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亲述洗劫圆明园经历:震惊,瞠目,吓呆

　　在法国，有不少记实作者通过很多文章和著作，对圆明园大洗劫做了大量的记述和深入的评论。他们当中有：海军上尉巴吕、埃里松伯爵、保罗·瓦兰上校(又名杜潘)、贝齐亚上尉、乔治·凯鲁莱、查理·米特雷西和年轻的阿尔芒·吕西。他们的见证材料都很有价值。还有樊国梁主教，他在掠夺事件过去四十年之后，也写下了他的见闻。圆明园里那些令人不敢相信的奇珍异宝，使他们想到的是《一千零一夜》中所描绘的宫殿里的情景，这是他们最能想到的参照物。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巴吕所写的见证材料：“第一批进入圆明园的人以为是到了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什么居住场所。因为摆在架子上的那些东方玉器、金器、银器，还有漆器，不论是材料还是造型都是那么珍稀罕见，那简直就像欧洲的博物馆。出于一种习惯上的谨慎，大家首先是仔细观察。那些东西摆得那么井然有序，使你觉得只能看，不能动。还是有人经不住诱惑，就先动手了”。不过，巴吕没有说是谁先动的手……。

　　军医卡斯塔诺承认这样的事实：“作为讲述人，我们的态度不会是公允的，这迫使我们要说，对圆明园的抢劫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二十岁的莫里斯·伊里松，后于1886年即圆明园遭劫二十六年之后，写了一本关于那次中国远征的书《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他在书中用了两个章节的篇幅讲述对圆明园的大掠夺。作者叙述了在那几个疯狂的日日夜夜所发生的一切，其中不乏炫耀文笔才华之意，但同时也是对在英国和法国因洗劫圆明园事件而引发的相互推诿的丑闻所作出的反应。在他写这本书的时候，那些丑闻刚刚被人们遗忘。他的主要意图是要为那位法军主帅开脱责任，使之与后来备受谴责的掠夺和破坏行为脱离干系。

　　对于事实的真相，也就是法国人应负的责任，埃里松伯爵是无法否认的，但他想让其他主犯—英国人和中国盗贼，共同承担责任。他还谈到劫数问题，认为那场浩劫在所难免，谁也阻止不了。孟托邦和别人一样，目击了抢掠行动，但却无法阻止。对当时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孟托邦意识到它的严重性，而且为之感到痛心。但埃里松认为，对圆明园的洗劫是情理之中的事，“只要是发生在战时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不过他谴责“糟蹋”行为，认为那是“犯下的唯一错误”。

　　埃里松还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抢掠方式加以比较，这起码是人们没想到的一点，在此值得一提。他津津乐道地对两个“联合的民族”在抢掠方面的“特点”进行对比：法国人毫无章法，甚至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英国人则是有组织有安排，有条不紊。

　　“法国人堂而皇之地抢，而且都是单个行动。英国人比较有条理，他们能很快就明白应该怎么抢，而且干得很专业。他们都是整班行动，有些人还拿着口袋，都有士官指挥。有个难以置信，但又是千真万确的细节，就是那些士官都带着试金石。见鬼！他们是从哪儿弄到的试金石？”由此看来，掠夺的方式和手法多种多样，没有一定之规，就看你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

　　欧洲人更多的是搜罗宝石和贵金属、金子和银子。军官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有可能在巴黎和伦敦高价出手的“奇货”。而衣物、丝绸和皮货，还有各种首饰，对英军中的印度籍士兵最有吸引力，抢掠者对瓷器感兴趣的不多，况且那种东西易碎。有心垂顾稀世画卷的人就更少了。

　　关于当时掠夺者发疯般一涌而入的情形，埃里松也有描述，尽管不一定准确，但还是值得提一下。他说：10月7日下午三、四点钟，法英联军委员会在忙着清点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此时有些勤杂士兵在园里不停地出出进进，他们倒是向值勤的哨兵出示了通行证，然而每个人都带了些小玩艺儿出来。不用说，如此情景必然会激起那些目睹这样来来回回往外带东西的士兵们的贪欲。他们中有英军和法军的步兵、轻步兵、炮兵，有法军中的北非骑兵，英国女王的龙骑兵，英军中的印度锡克兵；还有些是中国苦力。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贪欲中烧”，等待机会进去。“有道是：最珍贵的被拿走了，我们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嗨！至少也有我们一杯，我们大老远来的，不是吗，是马丁还是迪朗？于是大家笑着，互相推推搡搡……秩序已开始有点儿乱了”。

　　埃里松继续写道：突然一声军号响，要调集一个武装的连队。发生什么事儿？原来是附近海淀附近的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苦力，已经架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对士兵们来说这已经够了！他们控制不住地你拥我挤，推开站岗的哨兵，“随后立即开始去拿各自中意的东西”。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军官、士兵，个个拼命地往圆明园里冲。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苦力，还有中国盗徒，都铆足了劲儿大捞意外之财。“要我们的人在这股人种大杂烩的人流中散去，不被其所裹挟，那就是要求他们具有超越人的力量去克制自己。于是，他们像寓言里的那条狗一样，它捧着主人的午餐，开始时是守着那份午餐，一旦发现餐食受损，它就会露出獠牙把它的那份吃掉。于是，我们那些军人同别人一样，跟着别人一起进去了”。

　　埃里松伯爵整个充当了他的主帅的辩护师。他断言，一切阻止抢掠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枉费心机，注定失败。这位宿命论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将军他能做什么？他手下的军官们又能做什么？毫无办法，绝对毫无办法。如果他们想去阻拦，他们的威信连同远征的前途，还有他们的名望、荣誉及其手下人的生命，统统都会受到损害，甚至可能丢失殆尽。无论是法军还是英军的统帅所能做的只有把眼睛闭上，视而不见……。孟托邦尽了他的全力，都无法阻止自己的部下进入圆明园的大门。正如拿破仑一样，凭他近乎神一般的威望，也没能在滑铁卢溃败时阻止住他的部队后退。就这样，孟托邦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一个人呆在自己的营帐里。格兰特也被手下的人甩在一边，独处大营。两个人都做得对”。年轻的翻译官最后这样说。他就是用这种宽恕的方式，证明孟托邦将军的确是无能为力，从而为他开脱了责任。

　　也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审判台上，孟托邦将军因被指控，让部下洗劫了圆明园。

　　当那些年轻的战友们兴致勃勃地在圆明园里大抢特捞的时候，莫里斯·埃里松他在干什么呢？他随他们进去，但他没有跟着去抢去捞！他进圆明园只是“作为业余爱好者，我双手插在衣袋里，决意对任何东西都不摸不碰”。然而为什么会有这般超然脱俗的表现？他说这并非出于德性。他不想把自己拔高，也不想被看作是个天真无邪的人。他甚至说：“……我承认自己本来也可以毫无顾忌地从天子那儿拿走自己的那份金银财宝。我甚至认为自己会比其他多数人能略微多发一点儿财，因为我比我的许多战友有优势，我非常会判断物品的价值，我还有收集小玩艺儿的习惯，这对我挑选最珍贵的、又最不占地方的东西本来就是大有帮助的”。

　　他解释说，仅仅是某种愿望，或者说是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利害关系，使他没有去抢掠。他是孟帅的秘书兼翻译官，两个人每天都打交道，关系密切，他对将军怀着钦佩和爱戴之情，他尤其不想做令将军不快的事。他看见将军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苦恼，他不愿意增加他的痛苦。他感到如果自己放任和别人一样去抢去夺，肯定会惹将军生气。早在上海时，孟托邦对他的工作就感到满意，有一天曾向他许诺要授予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从那以后，他只梦想得到那个“系在红色波纹状饰带上的白色珐琅质星形小东西”。为了获得十字授勋，他打定主意不去发“一笔小财”：“啊，各种纯金的小宝塔！啊，各种钻石！皇帝完全可以留着，别人也完全可以拿走！这与我有什么干系？”他这样感叹着。他宁愿要勋章1而不要战利品！

　　埃里松就是这样以一个普通目击者的身份目睹了对圆明园宫殿的抢劫行动，他把此称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美梦”：

　　“面对那奇特的景象，我真是大开眼界，忘都忘不了。人头躜动，肤色不一，类型各异；那是世界人种的大杂烩，他们一蜂窝地向大堆大堆的金银财宝扑去；他们用世界上各种语言喊叫着”。他描写那些士兵，“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大珍珠串，把些红宝石、蓝宝石、珍珠、水晶石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满揣满掖。还有些人抱着座钟、挂钟往外走；工程兵带着斧头，他们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出来，就挥斧把家具劈开。还有那么一个人，看见一个漂亮的路易十五时代的座钟，因为表盘上的时间数字是水晶石的，他以为那是钻石，就把那表盘取了下来拿走。时不时有人呼叫：‘救火！’人们慌忙赶过去，东西掉得满地都是，火舌舔噬着宫殿的豪华内壁，大家用丝绸、绸缎床垫和皮货压息火焰，那真是一场印度大麻吸食者的幻梦”。

　　皇家宫殿被抢劫破坏的悲惨场面令埃里松感到难受。他从宫殿走到庭院，观赏这座园林，觉得舒服些。不过他又看见到处都是跑动着的抢劫人群，他们“朝宫殿、宝塔、文源阁跑去。唉！”

　　夜幕降临时，埃里松才回到营房。他遇见一些士兵，个个都满载着战利品，从银质锅到天体望远镜，还有六分仪，五花八门，其实他们肯定带不走这些东西。他还特别强调了英法两个军营的不同之处：“英军军营里人也同样很多，但一切都极为有序。而在我们这儿，整个就是个化装舞会。炮兵们回来时，个个身上都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清朝大官的朝珠。人家那边则把东西都码放在各个营帐里……”。

　　埃里松还把士兵分成两类：精明的(少数)和大小孩(大多数)。第一类人主要是偷偷地拿走首饰、现金、古钱币、糖果盒、鼻烟盒、成套的金质餐具、珍珠项链。其他那些人则被英国人慷慨地扔给他们的、欧洲产的诸如挂钟和自动机械物件之类东西所吸引。

　　正因如此，在圆明园前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是“难以忍受的、噪杂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埃里松继续写道：“每个士兵手里都拿着自己的东西：雀儿、八音盒、猴子、挂钟、钟表或是小兔什么的。那是个音响大杂烩，通宵都在响，什么声儿都有，叮叮，没个停的时候，还有时不时伴随着大发条咔嘣断裂的凄惨声—发条上得太紧，东西断送在了外行人的手里。一帮懂点儿音乐的人敲着鼓，组成许多低音部，另一些善模仿的人打钹伴奏，加上以鸟儿的‘啾啾’声为主的八音盒和鸟风琴，交汇而成的一支支浪漫曲和四对舞舞曲；笛声悠咽，单簧管嗡鸣，第一弦琴‘嘎吱作响’。铜管乐器的直升式活塞短号和风笛在中间时不时地加入演奏，还加上单纯的士兵们如此易于满足而发出的开怀大笑声……”。

　　埃里松还写道，孟托邦将军在法军军营中，在扮成大清国官员或公主的士兵中走来走去，像父亲一般规劝他们把那些华丽俗气的旧衣服脱去，把那些笨重的战利品扔掉，并向他们许诺说，到了北京，他们会搞到更好的物件。炮手迪博斯克拉尔服从命令，把已经抱在怀里的东西包括满满一桶首饰统统扔到了地上。

　　那么这个炮手迪博斯克拉尔是谁呢？看起来，作者记得非常清楚。很多年以后，埃里松带着他的孙女到凡尔赛的大特里阿农庭园散步，他非常无意地把一堆小枯树枝点燃，这时，突然过来一个怒气冲冲的看护人。埃里松注意到那人带着一枚中国远征勋章，他就是那个没运气的炮手迪博斯克拉尔。这个老实人还记得与孟将军在一起的情景。他说后悔当时把自己的钱财扔掉了。他的一个炮兵战友从中国弄回来值30万法郎的宝石和珍珠，那人现在在歇尔省有一座很大的庄园……。

　　的确，炮兵有方便条件，可以把他们的战利品藏在炮弹箱里，放在马匹拉的军需车里。

　　简直是梦魇的一夜……。

　　第二天，10月8日，抢掠又开始了，而且变本加厉，大概持续了四十八小时。

　　保罗·瓦兰是孟托邦任命的法方在战利品委员会的代表，他最有资格讲述他及小部队陪同孟托邦将军初访圆明园以及对圆明园一拨又一拨洗劫的情况。他竭力挽回法国人在此事件中的荣誉，而且显然想把英国人牵扯进去。

　　让我们听听保罗·瓦兰的叙述：

　　“巡视者穿过一个庭院，只见前面有一平行四边形的建筑物，他们沿着宽大的汉白玉阶梯拾级而上，进入一宽阔的大殿。大殿深处放着一个其大无比的乌木宝座，雕以镂空花图案，做工精细绝伦。登上宝座还要经过几个台阶，台阶两旁摆着一排景泰蓝香炉以及上了釉的巨个大瓷昙，上边绘有各类飞禽走兽。左边整整一面墙挂着一幅大丝绸画，上面画的是皇家宫殿景观。在殿内四周的搁架上，摆放着数不尽的雕瓶、景泰蓝、彩釉瓶，所有的东西都大得出奇，美轮美奂；还有一卷卷的轴画，那是以中国人特有的细心、耐性和精密性绘制的，那是他们的秘诀。此外，还有一些书籍，留有许多皇帝的御笔亲题笔迹，用中国红雕漆装饰装订成册，盛在精工制作的书匣中”。

　　“这座宫殿是统治千百万人的皇帝，在身着金丝线绣制、闪烁着珠光宝气的朝服的达官显贵的前呼后拥下，接见向他当面叩头拜见的外国使节的地方”。描写完这第一座御座宝殿，保罗·瓦兰又对第二座大殿进行描述，那里面也有一个御座，是皇帝进行一些不太正式的接见活动的地方。规模虽不如前，但更加典雅。

　　保罗·瓦兰越发眼花缭乱了。他在与这个宝殿毗邻的那些配殿里又发现了稀奇绝妙的东西，“到处都是装饰着宝石的金银器，嵌着密密麻麻的金银丝图案的刀剑；镶着绿松石和珍珠的金银托架，还有纯金的偶像，用天然珍珠串制成的花果、树木盆景，用各种最珍稀的材料混合绞制而成小殿阁。真是洋洋大观，令人目不暇接，大饱眼福！”

　　保罗·瓦兰上校肯定地说，大家“在那数不清的金银珠宝堆里走来走去，对任何东西都没碰一下。这是孟托邦将军的正式命令”。之后，他们一行人走到“一个岩石和假山环绕装饰起来的人工湖边”。有一座桥架在人工湖的供水渠上。跨过桥，来到第三座宝殿，它更小些，但里面非常高雅。作者大胆地设想道：“按照这个殿的大小、装饰和陈设，大家会想到，生活在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的皇帝，对于他的父母和亲朋好友来说，应该可以重新成为一个世俗之人”。再往后就是皇帝和皇后的接见厅和起居室以及裘皮和衣裙存放间。

　　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不需要再去描绘那些宫殿里面的东西。要去形容那些物质的和艺术的珍品已感词穷。在此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当时那个景象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是一种幻境，就是狂想也想象不出我们眼前确实存在的现实”。

　　依保罗·瓦兰所说，在他们初次巡访的那天上午，直到十点钟的时候，被拿走的东西还不多。但是，这些巡访者的赞美之情很快就被一种“较为粗俗的感情”所代替，也就是“对看得眼睛发直摸得手心发痒的各式各样的财宝的占有欲”，塔克西尔·德洛尔如是说。保罗·瓦兰还提到，孟托邦将军曾允诺各部门长官每人可“选一样自己喜欢的东西留作纪念”。他承认“贪欲”旋即就像脱缰的野马，先前安排海军陆战连队担任皇宫值勤任务，已经显得不够用。后来连值勤的官兵也抵不住诱惑！承认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贪欲比诺言来得更有力。抢掠就这样开始了。

　　保罗·瓦兰在为他们的行为做解释，找理由，也在为他们的行为开脱。而英国人活该倒霉，忘了会合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没能赶到现场应该受到谴责。

　　“大家觉得，这些财宝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是征服得来的果实。我们是如约的捷足先登者，换成英国人，风度也不会那么优雅……。应该等他们来一起平分秋色，我们这样对待他们，而他们是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

　　保罗·瓦兰提到了英国人对河西务和张家湾的抢掠，当时我们的英国盟军并没有请法国人参加！法国兵因此而抛开了最后的顾忌，“个个欣喜若狂，打心眼里觉得这个所有权是无可争议的，而对它的行使容不得再迟疑，也不可再拖延”。

　　如果相信他的这些说法，那么抢掠行动完全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开始的。

　　保罗·瓦兰和埃里松伯爵一样，也对法国人和英国人各自抢掠的方式方法做了对比，他把这次大抢掠称为“大搬家”：

　　“于是开始把圆明园的东西往外搬，但只是部分地搬，与英军必然采用的搬法非常不同。他们的习惯是无论在哪儿，只要他们能做到就全部搬走；而我们的士兵与其说是谋求私利的抢掠者不如说是挥霍者；他们在自己庄严的旗帜下，永远不忘廉耻心，他们拿到的财宝还不到他们可占有的十分之一。这样说的根据是：当时他们可轻而易举地敛取一笔财富，但是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想到要发笔大财”。

　　保罗·瓦兰的辩解，全部都是为了消除犯罪感和开脱罪责。他甚至这样写道：在那种情形下，好和坏都是相对的，“对某样东西手下留情就是德性”；正因为这样，法军显得“真的很无所谓”，因为他们并不是把所能拿走的东西全部带走！

　　保罗·瓦兰之所以执笔写作，可能就是为自己辩护，就是试图为个人开脱。这一点我们在稍后还会看到……。

　　他还谈到一件事：一名军官(很可能就是他自己)用蜡烛照明，发现了一个昏暗的殿堂。

　　“当时他眼前突然出现一个极为精彩的场面！殿的左右两侧各立着一装饰绝妙的祭坛，祭坛上和旁边摆着精雕细刻和镶嵌着珍珠和宝石的香炉、烛台和纯金制作的大花瓶。其中一个祭坛中央有一金质遗骸盒，镶嵌着绿松石，因年代久远而泛着绿锈。盒里装着一尊黑石偶像，头部是动物—狼或者狐狸—的脑袋。盒上写有汉、蒙、满、藏四种文字，说明那是一个大军事头领献给某个死去千年的皇帝之物。遗骸盒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圣杯状的人头骨，莹莹烁烁地闪着宝石光……”这是皇帝个人的祭拜堂。

　　保罗·瓦兰继续向我们叙述他在圆明园的巡访情况：

　　“圆明园后边是一个更大的湖，周围有三座建筑物：右边一个为文源阁，里面收藏着大量的文书档案和中国墨盒，还有一些艺术品；另外两个建筑物里全是贵重的家具和织物。随后进入一大片渠、湖、山组成的迷宫，所有这一切都是人工修造的，其中散落着一些配殿，因长期无人居住，改做了仓库”。

　　最后他还提到，在一个著名的欧式宫殿，即乾隆年间由郎世宁和蒋友仁神父主持建造的，仍隐约可见挂过的壁毯残迹：

　　“在这些宫殿中，有一个殿是按照路易十五时代风格建造的，好些房间饰满了巴黎戈布兰花毯厂生产带有法国徽章的花毯；这些戈布兰花毯是1767年法国王室送给乾隆皇帝装饰欧式宫殿用的。墙上挂着亭亭玉立的法国宫廷美女肖像，下方还有她们的名字。但是，花毯和画作都已破损、撕裂，好像是被遗弃很久了”。再远处，有一座很大的宝塔，塔上有许许多多小塔，宝塔内摆满了奢华的祭品。里面还存放着一件精美华丽的铠甲，头盔上镶有一颗象鸽蛋那么大的真珠。有那么一件铠甲送给了法国人的皇帝，但没有珍珠，路上丢失了……。

　　这个宝塔对面有个殿，已经改作库房。里面的丝绸布料和丝绒绸缎衣袍不计其数，衣袍上面均用金丝线挖花织制，且镶有五条龙，那是皇帝的专有标志。然后是皇帝傧妃的后宫，坐落在一个大湖的湖边。“所能想到的最罕见、最珍贵、甚至最奇特的属于女性的幻想和优美，集此一身”。

　　保罗·瓦兰的文章以这一优雅的语句作为结束。他的记述既有对形势环境的描写，也包含着一些有教益的东西。

　　工程兵上尉贝齐亚的日记是1903年他死后发表的，其中说到圆明园里还有许多地方都没能搜索到，特别是一些庙宇，那里面珍藏着很多用宝石镶嵌的偶像。他叙述了这样一件事：

　　“将近半夜，军中一个有身份的人牵着几匹骡子进了皇宫，把在未搜索到的地方偷的物品往骡背上放，有人算了算说那人甚至搬了两趟。但最引人注目的绝对是那桩魔术般的事件：10月8日晚上，那些要分给部队的三分之一财宝，在皇宫和指定的分发地点之间这二百公尺远的路上，楞是被人搬走。不幸的是事情无可怀疑，接连往车上放了两批金条，这是被人看到的。有人还提到，一些军衔相当高的人可能为此失窃事件开了方便之门”。

　　贝齐亚上尉提到的那位“军中有身份”的人是谁？所有的目光都盯着保罗·瓦兰上校。那些“军衔相当高的人”又是谁？

　　夏尔·米特雷西则力图尽量缩小劫掠行动的规模。他肯定地说：“每个人只能拿自己的那份东西，以能够带走为限，每一份东西都很少”。他还说，士兵把余下的贵重丝绸拿来当包袱布用的情况并不多。

　　乔治·凯鲁莱是葛罗男爵领导的使馆外交官，他因职务的关系而不能去搞这种大捞特捞的事，对此他遗憾不已。他在北京安顿下来，就跑到法军军营去拜访他的朋友，观看他们抢来的珍宝：

　　“他们个个都是一副诡秘的样子，跟我们讲他们在中国的阿拉丁神宫搞到了相当于十几万法郎的东西。张口闭口就是几百万、金条、绿宝石、珍珠、景泰蓝、玉器。那些当兵的为眼下抢来的东西而发愁，巴不得把它们都卖掉，卖给我们这些没法去发财的人，而我们呢，只能花钱去买军队不屑要的那些东西”。

　　凯鲁莱对那场大掠夺的法律依据不以为然，他只是为珍宝被糟蹋而惋惜，但他也认为大掠夺是难以避免的：

　　“听到他们一个个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黄金乐园里的奇珍瑰宝(由于一时的狂热和冲动，确实是夸张了)，我们开始感到遗憾：战争的需要没能阻止对那些数量相当可观的财宝的挥霍……不过，还能有什么办法？能把那分散在十六平方公里的宫殿中的所有东西都清点一下，然后让两国军队瓜分，再按军衔高低分给个人吗？不能，绝对不能！”

　　事件发生四十年后，樊国梁主教写下一段引人入胜的文字，里面有不少趣闻轶事：

　　“听一个士兵讲，当时他想抓一只藏在沙发下的小狗，手却碰到一个大铜环。他挪动沙发，拉开那个活门，那只是片刻工夫的事儿。小密室里有两个匣子，里面装满镶嵌着珍珠和钻石的钟表。他腾空背包，在战友们到来之前，把那些宝物迅速地装了进去。‘关了我两天禁闭，’他说，‘但我也不后悔，因为我那包东西卖了两万五千法郎。’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选择，只不过智商程度不同；行家们专买士兵们抢来的最好的东西，也仅花几个硬币而已。很多人的羊毛长袜以及骑兵的背包里都装满了宝石。尤其是食品店和小卖部的管理员个个都发了财。据说，有个士兵用一尊纯金的菩萨像换了一杯苦艾酒。菩萨像的肚子里经常藏着宝石和金条，所以，对那些大肚弥勒佛，我们的士兵少不了要捅上几刀”。樊国梁主教和其他的见证者也都证实，掠夺者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把所有财宝带走。

　　阿尔芒·吕西的证词的价值在于其坦率，可以与保罗·瓦兰的证词联系起来看。阿尔芒·吕西对他积极参与对圆明园的掠夺毫不隐讳。9月1日进入天津时他就有明确的打算，他承认在天津什么都没买，打算以后再说……他写道：“要是说有抢劫的话，我只是在对北京掠夺之后或者说在那期间，搜罗了一些小玩艺儿。那样比较不费力气。此外，我觉得实在漂亮的，就捎带弄上两三件皮货和几件瓷器，否则我是不要的。大家都说那几天的机会实在太难得”。

　　阿尔芒·吕西一看见圆明园就开始赞叹：

　　“我为我看到的东西而震惊，瞠目，惊呆！现在《一千零一夜》对我来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两天中，我在值三千万法郎的绫罗绸缎、金银首饰、瓷器、青铜器、雕像中总之是在珍宝财富中倘佯！我想，远自蛮族对罗马的洗劫以来，没有人见到过这样好的东西”。

　　“见鬼！我怎么突然跟你讲起后来这些事？”他在10月7日给他的“好爸爸”(他是这样称呼的)的信中这样自诘道。我们理解他的困惑，因为他要讲的都是些微妙敏感的话题，而他这个人又天真得出奇。

　　阿尔芒·吕西陪同孟托邦将军进入御座宝殿，“绝妙的雕刻品”、几百年的景泰蓝大花瓶以及“精美的青铜器”，比比皆是。他肯定地说，他看到巴特尔准将及其手下的军官毫无羞耻地、自顾自地、“毫不客气地搬东西”。一项他先称之为“艺术性娱乐”活动，很快就变成“具有传染性的”活动。比如，他眼看着一本封面烫金镶着宝石的书，还有一些漂亮的景泰蓝小烛台，一转眼就不见了。他还谈到安在宝殿旁边的小祈祷台正中央的一个纯金小宝塔，它上边的宝石和真珠都被抠走……说是防备丢失！

　　接着，他又进入另一个更加富丽堂皇的御座大殿，四周是小陈列室，其中一间满是首饰。一个司令部(他避免提孟托邦的名字)的上尉和他自己，每人各拿了一只“很难看”的表，这还不算，他又无所顾忌地拿了“几枚中国砚台，也就是御用墨宝”。阿尔芒·吕西和另一个英军翻译官共同瓜分了一本用朱笔批写的文书，那是皇帝的亲笔批示。后来他将此物丢失！他继续“踅摸”东西，终于弄到两把扇子，其中一把是象牙的。他居然恬不知耻地说：“总之，每个人都弄到自己的一小份东西，可惜事情来得那么突然，谁都没能拿得更多一些”。

　　下午，大洗劫还在继续，阿尔芒·吕西仍在里面“踅摸”东西。他向他父亲这样描述当时文物遭破坏的场面：

　　“我找到皇家的家具库房，我们的士兵正在那里抢东西，那场面很特别，令人遗憾又感到滑稽可笑。东西几乎完全被砸碎，这是士兵们的一种奇怪的乐趣，他们在挑选东西时表现出极为荒唐的癖好。有几个很漂亮的景泰蓝，我给护下来。但是如何处置呢？我还看见一些非常精致的瓷器被摔得粉碎；还有些很古老的漆器、碎纹瓷、象牙制品、玉器，被砸得碎片满地；有些人拿彩釉花瓶当球耍。看了真叫人难受，为那些东西感到惋惜！再远处是一座丝绸库房，我回去给你看看从地上拾起来的四块货样。齐脚踝深的制作精美、用金线挖花织制的绸缎堆了满满三个大院子，奇光异彩，华美绚丽，令人难忘。然而，有人用每米值五个多金路易2的锦缎当包袱布用，把他们抢来的小玩艺儿包起来！”

　　阿尔芒·吕西还谈到御座顶上的华盖：“我不知道那是用什么贵重木材雕凿而成的，那雕刻真是了不起，全是中国稀奇古怪的东西，极尽想象力；还有特别怪诞离奇的洛可可风格图案，与出人意料的精巧、品味颇为高雅的装饰结合在一起”。他本来很想把那件“独特的东西”带走，因为没有手推车，只好放弃！第二天他弄了辆车子又去了，然而那华盖已经七零八落。他还提到有不少精致的戈布兰挂毯“都被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也就是说都不翼而飞了……他是继保罗·瓦兰之后，又一个发现那些路易十五时代的宫廷美女图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人。

　　阿尔芒·吕西骑马走到一座“精雕细刻”的大理石宝塔前。那宝塔建在一座假山上，登高望去，景致美不胜收：“一座座宫殿，一泓泓湖水，湖中荡漾着经过粉饰装潢得五彩缤纷的船只；湖中有一小岛，上面是后宫”。这是人们所能见到的一处最漂亮的景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他这样断言道。

　　他瞥了一眼马戞尔尼勋爵赠送的车子和鞍辔。就在这座宝塔里面，他发现有“好几套镶金银宝石的马鞍”，还有“两座非常漂亮的青铜怪物”。因为没有办法把他们弄走，他只好在上面画了个十字。在返回的路上，他看见几个中国人用一辆大车载着他们的家人走过。阿尔芒·吕西上前强行征用，强迫这几个倒霉虫去帮他拉他的战利品。他在吹嘘他那些可怜的军功，承认他的行为(想起关于最近那次意大利之战的记述？)“就像奥地利人在伦巴第”。像这样强行拦车的人不只是阿尔芒·吕西一个人。他还若无其事地说，在往回运战利品的时候，他还遇到“另外四辆大车，命运都一样，都是以皇上的名义”……。

　　但事情还没完。他的战利品又多了一件浅灰貂皮衣(是另一个士兵拿不了送给他的)，还有一些金银首饰、珊瑚项链以及一个从御座上抠下来的绿宝石……他为没能带更多的东西回来而感到遗憾。

　　如果说经过两天的抢劫，“法国人的军营看上去象个巨大的旧货铺”，在当时

　　那种情况下，这毫不为奇，阿尔芒·吕西也如是说。

　　对那“别具一格的”景象，保罗·瓦兰多有描写：

　　“……法军宿营地出现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奇特最热闹的景象。帐里帐外堆满各式各样的珍稀物品，这是一日之间发的横财，盯着它，寄托着多少梦想……人们看见那些士兵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缺乏远见，生性破坏，考虑不到行军劳苦，把丝绒绸缎往背包里猛塞，就好象只要走那么一程路就能把这些东西送给家乡人似的。后来，气恼时，就把那些带不走的东西砸碎、撕烂或者弄脏。各处都是些豪华家具、丝绸，以及皇帝傧妃们的那些以金丝线绣的裙袍，再就是眼巴巴看着这些东西带不走而挂在脸上的一副可怜而又可鄙相。至于银子，多得几乎不屑一顾，因为那东西份量太重。拿价值四百八十法郎的一块金条去换几瓶烧酒或者苦艾酒，这样做的士兵不止一个两个”。

　　巴赞库也描写过法军军营令人惊愕的场面：

　　“那里营地看上去根本不象军营，怪诞得出奇。加金丝交织的织物、五光十色的丝绸锦缎、艺术品、青铜器、极为精致的宝物匣，统统堆在营帐前，有的被撕裂，有的东西只剩下半个。士兵们蹲在地上，用惊诧的目光注视着那些奇珍异宝，那都是掠夺来的、要统一瓜分的战利品”。

　　10月9日

　　第二天，法军撤离海淀村和圆明园，向距那里三公里左右的英军靠拢。英国人一直驻扎在北京城东北边。法国军队横跨通往安定门的大路扎下军营，就在一座筑有防御工事的大营里边。粮食供应开始出现不足，不过大家能够猜想到，孟托邦将军不会因为离开一个遭到合乎规则抢劫的地方而遗憾。如果埃里松伯爵说的是真的，那么包括皇帝寝宫、召见大殿以及御座宝殿在内的所有建筑物都已经一片狼籍。但是所有的宫殿、宝塔和文源阁本身都完好无损。

　　保罗·瓦兰为这次撤兵感到惋惜，他认为为时过早。这其中可能有个人的考虑也可能有利益关系……他承认这是因为部队供应短缺造成的。他感到遗憾的是，如果有深谋远虑，本来可以很容易从砖瓦厂的那个村庄弄些粮食和食品，因为那里有仓库。那样的话，就可以在圆明园附近多呆上几天，“就可能从里面多发现些东西。说中国皇帝和他的朝廷经常的驻地仅有我们的士兵在皇后的寢宫搜罗到的那些金条，那有点儿不可想象”。所以，保罗·瓦兰为自己没有时间好好地寻宝感到惋惜。

　　他尤为懊恼的是如果推迟撤军，法军就可以把那一大批不得不放弃的珍贵的青铜器和其它艺术品装在军车上运走，结果却让英军和一些中国盗匪占了便宜……

　　掠夺的赃物到底有多少，阿尔芒·吕西提供了一个概念。他发现“军队特别有眼力”。“我们没有带车子来，但是三百多辆车装的全是战利品”。所有的士兵除了规定的背包，还都背有沉重的包袱。有些士兵甚至强迫可怜的农民来为他们背东西，“然后用手牵着这些‘运输工具’身后的附属物(中国人后脑勺上的长辫子！)。这些士兵还得意忘形地嘲笑那些把什么都背在自己身上的战友”。伴随着上述画面的还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沙文搬家公司及其合伙人”。不敢恭维的幽默！

　　巴赞库也有这样的叙述，很多中国人“为穷困所迫或受金钱诱惑，完全象牲畜一样扛着那些沉重的行李包跟我们走”。

　　随军新教神甫朱雅出于天主教道义情感，哀叹道：“那些可怜的中国人为了一块剩面包或者一块饼干，就让士兵把自己的发辫系在他们的衣扣上”。他不愿意看到那些中国人“背负着士兵的一部分装备”，跟在他们身边艰难行走的样子。他由此而看到，由于中国统治者沉湎于各种欲望而腐败，使穷苦的中国老百姓地位卑下，受尽奴役……

　　他不失时机地以廉耻之父的口吻教训道：我们在圆明园找到了“大量淫秽的东西”，这些发现只能“证实我们所了解的这个民族的统治者已经堕落成令人恶心的耽于声色之徒的说法”。为了自我安慰，他断言，这些东西只有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商业价值：“我们的士兵想不到除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和工业珍品之外，其中还可能会有一些只能让人产生异嗜癖梦想的东西，当他们明白这些装满淫画的盒子值不了几个钱的时候，往往感到很失望。那些盒子的全部价值就在于暴露这些东西的主人的耻辱”。

　　此外，保罗·德拉格朗热中尉以另一种笔调写出他在圆明园大掠夺之后的伤感情绪：“我们撤出那些被蹂躏、践踏、掠夺的宫殿，心里充满凄凉感，因为那场面真是令人哀伤，好好的珍品，好好的瑰宝，那么快那么突然就成了一堆垃圾”。

　　最后，让我们听听贝齐亚上尉是怎么说的吧，他比保罗·德拉格朗热中尉心情更加沉重：

　　“10月9日，我们终于撤离了劫掠现场，身后留下一片废墟和大火，这悲惨的战争一幕无论如何是遮掩不了的，它使军队失去了尊严，使一些人失去了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