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生物技术现在已成为亲子鉴定、血缘断代的常规手段，准确率能达到99.9999%。然而，在没有DNA生物技术的古代，亲子鉴定则可谓难上加难。或许正缘于此，在不少戏剧、影视剧以及古代小说中，都有古人“滴血认亲”等情节的描写。其实，除了“滴血认亲”，古人进行亲子鉴定还有多种手段……
手段壹
“亲情法”—
凭借测试情感反应探求真情
现代常上演的“夺子大战”，在古代亦常发生。由于没有DNA这类高科技鉴定手段，要想弄清孩子的血缘关系颇为困难，但古人也有自己的办法，常从“人之常情”中寻找蛛丝马迹。
西汉时，颍川（今河南禹州市）有个大户人家，兄弟二人住在一起，兄弟俩的媳妇都怀了身孕。哥哥的媳妇流产了，却隐瞒了实情，将弟媳妇生的男孩子抢为己有。官司打了三年，也无法决断。
此事原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曾任过汉宣帝丞相的黄霸听说后，决定进行亲子鉴定。其方法是，叫人把孩子抱到大堂上来，让妯娌俩抢孩子，谁抢到归谁。嫂子用力抢孩子，弟媳则怕弄伤孩子，表情悲伤。
见到此景，黄霸作出了鉴定结论：孩子系弟媳妇所生。黄霸的理由很简单，“汝贪家财，固欲得儿，宁虑或有所伤乎？”
这种从伦理、亲情角度进行亲子鉴定的方法，一直为后世司法官员所采用。如北魏年间，李崇任扬州（治所在睢阳）刺史时，也曾使用过类似方法，判断 “争子案”。《北史·李崇传》记载，当时，一位叫苟泰的人丢了3岁大的儿子，后在叫赵奉伯的人家里发现了孩子。但两家都说孩子是自己的，都有邻居可以证明，郡县无法定案。
李崇接案后，将小孩与两家隔离几天，之后突然派差员到两家报信，称孩子暴病而死，让领回去埋葬。苟泰听说后，悲痛不已，赵奉伯却一点也不悲痛，只是感叹一番。就此，李崇鉴定孩子是苟泰的，“遂以儿还泰”。此事曾被后晋和氏父子所编的《疑狱集》收录，成为古代司法亲子鉴定的经典案例之一。
点评—
黄霸和李崇是古代有名的断案高手，他们所使用的亲子鉴定方法，可以归纳为“亲情法”，“不合常情”往往成为亲子鉴定时最关键的判断依据之一。
亲情法在古代司法鉴定中常被使用，但有时也行不通。如，若黄霸所断案中，妯娌俩都怕弄伤孩子怎么办？同样的，李崇所断案中如果苟、赵两家都为孩子暴死而悲痛，如何决断？事实上，黄霸本人当年便遇到一桩无从下手的亲子鉴定案。据《折狱龟鉴》“黄霸”条记载，汉宣帝时，在今河北境内发生一起“三男共妻”事件，妻子生了儿子后，三男都说是自己的儿子。黄霸以违反人伦罪把三男都处死了，孩子归母亲一人，即所谓“此非人类，当以禽兽处之”。从司法角度来说，这便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手段贰
“常理法”—
在常识常理中发现是与非
“不合常情”，是亲情法亲子鉴定的主要“理论基础”，在古代的亲子鉴定案处理中，与之相对应的“不合常理”，则是古代亲子鉴定的又一司法手段。
北宋时，李南公任长沙县知县，有个寡妇带着儿子改嫁。七年后前夫家族来人，要接回儿子。此妇人不让，称孩子不是前夫的儿子。李南公接了这个“夺子案”，仅问了两句话，就了断了这桩官司。
《宋史·李南公传》记载，李南公第一句问：“孩子几岁了？”前夫家回答，孩子9岁，女人则说孩子7岁；第二句，“孩子换齿了么？”女人说去年已换。就此，李南公认为孩子是前夫的血脉。李南公凭什么作出此鉴定结论？其依据是男孩子一般8岁换牙的常识，“男八岁而龀，尚何争？”意思是，男孩子8岁才换牙，你还争辩什么呢？
《明史·鲁穆传》所记载的“儿似归产”案，也很有代表性。鲁穆任福建佥事时，有个叫周允文的人早年无后，将侄子过继为子，后来其妾为他生了个儿子。周允文死后，侄子想独霸家产，硬说妾生的孩子不是叔叔的亲儿子，要赶走妾母子。
鲁穆接到妾的状子后，把周家的族人全召来，又悄悄地把妾生的儿子放在一些小孩当中，让他们辨认谁像是周允文的儿子，大家都指那妾生的孩子。最后鲁穆认定周允文的侄子在说谎，妾之子是周允文的儿子，于是将周允文的家产全部判给了周允文和其妾所生的儿子。
上述两起亲子鉴定案，前者是根据小孩换牙的生理年龄，后者凭的则是面貌长相，判断、鉴定的依据均来源于生理、生活常识，可以视之为“常理法”亲子鉴定。
面相、口音、年龄、走路姿势等，都是常理法亲子鉴定的重要条件。如《元史·干文传传》记载的“验乳知儿”案，依孩子吃不吃妈妈的奶来鉴定母子之间的血缘关系。但与亲情法一样，常理法的局限性同样显而易见，靠法官的个人智慧来断案难免过于主观，仅通过看面相来以貌断案，人为操纵的空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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