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君注意到,在科技博客Slashdot上,一位自称负责苹果整条产品线的技术宅甚至认为,这一切都是“已经掌握了获取数据的技术”的FBI在演戏: “要知道,最聪明的骗术就是让对手相信你已经上了他的当,眼下,恐怖分子也在紧盯这起案件的进展……这跟二战时期英国破解德军恩尼格玛密码机后严格保密有异曲同工之妙……FBI完全是在效仿,这样做聪明至极。”
不管库克和FBI是不是在演“双簧”,公开信一出,至少他们都赢了一局——库克以完美的“用户隐私论”来获取大众最大的信任,助力企业获利更多;FBI即使没给潜在的恐怖分子灌了一次迷药,至少也弘扬了美国自由至上价值观。但是,输家是谁?
(当地时间2015年11月14日,法国巴黎,一朵白色玫瑰插在前夜恐怖袭击中留下的弹孔上)
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显见输家,是暴恐事件的遇难者家属Arlen Verdeh。她的家人因恐怖主义丧生,正是FBI这次要求苹果公司开后门的直接诱因。她在接受NBC采访时说:“涉及国家安全的事,联邦政府本就不该拖延3个月才做出这种决定,我对苹果不予配合的做法非常失望。”
聚光灯外,更多更大的输家,是追求绝对自由的用户。而他们,很可能正站在阴影里为库克鼓掌。公开信的结尾处,库克特别强调了创建后门是对“自由”的侵害。但大家心知肚明:若自由没有界限,就无法处理个体之间自由“对撞”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协调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问题。即使对美国来说,9.11事件也是一个分水岭。美国以《爱国者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法案,都强化了政府对信息的采集使用权利。据统计,9.11之后美国本土枪击案,至少有42起被证明是恐怖袭击,这些袭击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恐怖组织长期通过互联网、移动手机等加密信息对美国本土公民进行宣传、培训和指导的后果。
一方面是民众的隐私权利,另一方面是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二者孰轻孰重?即使各大国的态度,不同历史阶段也在不停地摇摆。早在2006 年,欧洲曾想出台一部要求互联网等通讯公司长期保存用户通讯数据的法规,但最终因涉嫌可能违反《欧洲人权公约》,而被欧盟法院判定无效。但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各国政府重新开始检讨,互联网的隐私政策已经让恐怖分子如入无人之境,即便是近在眼前的袭击信息,也因调查部门无法攻破加密通讯信息无功而返。这种眼睁睁的看着恐怖袭击一次又一次发生的悲剧,让包括美国、欧盟、澳洲和亚洲的政府,都开始反思过于保守隐私政策。比如,英国首相卡梅伦多次公开要求互联网公司承担反恐义务,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开始改变“不会对互联网公司施压”的态度。所以,才会出现法院判决苹果公司“必须配合调查”的一幕。
对任何用户来说,政府对隐私的“侵入”都令人反感,但想象有一天你会成为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相信任何人都会认同:为了安全,有时自由是需要妥协的。这是一道无需纠结的选择题。长安君觉得,问题只在于:政府“入侵”的边界在哪儿?
(幸存者缅怀巴黎恐袭遇难者)
库克和FBI这场“双簧戏”,目前还在各自展现诉求的阶段,在长安君看来,最终结果不言而喻——苹果不可能不服从美国法律的要求,更不可能不服从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苹果在其他国家,同样不可能有超越主权、凌驾于法律的特权。当然,国家也不能为所欲为,也得有礼有节。隐私保护与国家安全,最终就是如何平衡的问题。
如何平衡?企业、个人和国家,每一方都想得到更多。但可以确定的是,库克的公开信绝非一场“无私奉献”。且不论苹果系统本身就不像其声称的那样牢不可破,一年多以前,苹果云的“艳照门”事件就将这些问题直接曝光于社会。此外,2014年,法国一个科学家兼黑客发现苹果移动客户端IOS系统中,存在多个“未经披露的后门”。尽管苹果公司马上声称,这些“门”是为“诊断服务”使用的,但足可见其后门并非没有,只是掌握者身份不同而已。对用户来说,隐私被一家高科技企业“入侵”,即使只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比被政府“入侵”好多少。对用户最重要的是,在个人、企业、政府的博弈中,找到一个隐私保护和人身安全的平衡点。
无疑,平衡的达成需要相互妥协:用户一边据理力争捍卫基本权力,一边也得不断让步和放弃一些自由;政府一边不断延伸它的权力,但是也要有诸多机制防止公权力的滥用;而夹击在两者之间的企业,最终得享受这种平衡过程的痛苦和快乐。
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场三方的斗智斗勇、你来我往,将会漫长而曲折。所以,长安君斗胆断言:库克的表演不会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观众,也都是剧中人,但我们不是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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