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中国应尽快发展转基因食品

　　8月1日，“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黄金大米中的β-胡萝卜素与油胶囊中的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A同样有效》的论文，称美国塔夫茨大学一科研机构于2008年在湖南省一所小学进行过转基因大米(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此事随即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为什么每次涉及转基因食品的事件都会引发公众和研究者的对立?在转基因食品研究和推广中，科学家和政府到底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公众又应如何看待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粮食产量

　　新京报: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朱祯：转基因食品是利用基因重组技术，将决定物种特殊性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改造受体物种的遗传物质，使其性状发生一定改变。以转基因农作物为直接食品，或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

　　所谓转基因技术，就是把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基因从一种生物中提取出来，然后转移到受体生物中去，使后者产生定向的稳定的遗传改变，并形成新的品种。

　　新京报：转基因问题是怎么提出来的?

　　朱祯：基因的转移过程，在自然界就有。自从人类耕种作物以来，我们的祖先就从未停止过对作物的遗传改良。

　　传统育种技术主要通过有性杂交和自然界产生的突变，通过人工选择培育出新的农作物品种。比如我们现在吃的小麦，就含有燕麦草和黑麦的成分。

　　不过，传统种植技术的目标性不强，基因的转移也只能在物种内进行。转基因技术则不然，目标性强，可以实现跨物种之间的特定基因转移，方便简捷。

　　比如目前中国已经问世的抗鳞翅目害虫的水稻。以前水稻是不具有抗鳞翅目害虫的特性，但通过转基因技术，跨物种吸收了有效的基因片段。

　　新京报：我们是否需要转基因粮食?

　　朱祯：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世界粮食产量逐年提高，但世界的粮食种植面积是恒定的，甚至还有缩减。那么，只有提高单产，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人口吃饭需求。转基因技术的发明，为人类改良农作物品种，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途径。

　　目前，在国外，大豆、油菜、玉米，都广泛使用了转基因技术，转基因大豆，占世界大豆种植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而在中国，近年来粮食总产与耕地变化基本一致，表明粮食单产的提高并不明显。除了转基因棉花，中国转基因农作物的推广非常缓慢，绝大部分使用传统耕种技术。

　　随着人口持续增长，如果再不发展转基因技术，中国的粮食安全将遭到威胁。

　　以个案否定技术不是科学态度

　　新京报：转基因粮食是否有风险?风险是否可控?

　　朱祯：任何事情都有好和坏，对于科学界来说，风险是个几率问题。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评估一种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要看具体情况，转到受体物种上的基因是什么基因，对受体物种有什么影响。

　　如果转的基因是毒素基因，那受体物种当然对人类有危害；但如果转的基因是降解植物本身含有的毒素，那么这个转基因食品是不是在降低对人类的风险呢？难道天天吃打农药的食物，比吃具有抗虫基因的食物更安全吗?

　　新京报：除了风险，转基因粮食的争议还有哪些?

　　朱祯：主流科学家对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食品是认可的。少数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也不是安全性的争议，而是一些哲学理念和其他方面的讨论。

　　新京报：但目前在媒体上和公众中，对转基因食品，特别是转基因粮食的争议非常激烈。

　　朱祯：在社会上，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源于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不了解。

　　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转基因技术具有很强的特定性。再举抗鳞翅目害虫水稻的例子，转基因技术只让水稻具备了抗鳞翅目害虫的基因。

　　可以看出，基因的特异性非常强，不仅细化到目，甚至有些细化到“种”。

　　现在有些人，用对个案的评价推广到对整个技术的否定，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中国对转基因作物审查近乎苛刻

　　新京报：转基因粮食和转基因食品从实验到生产，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审查程序?

　　朱祯：任何一种转基因作物从研究立项到大面积推广，都要经过4个阶段的评估和审批。

　　转基因作物培育出来之后，要依次经过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等三个阶段的监测、评估。每个阶段都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由专门人员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监测、评估的内容包括作物本身的性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

　　这三个阶段完成之后，还要把结果送交农业部审批，由农业部组织各方专家进行综合评估，取得商业化许可证后，方可进行大面积推广。到现在为止，中国尚未有大作物转基因品种获得商业化许可。

　　对于转基因食品，更是要由国家相关权威部门进行全方位检测：食品成分、食品毒性、致突变效应、过敏反应等。对转基因食品检测的全面、严格程度，超过了任何食品。

　　政府不能坐等公众疑虑发酵

　　新京报：很多人说国内商家在隐瞒转基因食品的事实，比如对产品中含有转基因原料故意标志得很小。这种隐瞒，恰恰印证了转基因食品有危害。

　　朱祯：中国要求转基因食品强制标志。至于标志的大小是否明显，要靠流通环节对国家相关法规的落实。

　　另外，对转基因食品的标志，并不是安全性标志，仅仅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从我个人观点来看，标识转基因食品，对消费者、对商家都是有利的。我们未来会使用转基因技术，生产出特殊功能的食品，比如富含维生素A的大米，还会为糖尿病人、心血管病人等特殊人群开发出食品，标识转基因成分及其特殊功效，将便于消费者按需选择。

　　新京报：中国对转基因粮食的态度非常谨慎，如何看待这种谨慎?

　　朱祯：按照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公众普遍对转基因食品不了解，还有诸多疑虑的现实情况下，政府的谨慎态度也是适当的。

　　与人类种植、培育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作物相比，转基因作物的出现只有20多年的时间。对于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社会上存在一些疑虑，完全可以理解。当有一天，公众、消费者认识到转基因食品能够为他们带来巨大福利时，局面就会改变。

　　新京报：要消解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疑虑，你认为科学家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

　　朱桢：科学家虽然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很专业，但在与公众的沟通上，还很不专业。因此，要避免公众对科学概念的误读，对新技术和新生事物的疑虑，建议政府尽快建立一支既掌握科学知识，又掌握传播技能的专业科普工作者队伍。

　　以转基因食品为例，当公众和媒体误读一些消息，产生质疑时，政府应该尽快组织科普，列举科学事实，消除公众的疑虑，而不是等待这些疑虑发酵。

　　新京报：以“黄金大米”事件为例，信息不透明让问题更加复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朱祯：首先要说清楚两件事，一是这个科学研究的目标是否正确，二是这个科学研究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则。不能因为程序不对否定整个科学研究的方向，更不能因为研究的目标正确，就可以违规操作。

　　这次“黄金大米”事件，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一些当事方在媒体面前所说的内容，前后不一致，造成民众的质疑和反感。但无论如何，科学家要堂堂正正地做研究，不能因为公众不理解，或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对整个研究遮遮掩掩。

　　古今内外，对于一项研究，或一个新生事物，科学界和民众之间，都有一个过程。我希望科学家和管理部门都能积极对待这个过程，而不是消极回避。特别是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公众对知情权和表达自己意见的需求尤为强烈，如果管理部门和科学家采取回避态度，对以后研究成果的推广，还会造成更大阻力。

　　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和推广，今后也许还会遇到此类事件，我希望出现问题后，科研工作者能够及时站出来，向公众阐明研究的背景、意义、内容和目标;而政府管理部门，应及时公示该项研究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则，及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另外，也希望民众在遇到困提和困惑时，能够耐心听一听科学家的声音。当然，这个的前提是，科学工作者在面对媒体时，说话要负起责任，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阐述清楚透彻，对自己不熟悉的科学领域，不能随便发表言论。 新京报记者 魏铭言

　　■ 访谈嘉宾

　　朱祯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863”农业高新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生物技术、植物基因组学、转基因农作物育种及其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