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讓無數在下面工作的工人暴露在輻射下”
在切爾諾貝利，旅游大巴一個必停的地方是小小的游客中心，它位於距離石棺400多米的一處停車場的邊緣。透過一扇巨大的玻璃窗，游客能夠一覽無余地看到石棺，但除此之外這裡就沒什麼可看的了：一台電視機在反復播放Novarka集團關於新安全護罩項目的宣傳片，電視機的旁邊則是落滿塵土的石棺模型。在這部時長9分鐘的宣傳片的結尾，當穹頂滑入預定的位置時，石棺上方條紋狀的草垛通風系統就像魔術般地消失了。
SIP計劃，在2014年將石棺的通風系統徹底拆除，但是實際工作很可能不會像Novarka集團的宣傳片中所演示的那麼順利。Dodd將其稱為是 SIP曾經管理過的“最危險”的項目。之所以危險首先是由於通風系統的巨大—它比一座40層樓還要高，而重量則超過了300噸。此外，危險性還在於它已經處理了26年放射性的氣溶膠，而且在它的下方是一個充滿了核廢料的脆弱結構。“假如拆除過程中它倒在了下面的石棺上，那麼將讓無數在下面工作的工人暴露在輻射下。”SIP的施工現場專家Marsha Brown說，“那將是一場恐怖的事故。”
SIP的計劃是將通風系統切割成7塊，然后將其一塊塊地吊起、運走。最重要的危險因素是工人遭受的放射性輻射。靠近通風系統的地方的輻射劑量“非常高，大約是1雷姆/小時”，Schmieman說。SIP正在考慮在石棺的頂上安裝防護過道，以削弱工人遭受的輻射劑量，但是那些切割通風系統最頂部的工人將不得不穿戴額外的防護設備，以保護自己免遭有毒的灰塵和煙霧的傷害。
暴露在強輻射下的后果在對原子彈幸存者的研究中有詳細的文獻記載。例如，我們知道，百分之百致死的劑量是1000雷姆。國際原子能機構確定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造成了28個人的直接死亡，這些人幾乎都是在災難發生后一個小時內進入現場的消防員。在那之后，無論是切爾諾貝利還是其他核電站，從未有人遭受過致命劑量的核輻射。
2005年，聯合國發表了一份報告稱，除了前面的28個人外，預計還會有另外4000人將死於在切爾諾貝利遭受低劑量核輻射所引發的癌症。但是根據近期俄羅斯和烏克蘭研究人員發表在美國紐約科學院院刊上的匯編，死亡人數實際上已經接近100萬。這個巨大的差異深刻反映出了我們在低劑量輻射對人體健康影響方面的無知。
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管理機構建立起“安全”的輻射劑量標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標准。在福島核電站事故期間，日本政府為了保証搶險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甚至將核電站工作人員允許暴露的輻射劑量提高了一倍。在烏克蘭，最大許可劑量標准為2雷姆/年，是世界上最嚴格的標准之一(美國的標准為5雷姆 /年)。嚴格的標准限制了SIP和Novarka集團工作計劃制定：假如沒有防護設備，拆除通風系統的工人隻要工作兩個小時所遭受的輻射劑量就會超過一年的限量。實際上，他們可能的工作時間還要更短—盡管通風系統和核電站其他地方的輻射水平是已知的，但是究竟會落到工人身上多少帶有放射性的灰塵和氣溶膠卻是個未知數。除了佩戴放射性測量儀之外，所有的工人還必須使用鼻塞，並保存尿液和糞便樣本以對他們遭受的輻射劑量進行分析。
6.“他們擅長制定制度”
去年春天，Novarka集團將石棺西部雜草叢生的荒野變成了繁忙的建筑工地。工人們刮走了表層受污染的土壤，再填上干淨的土壤以減少來自地面的輻射。這些工作結束后，他們又挖了兩條從石棺的西部一直延伸到東部的平行深溝—這兩條深溝將會埋放將穹頂滑到石棺上方的兩條不鏽鋼軌道的地基。每條溝都長約 457米，而它們之間的寬度—274米—與穹頂的寬度剛好相同。
到了夏天，工地上已經到處都是混凝土攪拌車和自卸卡車。空氣中回響著液壓錘將鋼筋—總共396根—砸入到深溝底部時所發出的刺耳的金屬叮當聲。每根鋼筋都有24米長，直徑1.2米，未來它們將共同支撐起穹頂3.2萬噸的重量。挖溝和埋鋼筋工作的進展速度要比預期緩慢得多。“任何時候，隻要進行挖掘工作，就能挖到某種東西。”Dodd說，“有時候挖到的是事故發生后被埋在地下的大型起重機，有時候挖到的是卡車或者拖拉機，還有時候挖到的是被核燃料污染過的材料。”
摧毀了核電站4號機組的爆炸將相當數量具有高放射性的核燃料—這些核燃料被稱為強放射性粒子—拋散到了核電站的各個地方。Dosimetrists在對挖掘出的表層泥土進行例行檢查的時候就能發現它們。當這種情況出現時，附近所有的工作都要停下來，直至一名工人用帶有3米長手柄的特制鏟子將其挖出來。 “在移動它的過程中，放射性劑量會迅速降低。”SIP的健康與安全工程師Don Kelly說，“假如你就在它附近，或者把它放進你的衣服口袋裡，那麼就等於是在自殺。”
Kelly每周都會對工地進行巡查。他在夾克口袋裡裝了一部攝像機，遇到的所有違反安全的操作都會被他拍攝下來。去年9月的一個下午，當我和他沿著被石棺的陰影遮蓋住的北側深溝行走時，在一處工作地點停了下來—一台裝有巨大鑽頭的履帶式車輛正在深溝的底部鑽孔。先鑽孔再埋下的工作方式要比直接用大錘將鋼筋砸下去要溫和一些，這也是對這裡靠近石棺的一個特別考慮。如果是用液壓錘將鋼筋強行砸下，那麼引發的震動也許已經將不遠處一座安全建筑的磚牆震塌，也許還會帶倒石棺脆弱的西側牆壁。
一台挖掘機將鑽孔底部的泥漿挖出來，裝到一輛自卸卡車上。Kelly開始用攝像機拍攝。我問他正在進行的工作哪裡違反了安全規定。“卡車上沒有任何警示標記。”Kelly用手指著卡車說，“此外，它也沒有后擋板。”切爾諾貝利輻射安全辦公室為運送放射性垃圾制定了嚴格的制度。“干淨”的卡車隻能用於運輸未受污染的廢棄物，運送放射性廢料的卡車都是專用的，車上必須帶有警示標語和后擋板，以防止交叉污染。過了一會兒，這輛沒有警示標語和后擋板的卡車開走了，給它經過的每個地方都濺下了污水。
Kelly從卡車留下的污水中取了樣本，送到實驗室進行分析。幾天后，實驗室檢測的結果出來了：污水被污染的程度不足以被定性為放射性廢棄物。但是，為了工地的清潔和工人們的健康，這樣的制度是必需的。也許下一次從卡車上留下的臟水就會污染整個工地。“他們擅長制定制度，很好的制度，但是並不擅於遵守這些制度。”Mark Fishburn曾告訴我說，“隻要可能，人們總是願意破壞制度。”
7.“不相信自己會為了這個而喪命”
去年春天，工人們完成了穹頂修建的地面准備工作，開始修建將填入到溝內的兩根混凝土地面梁，以及在兩根梁之間的一處面積為8.36萬平方米的混凝土平台—穹頂將在這裡進行組裝。“平台將是完全無污染的。”Kelly說，“在這裡工作將不需要任何防輻射設備。”但是盡管如此，工人們仍將隨身攜帶緊急呼吸器，以備在探測到放射性粉塵從工地上飄過的時候使用。
除了Novarka集團650人的施工隊之外，沒有一名工人遭受過超過標准劑量的輻射。考慮到切爾諾貝利可憐的安全記錄，這可以稱得上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當Dodd在1994年剛來到這裡的時候，安全狀況之差“聳人聽聞、令人震驚”。大多數人根本沒有任何防護設備，工廠周圍建筑物的輻射探測門根本不起作用。在Pripyat，一座位於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附近、並在災難發生后被拋棄的城市，工人們經常來這裡的公共池塘游泳。
SIP購買了新的安全裝備，但是金錢無法買到人們觀念的轉變，於是SIP建立了一套系統來監控個人的放射性劑量。每個工人的工作服外面都挂著輻射劑量檢測表，一旦某個人身上的輻射劑量超標，他就會被解雇。很多工人都通過將輻射劑量檢測表裝在自制鉛盒中的方法來避免讀數超標。“這簡直是瘋了。”Dodd 說，“這等於是在說，我們根本不相信自己會為了這個而喪命。”
兩年前，一隻狼出現在了建筑工地附近，在那些Novarka的工人還沒來得及更換的門前游蕩、嗅探。在切爾諾貝利無人區空蕩蕩的街道上看到游蕩的狼、麋鹿或者是成群的野豬這些野生動物是不同尋常的，因為這些在某些地方游蕩過的野生動物可能意味著危險。“動物是污染物的載體。”Fishburn說，“如果它們吃了遭到放射性污染的食物，然后四處游蕩並小便，那麼就會將污染散布到各個地方。”
這隻試圖進入工地的狼咬傷了6個人，攻擊了一輛救護車，並殺死了一條狗。在YouTube上你能找到一段用手機拍攝的關於這起事件的視頻，從中可以看出工人們對可能的危險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在視頻中，兩名工人打開了門並對著狼吹口哨。他們把狼逼到了角落，並用鏟子柄和空氧氣瓶打它，而他們的工友們則在后面大聲地鼓勵他們。出乎意料的是，狼從角落裡沖向了人群並開始咬人—視頻到此時突然終止了。衛兵后來找到了這隻狼並開槍打死了它。
8.“我們整個世界的災難”
Alexander Novikov是切爾諾貝利的安全主管，他為所有在這裡工作的人的健康負責。一個下午，我在Slavutych—一個專門為清理核電站廢墟的工人和前 Pripyat居民居民而新建的小城市—的一家餐館內見到了他。Novikov一支接一支地抽著濃烈的土耳其雪茄，並用蹩腳的英語向我介紹著依然存在於石棺之內的危險。“從當年事故發生到現在的25年中，”他說，“我每天都在擔心。隻有傻瓜才會不擔心。”
我讓他舉個例子。大約在一年前，Novikov說，他在半夜接到了一個電話。打電話來的工程師說傳感器探測到了放射性碘-131的痕跡，而這隻能意味著一件事：在石棺內部的某個地方正發生著不受控制的核裂變，4號機組內的FCMs正在發生裂變。隻要一塊混凝土砸到了FCMs上，那麼就會改變其內部的幾何結構，引發為稱為“緊急事件”的核鏈式反應。盡管FCMs不會發生爆炸，但是它產生的高熱會燒穿混凝土地板，同時產生強烈的放射性。一旦在這個過程中它接觸到水，就可能引發氫爆炸，摧毀整個石棺。
在回憶這個午夜打來的電話的時候，Novikov不時用手撫摸自己的喉部，以防止自己因緊張而說不出話來，然后又繼續講他的故事。他告訴工程師檢查所有的核燃料，同時等待頻譜分析的結果。“報告說放射性的碘-131並非來自切爾諾貝利。”Novikov微笑著又點燃了另一支雪茄，“而是來自福島。”
1986年，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清理工作中，Novikov自願去那裡做了一名劑量測定員。之后除了短期離開了一段時間對受到的核輻射進行恢復性治療外，他一直都在這裡工作，切爾諾貝利就是他的生命。在談到在這裡的工作時，他的態度不僅達觀，還有著一種宿命的味道。“問題依然會存在。”他說，“很多人都認為，一旦新安全護罩建成，所有的安全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但是在我看來，那僅僅是新的問題的開始。”
他所說的問題並不是拆除石棺或者是回收FCMs，那些都隻不過是程序上的問題。真正的問題，Novikov說，是時間。核廢料與放射性廢物是不可能被 “清理”的，它們無法被根除，隻能被密封在鉛或者混凝土容器中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或者深埋到地下並在周圍拉起鐵絲網。實際上，對於FCMs，目前還沒有人有任何計劃。穹頂的設計壽命為100年，等到了壽命周期后，它也會成為設計更新、更安全密封機構的工程師要處理的新的殘骸。
“核電站事故不僅僅是烏克蘭的災難，也不是前蘇聯的災難。福島核電站事故已經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Novikov彈了彈雪茄上的煙灰，從嘴裡吐出了一大團煙說，“這是我們整個世界的災難。”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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