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国退出后不久，一个受命拯救该项目的小组匆匆忙忙对其进行了重新设计，将装置尺寸和预算都缩减到了原来的一半。不幸的是，“由于太赶时间，重新设计时在考虑上有所欠缺，”ITER的资深科学家，同时也是最初那个设计小组的成员京特・ 詹施茨（Gunther Janeschitz）说。参与国都在争抢装置中大部件的设计建造任务，而像引线、连接件这样的小东西却无人问津。詹施茨举了个例子，“在两个部件之间本来应该有连接孔的，但没有哪份采购标书具体指出了这一点”
这些沟通上的鸿沟正是ITER的苦难之源，因为ITER组织本身并不负责该装置的实际制造。先期参与国如俄罗斯和日本，希望自己的投入能为本国相关实验室的科学家所用，而印度这样的新加入国，则想学习新的高端技术，发展自己的工业。因此，成员国提供的都是制作完成的部件（附带提供一小笔经费给统筹机构），电磁铁所用的超导线缆来自日本东芝公司，但同时中国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俄罗斯叶夫列莫夫电物理设备研究院也提此类线缆；装置所用的巨大真空室将在欧洲、印度、韩国和俄罗斯建造；加热系统则来自欧洲、日本和美国――美国于2003年重新加入了ITER项目。ITER的统筹机构需要接收来自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这些部件，补齐尚缺少的部件，然后把所有东西拼装成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实验装置。
与ITER临时总部相隔一条双车道高速公路就是郎司河（Durance River），河边有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可以俯览流水。在这座城堡中，清楚地展现出ITER所面临的挑战：ITER的成员聚集于此，挤在一间特意建造的会议室中，周围布满了液晶显示屏和麦克风，正在召开的是一次协调会，而与会者无意让我这个记者参与其中。不过在中场休息时，李秀景向我透露了会议室中上演的一场小纷争。“印度人认为一条管道应该在这里截止，而其他人则认为该在那里截止，”他边说边从桌上拿起一小条巧克力棒，朝着房间的另一端指了指，“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在中间截止，但技术上做不到，于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交由总干事裁决。”
截止到2010年，ITER的总干事都是由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日本外交官池田要（Kaname Ikeda）担任。由于处理此类管道之争乏力，池田在ITER委员会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由日本核聚变科学家本岛修（Osamu Motojima）接任，后者是ITER的资深人员，在平和的外表之下有着坚毅、果决的性格。来自欧洲和美国子项目的一些资深人员则充任本岛的副手，最终他们与印度人在紧挨着会议室的一个改建而成的套间里达成了协议。就在这些人争论不休时，当时还是ITER首席法律顾问的哈里・图伊德（Harry Tuinde，之后他就离开了ITER去为欧洲议会工作了）坐在院子里抽着雪茄。我问他，如果本岛有权力要求各参与国提供指定部件，事情会不会顺利很多？图伊德往椅背上一靠，“那基本上就把你竭力要维持的关系都弄糟了”。 归根结底，维系这个项目的不是ITER总干事的权威，而是成员参与的意愿。
通向能源之路
就在沟通磕磕绊绊地进行之时，ITER的经费预算已经再次加倍，达到200亿美元，这只是明面上的金额，由于采用了散件组装的方式来建造，实际建造费用很难统计。项目的完成日期也再次向后推迟了几年。
不断攀升的成本和日复一日的拖延，让反对巨型托卡马克方案的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负担了45%建造费用的欧洲。“要是我们真的想把这笔钱用来拯救地球气候、摆脱能源危机的话，选择ITER这个项目显然就是个笑话，”欧洲议会绿党的能源顾问米歇尔・ 拉凯（MichelRaquet）如是说。欧盟目前正考虑给ITER一笔约为27亿欧元的经费，好让这个项目能按预期在2020年之前完成建造。作为 ITER在欧洲最主要的反对者，绿党担心这将让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丧失很多研究机会。
美国只负担整个费用的9%，所以反对的声音较弱。用托马斯・ 科克伦（Thomas Cochran）的话来说，ITER“不构成一种威胁，只是浪费钱财而已”，身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旗下的一名反核斗士，科克伦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反对那些会带来长期污染，或能加速核武器制造技术传播的核研究计划上。美国国会对ITER的态度似有不同，作为积极鼓动核聚变研究的美国聚变能源协会的会长，史蒂芬・迪安（Stephen Dean）认为，“只能说目前没有要中止这个项目的迹象”。但事无一定，今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缩减美国国内核聚变研究经费的同时，大幅增加了对ITER 的投入，但即便这笔经费如期到位，也只有1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应承担的设计预算的25%。其他国家在履行对ITER的承诺时，也碰到了一些麻烦。印度正费力地推销着手中的合同，而去年3月，大地震破坏了日本的一些关键工厂。俄罗斯驻ITER代表弗拉基米尔・ 弗拉先科夫（Vladimir Vlasenkov）形容目前的情况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拖延的理由”，说完他立马加上一句，“俄罗斯那边一切正常”。
ITER能检验核聚变是否可行，但它不能证明核聚变是否能商业化运行。反过来，我们倒有很多理由说明后者不可行，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聚变过程中的辐射强度非常高，能损坏象钢这样的普通物质，因此核聚变电站需要采用一些目前还没有的新材料，才能抵挡等离子体长达数年的轰击，不然反应堆就需要经常停机检修。再者，燃料氚的来源也成问题，发电站必须自行制备，比如利用反应堆本身的核反应过程来制造氚。
有人认为，建造一台基于ITER技术的反应堆，最大的障碍在于该装置极端的复杂性。那些特殊的加热系统和自制部件可能在实验中运行良好，但作为电站需要的是简单、易维护，国原子能管理局总裁史蒂夫・ 考利（Steve Cowley）说，“无法想象一台到处叮叮咣咣的机器怎么能日复一日稳定工作”。 因此，在并网发电之前，还必须建造第二代的验证性反应堆――不用说，同样造价不菲。考虑到目前ITER跌跌撞撞的前进脚步，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什么也运行不起来。
尽管核聚变能源整体发展存在着这些阻碍和不确定因素，但熟悉ITER的人都认为，该项目势在必行，竞争压力是原因之一。“法国看到美国参加，他也肯定要参加；美国不退出，他也不会退出，”科克伦解释道。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图伊德认为，如果各个参与国提前退出，可能导致在未来无法获得一些新技术，这也将促使该项目继续运行。
即使抛开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谈，很多科学家内心里都觉核聚变是满足世界能源需求的唯一希望。美国重返ITER时，雷蒙德・ 奥巴赫（Raymond Orbach）刚好是美国能源部的首席科学家，他说自己“对世界未来的能源需求感到惊恐，到时候从哪弄这么多能源？核聚变不会释放二氧化碳，基本上取之不竭，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你还能找到第二个么？” 大多数核聚变科学家都认为，全球气候剧变不可避免，等到时过境迁，人类终尝苦果之日，“我们最好已经准备好了应变之策”， 这是考利的告诫。秉持此念，终将得偿所愿，因为我们已背水一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