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经过数月的反复验证,大量数据有力地证明:宇称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存在。杨振宁、李政道的假设是完全正确的!
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宇称守恒这一基本定律被推翻。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这段新闻。
获诺奖成家喻户晓科学明星
1957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人共同获得。
这一公布,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头一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成了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杨振宁、李政道两人的照片登在报刊的封面上。一时间,杨振宁、李政道成了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
颁奖典礼于1957年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院大礼堂举行,诺贝尔奖章终于头一次落到了中国科学家的手上。
在晚宴上,各获奖者都需要发表一篇简短的演说,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对杨振宁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场合,更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时刻,一般礼节性的致谢又怎能反映他此刻的激动心情?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杨振宁怀着复杂的心情,作了一篇充满历史感的、震撼人心的演说,其中他强调:“今天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我沉重地体会到一个事实,就是我在不只一种意义上,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的共同产物。
我一方面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一方面将奉献我的工作给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杨振宁这一篇讲话,应该被形容为是一位中国科学家的良心宣言。在西方世界给予的巨大的物质奖励和荣誉成就面前,杨振宁并没有忘记他的祖国,更没有忘记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受过的苦难。他毫不犹疑地说:“我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
一般来说,讲这样一番话,需要有真正的良知和很大的勇气。而以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为荣这一点,在杨振宁的一生中从没有动摇和改变过。
周总理特许约见邓稼先
1971年8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杨振宁。当负责接待他的科协负责人征询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助的时候,杨振宁拿出了一份名单,上面都是他希望见到的人。
名单上的人大多数是知名的科学家、教授,要安排见面不难;惟独是排在名单第一位的名字,倒把接待人员难倒了。结果,名单急呈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总理亲自指示“安排见。”
这个名字是:邓稼先,中国的两弹元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杨振宁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普度大学取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那时,新中国刚告成立,邓稼先一毕业就立即乘船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协助建立物理研究所的工作。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失去了联络。直到有一天,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爆”出来了――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等西方大国则目瞪口呆。
仅仅事隔三年,1967年6月,中国又再试爆氢弹成功,西方大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被打破。
如同美国当年试制原子弹一样,中国从事这一秘密行动的科学家和研究基地所在地都是绝密的。但过不多久,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搜集到及披露一些资料,在中国制造两弹的主要负责人名单中,邓稼先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美国方面相信,邓稼先是其中一个在技术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
事实是,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5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决定,中国要制造自己的原子弹。那时,中国连铀原料也还未找到,更不要说其他技术条件了,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是从找铀矿开始的。
在这之后的十年时间中,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在北京西郊核武器研究所和青海省罗布泊沙漠实验基地,从零开始,领导进行有关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包括力学结构、材料状态、实验装置和爆炸过程……终于,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试爆成功,紧接着就是氢弹的研制。
但是,就在氢弹设计即将完成的关键时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陷入大分化、大动乱之中。邓稼先在北京家中的夫人许鹿希被批斗,两个女儿被下放农村……这时的邓稼先,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提出了“提前完成氢弹试验,向文化大革命献礼”的口号,晓以革命大义,果然正在准备武斗的两派群众都安静下来,放下武器,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继续工作。结果,中国氢弹在“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6月试制成功。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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