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试毒,不幸中毒
为了试药,她得了中毒性肝炎,很多同事也得了病。
做到青蒿这一步时,屠呦呦几乎把可以用的药都筛完了。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获得了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一种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面对记者,屠呦呦不断重复着这句自己写在纸上的获奖感言。
交谈过程中,她一直在强调中国科学家的集体作用,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集体荣誉。她说,得到诺贝尔奖是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制成功,这里面有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她告诉记者,“我参加的时候比较晚了,1969年越南主动提出来我们帮助他们,当时疟疾的死亡率很高。我来当这个课题组的组长。”
“北京的青蒿质量非常不好……我尝试用叶子,事实证明叶子里才有,梗里没有……做完动物实验后发现100%有效,再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药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替代酒精,发现去除毒性很有效……我们又做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为了试药,她得了中毒性肝炎,很多同事也得了病。
提起屠呦呦“以身试药”,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呢?”
成绩的背后,意味着超出常人的付出。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同事们体会过无数次碰壁挫折。
做到青蒿这一步时,屠呦呦几乎把可以用的药都筛完了,200多种中药,380多次提取试验。这个被命名为91号的试验,是因为做了191次试验才发现了这个有效的部分。屠呦呦告诉记者,做学问会遇到很多困难,重要的是要坚持下来,不放弃,去战胜这些困难。
说到自己的家庭,屠呦呦向记者提起,她和李廷钊是中学同窗,结婚已经52年,育有两女。李廷钊的工作也同样忙碌,他参与了多个国内重大科研项目。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4岁的大女儿不得不寄人篱下,小女儿则被送回宁波老家。大女儿当时接回来的时候都不愿叫爸妈,小女儿更是前两年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回北京。
代表中国,前去领奖
“我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也不在意是不是‘三无教授’。”
“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
前来祝贺的人群络绎不绝,老伴李延钊耐心而热情地接待着客人们,但对于妻子的事情却只字不提,李延钊说,“获奖和我没有关系,我不好讲”。
获奖后的屠呦呦异常低调,当记者问起,她是否有一些顾虑时,屠呦呦表示,做科学要实事求是,做人也一样……“这些事他们都知道了,简单的说几句,时间都排满了,等会还有单位的领导要来。”采访过程中,为了安排其他前来拜访的客人,李延钊多次打断了屠呦呦的话。“一早起来不知道接了多少电话”,李延钊一边忙于接电话,一边笑着说。屠呦呦也表示,“我觉得也没必要多说了,确实没什么好讲的,科研成果是团队成绩,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都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仔细看下这书,上面都写的有”。说着,她递给记者两本书——《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里面有一小段记录了屠呦呦及其团队发现青蒿素的历程; 后者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蒙了薄薄的尘。这两本书一直摆在她的茶几上,便于向来客推荐。屠呦呦说,她对青蒿素很有感情,《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就记录了她的这份感情。
对于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说,要辩证地看。“说实在,我也没有老是想着得不得奖的问题。荣誉的根本问题是荣誉多了,你的责任也大了。对不对?”她还表示,做人本来就要做点实事,要多做点工作。获奖后,她专程致电亲戚、同事、朋友,让他们保持低调,不要接受采访。不过,她也告诉记者,如果她的获奖,能够作为新的激励方式,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多做点工作,“我就很满足了”。
对于药带来的诺奖,屠呦呦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了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
这位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也不在意是不是“三无教授”,平和的目光透过和几十年前一样的链条眼镜片。她说:“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就是一个挺欣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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