投入监狱，去世时终于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于国家利益，曾一度放弃民权运动。--译注领导的女权运动并无二致。妇女的战时工作给一些同时期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令另外一些人感到震惊，但它代表了一种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持续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回溯到此前的10年。许多作坊和工厂从世纪早期就开始雇佣大量女性劳力，事实上，在法国，战争使女性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到达顶峰。在德国，女性劳力的雇佣数量没有明显表现出如此之大的变化。

认为这种变动的社会范式存在破坏道德的危险，实属一种由来已久的指责。像瓦尔特·希普（WalterHeape）这样的反女权主义者，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就曾警告："妇女的觉醒"将使某些人试图打碎"自然的铁镣"。性道德在战时并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有关"战争婴儿"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议论均被大大地夸大了。在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法国的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在诸如英国和德国之类的国家中，1870年之后，这一下降现象已受到关注，赞成提高人口出生率的人首先是指责妇女应对此负责。"逃避生儿育女职责的妇女，"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宣称，"等于是放下手中枪逃跑的士兵。"

悲观主义者悲叹道，战争使许多妇女的婚姻和尽妻子、母亲天职的希望化为泡影。的确，许多男人一去不归，战场上的巨大伤亡令人口统计的金字塔倾斜，造就了数百万的"多余女性"。以德国为例，200万士兵丧生，留下60万寡妇，100万孤儿，以及近150万所谓的"纯真寡妇"（whitewidows）--失去预期中的伴侣的年轻妇女。法国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然而，"新女性"（newwomen）--其含义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或经济独立的妇女--并非战争的产物。"新女性"自19世纪80年代起就受到了道德家们的苛评。那些对女同性恋之幽灵感到恐惧的人指出，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不结婚，女人与女人结偶，在美国被称之为"波士顿婚姻"（Bostonmarriages）。摆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妇女面前的现实是，她们不得不在职业和丈夫之间作出选择。某些倾心于职业而独身的妇女，无疑会发展出种种女性关系的新形式，一些是柏拉图式的，一些则是性关系式的。在19世纪，由于各阶层有各自的观念形态，一些妇女可以设想与其他妇女共同生活。20世纪的社会不断给年轻人施加压力叫他们结婚，并将同性恋关系病理学化，为此，几乎不能说战争"解放了"年轻妇女的里比多（libido,性欲）。由于受到战争造成的混乱局面的惊吓，评论家们首先想到的是战争令妇女获得权利，使男子变得消沉。他们的第二个噩梦是种族隔离将被打破。一种战争期间浮现的恐惧，即黑人男子会强暴白人妇女，是当时男性心理状态外化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事实上，如同在某些欧洲殖民地或美国南部，许多白人少年的第一次性经验是从黑人女孩那里获得的。人们希望年轻的白人男子在性方面应活跃些，而与此同时，白人妇女则应严守贞操。这种战时对种族问题的着迷，只有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即风起云涌的第一次非殖民化运动和非洲裔美国人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中大规模涌入北方各州所引起的种族关系的紧张，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种种私刑在生活着成千上万的非洲裔美国人的美国南部的出现，是这些种族恐惧最为引人注目的证据。1909年，《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评论道，欧洲人现在才意识到听任其女儿与黑人交往的危险。"长期以来，在一些德国城市中，白人女孩与美洲和非洲的黑人手挽手招摇过市，成双成对地出入饭店、咖啡馆和剧院，已成为司空见惯而令人厌恶的景观。"人们相信，妇女与非白种人是不服约束的。

战争确实改变了男人，但改变的程度并不像那些制售恐慌的人所预言的那么大。士兵们表面上夸示着自己的粗鲁和鄙俗，但信件和日记却揭示出他们的许多拘礼之处和回归家园、回归家庭生活的渴望。许多男人，诸如被打发到布列塔尼团的普罗旺斯人，17并未在部队中发现那种被大肆渲染的团结和兄弟情谊。传说中的隐藏在战壕中的同性间的色情活动也颇为罕见。任何男性间的亲密关系都不过是原先在国内公共学校、童子军和男子俱乐部就出现过的无害欢娱的延续。异性性行为在战壕中并未受到挑战，大部分男子只要有可能，显然会马上重投妇女的怀抱。

绝大部分有关战时放荡行为的种种故事，大致都可被证实是虚构的。市民们对数百万性饥渴的士兵的归来感到恐惧，但对于经受了前线诸般恐怖之后的军队而言，温馨的家庭是最为向往的。战后人口出生和结婚率引人注目的攀升弥补了由于数年战事造成的延误。例如，德国1918年的出生人口为956251人，1919年为1299404人，尽管到1923年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趋向死灰复燃。

战争使许多年轻男子无法结婚，只能长期待在前线，他们的童贞期或许由此而延长。然而，一些士兵在其特定的生存条件下，无疑可以身着军服经验到某种性道德的解放。尽管在妓院内几无任何浪漫可言，但士兵们还是从妓女那里获得了他们的初次性经验。一个年轻人平静地告诉同伴说，干那事儿"可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好。有点像在拽拉你的东西，但好歹你能有个人可以说说话"。绝大部分士兵仅仅因为害怕染上性病而没有去寻花问柳。一段时间内，道德纯洁的典范人物大肆宣传这样一个观念，即"纯真的"女子可能受到那些勾搭妓女的男子的感染。1913年克丽斯塔蓓尔·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Pankhurst）克丽斯塔蓓尔·潘克赫斯特（1880-1958），英国女权运动领袖，潘克赫斯特夫人的女儿，主张以激烈的手段争取英格兰妇女的参政权。--译注在《大灾难以及如何中止它》中宣称，80％的男人染有性病，这甚至在道德家看来也属"偏颇"之见。尽管那些好作惊人之语的人物在战时就此就争吵不休，事实上，性病发病率在许多国家的军队中，诸如在英国军队和德国海军中，比和平时期都要低。

摘自：《二十世纪性史》  作者： 安格斯·麦克拉伦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