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钱学森之问’不能急”
记者：您的观点确实引发了争议，就是您曾经说清华本科生比哈佛本科生好，后来您解释说是着眼点不同，是平均学生和特殊学生之分。但现在无论是清华还是北大，以及其他众多中国的一流大学，都在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而苦恼而努力，我想您知道“钱学森之问”，破解“钱学森之问”您有没有好办法？
杨振宁：确实不错，美国创新的本领特别大。可是这并不代表哈佛的教育体制比清华的教育体制来得好。假如我现在有一个孩子要念本科，你问我他是在清华念好，还是在哈佛念好，我的回答非常清楚：在清华念本科比在哈佛念本科好。可是如果他是要念研究院的话，那么他在哈佛比在清华好。为什么呢？因为哈佛最前沿的研究工作要比清华领先。
我认为是这样：一个八九十分以下的孩子，在中国受教育要比在哈佛受教育来得好，他可以有更扎实的知识，他可以有更稳扎稳打的学习态度；一个九十几分以上的学生，到哈佛去念研究院要比在中国来得好，因为哈佛的前沿研究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记者：这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那些九十多分的精英人才培养好？
杨振宁：要把我国最高的研究水准提上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现在国内太着急了点。我想再举个例子。高研院这两天来了很多人，有十几个是现在在某个领域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在美国都是佼佼者。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多招回来几个，我们前沿研究就进一步了。这样进一两步之后，我们就达到世界的前沿了。换一句话说，为什么还没有达到研究的前沿？因为中国拥有的达到世界前沿水准的学者还不够多。
学问是要有传统的，这个传统是要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所以你刚才讲“钱学森之问”，我觉得他问得好，我的回答就是不能着急，学术的前沿、第一流学术的发展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成功的，在外国是200年，至少是100年累积起来的。中国要想在一二十年内就赶上去，你着急也没用，所以就是要慢慢来。
“科学研究不像奥运会”
记者：最近十几天，中国在科技领域又创造了两个纪录，“神九”升天，“蛟龙”入海。记得您在1999年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土地上发展出得诺贝尔奖的工作，应该是20年之内的事”，现在已经过了13年，您还坚持这样的信念吗？
杨振宁：我还坚持。不过你现在只给我7年来兑现，我不敢讲一定能成功，你要说17年之内，那我相信一定会成功。当然，十几年前我讲20年，这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大概的时间。
讲起这个事情，我还可以从另外一个立场来谈，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十几年，就已经派人出去了，当然数目没有现在多，可是当时也有很大的争议，说我们这些最精英的人都派出去了，这不是人才外流吗？现在看，这些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你看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多数都是那个时期派出去的，他们对中国今天的教育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他们学到的知识不能和一个年轻人比。因为你想接触到近代的科技前沿，得二十几岁出去，就好像一个40岁的人要和一个20岁的人跑百米，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从现在看，当年派出去的人是发生了作用，可是他们没能在科技前沿走上很高的位置。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十几年出去的年轻人都是跟美国的学生同一个年纪的，跟美国的同龄人在科技前沿竞争，他们就很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急，可以说头15年是为了下个15年做准备，从这个角度来说，底下的15年是收割的时候了。
记者：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谈创新，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但不得不说，急功近利、浮躁之风仍然盛行，您说过“做科学研究要成功，有三个必要条件：眼光、坚持、动力”，现在中国的科研体制，哪些有助于成功，哪些会阻碍创新，阻碍成功？
杨振宁：科研体制是有很多问题。这个我想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可是我要讲的是照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中国的前沿科技的研究能力是在稳步成长的。像我刚才说的，我认为17年之内肯定是能有最好的成绩的，比如说现在的“千人计划”，这些都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记者：您认为在环境和制度方面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善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
杨振宁：中国尖端科技的发展，一个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质跟量的把关不够。现在比较普遍的现象是，拿了很多科研经费，招了很多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对量比较重视，对质不重视。这样会后患无穷。因为人太多了，变得很臃肿。有一年我到新加坡去，看见他们的教育部长，他问我，杨教授，你在中国好几年了，你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重要的机构人太多。
不过我还是想说，我回到国内15年，清华的变化非常之大，当然这个变化最重要的是因为大环境变了，15年前的中国跟现在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从教育科技人员讲起来，清华北大等中国好的大学都是有重大贡献的。比如神舟九号飞天，不知道有多少是从清华毕业出去的。在前沿科学研究方面，也跟15年前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就是不能着急，前沿科学研究的道路不像奥运会。有人说你们科学方面国家给了那么多的钱，到现在都没拿到一块“金牌”？这个回答很简单，科技发展比较复杂，不能一蹴而就。不过正如我讲的，我认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好的环境促使中国一流科学家脱颖而出，比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施一公教授，他的工作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所以我相信我的乐观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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