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观察:滴滴是如何将中国共享经济带到沟里的?

　　题记：网络约车事到如今，基本进入无力回天的境地。那么，究竟谁是制造这场悲剧的主角?一味指责政策的围猎无济于事，操蛋的政策可能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就像网络约车最初崛起也没有政策的功劳。我们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必须将反思的程度和力度推进得更加深入。根本原因是行业的迷失，尤其是行业领导者，被利益裹挟，丢了使命和价值观，走上了错误的方向，让自己驶入沟里，把好好的共享经济也一同带入沟里。只有领导者真正迷途知返，或者呼唤新的领导者脱颖而出，号召和汇聚最大的社会力量，抵御错误的政策，共享经济才有第二次春天。(本文首发于2016年10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04评论版，题为《共享经济的不二法门是竞争》。刊登文略有删改，本文为作者原文。)

　　上图显示滴滴收购Uber后，一家独大，市场渗透率高

　　滴滴宣布购并优步中国，我说竞争死了;网络约车新规地方细则出台，有人说滴滴死了。两者之死当然有着必然性，但是速度如此之快，还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国庆节后，围绕网络约车的地方细则草案的出台，微信朋友圈再次刷屏，延绵不绝。可谓民愤四起。人们纷纷将矛头指向政府部门，指向公共政策。政策的确很重要，而且一定会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决定生死的摁钮。但是，在互联网这样一个新兴而且还在快速创新的领域，政策永远只是外因，永远是第二位的。迄今中国互联网的所有成功，不是因为政策的功劳。同样，所有的失败，主因都不是因为政策的愚蠢。因为，人是能动的，尤其是人的创新是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所以，与其一味归咎于政策，不如从一个行业的领导者和企业家身上找答案。政策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我们必须跳出事件本身，才能透视到根本。网络约车走到今天，最大的可能是作为风向标的行业领导者本身出现了重大问题，把大家一起带沟了。网络约车如此，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网络直播何尝不是?

　　我的第一反应是：“失去了竞争，共享经济在中国就走上了歧路。2016年，无论是网络约车新规，还是滴滴购并Uber，都标志着以网络约车为龙头的共享经济在中国被带到了沟里，早早开始了从天使到魔鬼的蜕变：失去民心!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竞争的死亡。滴滴以为消灭了竞争，就是自己独享垄断暴利的黄金时代(连所谓教父的彼得·蒂尔都宣称垄断是创业的最高追求)，殊不知一个新兴行业过早失去残酷剧烈而生机勃勃的竞争，就会丧失包括抵御传统制度扼杀的免疫力等在内的一系列综合效应，最终也把自己蹩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竞争成就了滴滴，成就了共享经济。竞争之死也将让滴滴和共享经济从此走向斜路，而不知道最终会不会是邪路?”

　　自从滴滴宣布购并中国Uber之后，诸多与共享经济背道而驰的行为和消息频频爆出，无论是各种涨价、服务体验下降以及司机端的怨声载道。地方细则的粗暴降临只是雪上加霜而已。中国不缺一个新的出租车巨无霸，而是希望诞生一个引领中国互联网创新走向更高境界的共享经济的世界级标杆。

　　上图显示，滴滴和Uber购并后， 滴滴和Uber的用户数出现较大的波动

　　痛惜的是，以网络约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这一幕大剧仅仅在中国上演了4年，就快速地走完了春夏秋冬的一个轮回。我们必须最简洁地回到历史当中，才能更好地看清现在和未来。聚焦滴滴的成长与蜕变，才能清晰地梳理出里面的个中机缘和是非得失。

　　如果说网络约车不能代表共享经济，那么目前就找不到第二个可以替代的。因此，中国共享经济的历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共享经济的春天(2012-2013年)：无论中国共享经济还是全球共享经济，开启春天的都是同一个人，这人就是Uber创始人兼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卡兰尼克是最近5-10年全球互联网领域最具有创新力的互联网企业家，Uber也是最具标志性的新崛起力量。成立于2010年的Uber，也是硅谷继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之后下一个千亿美元级互联网巨头的排头兵。虽然2012年开始滴滴、快的等本土约车软件开始崭露头角，但是，中国共享经济的春天还得等卡兰尼克的正式登场。卡兰尼克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多层次的新风：

　　首先，是共享经济激活了中国互联网的创新，使之成为最具创新活力的新商业模式，与微信、小米、京东和乐视等一起，掀起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新的小高潮。在BAT三足鼎立独霸中国互联网的垄断阴影下，在整个行业感受压抑和窒息之际，带来了新的破局机会。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Web 1.0时代和2005年为高峰的Web 2.0时代呼应，这一波共享经济为内核的热潮，堪称中国互联网第三波创新高潮。而相比之下，虽然微信、小米和京东等显得风头更劲，但是在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性、代表性和颠覆性，依然无法与滴滴、快的和Uber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新模式相媲美。

　　其次，一举打破美国互联网入华越陷越深的局促和困境。自2010年谷歌自己主动退出中国之后，外资互联网在中国市场开始水土不服。除了经营方式和产品服务无法入乡随俗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面对九龙治水的互联网政策不知所措，瞻前顾后，裹足不前。以“乖孩子”Facebook为例，多年来始终在期待和等待某个政府部门的批准。可事实上，很可能当今就不存在这样能够给予明确“同意”指令的相关部门。而Uber一改外企的惰性，行为和风格截然不同。和本土所有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一样，充分体现了互联网公司勇于突破的特质，根本不事先寻求任何部门的“批准”，自个儿就卷起袖子，大干快上了。2013年上半年创始人来考察地形，下半年，就在上海、深圳和广州三地试水。要知道，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的领军企业，20多年来也从来不是等待哪个部门批准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几乎都是一张白纸先涂鸦，通过大胆的创新和发展，突破传统制度的灰区和禁区，然后逐渐推动新制度的形成与进步。因此Uber的崛起，一举扭转了2008年开始美国互联网公司在中国日渐低迷、不断边缘化的局面。再一次告诉所有国外互联网公司，道路是自己趟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中国互联网历史就是一部“先发展后管理”，“先创新后制度”的进取和突破史。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