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中国互联网新贵们争相置业当乔布斯邻居(图)

　　三

　　在不久前，梁海燕的读书会分享了硅谷鬼才彼得·蒂尔的《从0到1》，这本书近日也雄踞大陆商业图书榜的前列，一位分享者在群里提问，“美国人在想的是，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而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这是价值观上的差异吗？”

　　在硅谷，能够清晰地看到中美创业者对创新的理解的确有很大的差异，它不仅是价值观上的，更是制度上的。

　　美国人对技术驱动有宗教般的痴迷，同时对创新的维护也十分的严苛，任何新的发明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没有一家公司敢于轻易地去模仿竞争对手，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个环节或哪个阶段会遭到专利的狙击。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风险投资不支持任何的仿冒行为，在他们看来，这不但是耻辱的，更是危险的。正是在这样的法律和道德环境中，小公司的创新得到了极大的保护和鼓励，颠覆性事件时时发生。但是，因新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特别是应用性领域的大规模拓展，也使得创新与仿冒的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再到扎克伯格，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全数遭到过抄袭的指控，有些甚至陷入旷日长久的侵权官司之中。

　　相对于中国，自互联网产业萌芽以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重大的发明性创新，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原型都来自于美国，而中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考虑，在专利法的执行上，偏护本国企业，外国公司在中国申请专利的难度非常之大

　　创新环境的差异，最终造成两个结果——

　　首先，中国企业先是大规模地模仿美国同行，竞相以模仿速度的快捷为创新的第一指标，风险资金也以此为投资的最主要的考量指标，从“中国的雅虎”、“中国的亚马逊”、“中国的谷歌”到“中国的Snapchat”、“中国的Instagram”，往往是吸引资本乃至去纳斯达克上市的最佳口号。

　　其次，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模仿，同质性产品层出不穷，所有指责别人模仿自己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模仿的产物。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凡是能够被模仿的模式，都不应该算是创新。中国人在民族性上从来有“胸纳百家，为我所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实用主义传统，对创新的认定往往以最终的成效为前提，“存在即是合理”，“成功是检验创新的唯一标准”。

　　创新是所有产业进步的起点，差之毫厘，行而百里便如隔天涯。正是美国与中国对创新的这种迥然不同的理解，造成了两个差异性极大的新经济竞争环境。

　　四

　　去斯坦福大学参观，陪同的是医学院的博士后王峰，他在这里从事免疫学研究，而这无疑是当今最为显赫的领域之一。

　　前些年，来硅谷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应用产业，而如今，医学、大数据及智能硬件成为了新的追逐对象。医学院有一栋以朱棣文命名的U型大楼，里面有很多交叉学科的实验室，正在像银河系大爆炸那样地酝酿着无数的可能性。

　　“每天都有几个来自中国的投资人在这里像星探一样地逛来逛去。”王峰笑着说，“这栋楼里做的是从0到1的工作，而咱们中国公司将完成从1到N的使命”。

　　也许在不久的几年后，硅谷将出现新领域的“乔布斯”，他们暴得巨富，然后把某个新街区变成另一条瓦沃勒街，再过了若干年，那里又将出现新面孔的“中国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