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Cyranoski认为“很难指责事件中的任何一个人”，困难在于并无合理的公共制度解决问题。
如果说在这一起事件中，方舟子的越界并不明显的话，那么在“孙海峰事件”中，“离人群最远”的另一个方舟子则完全放纵了自己和粉丝们的攻击。
2011年4月，孙海峰发微博称“我下载几篇相关论文验证过，（方舟子之妻刘菊花论文）确有大量抄袭”。随后方舟子开始在网络上征集孙海峰的论文，宣布要打他的假，5月，方舟子宣布：深圳大学传播系副主任孙海峰2007年发表的论文《略论传统美学中的“自然”观念》与某学院方波、季红丽老师2004年发表的《由“自然”之道和“虚静”说看〈文心雕龙〉中的道家存在》论文大量雷同。
事实却是方波、季红丽参考网络资料时没有注明，事后当事人在与孙海峰的电话中已经表示了歉意。
类似这样的事件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公众基于信任把打假的公共权力让渡给方舟子，方舟子怎么能够用它去“镇压”反对者？他怎么可以先宣布要打某个人的假，然后再去找材料？他又怎么能像十几年前在ACT上掐架那样对可能出错的事实视而不见？
封闭与分裂――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
方玄昌在2004年报道揭露王振国时与方舟子结识，后来两人还共同经历了肖传国的袭击。作为一个资深的科学报道编辑，他认为方舟子在十几年间参与调查而揭露的案例，尚无明显的错案。
相反，他对方舟子面临的很多指责感到不解：“方舟子健康的性格，显然与其在美国的求学经历、接受科学训练的过程有关。可惜，在中国这片极不健康的土壤、一个病态社会中，一个具有真正健康性格及心智的人，反而会被一些人看成是病人。方舟子如同一个身处精神病院的健康人。”
按照方舟子身边朋友的说法，生活中方舟子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方玄昌说：“他生活简朴，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写作和看书上，平时花费很少，他也极不看重钱财。在我们受袭击之后，有一个南方来的支持者要捐助给他个人一百万，他当场拒绝。”另一位在场的见证者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这样的细节。
但是，很明显的，人们如果希望“打假”的讨论有意义，应该把它视为一个公共功能的话题，而不仅仅是个人道德的评判。不论方舟子的攻击者还是支持者都经常把二者混同。
罗永浩曾经是方忠实的支持者，几年前他还曾在报纸上公开支持过方舟子，两人惺惺相惜，一个称对方是“科学斗士”，另一个则恭维对方是“维权斗士”。但是在2012年的对掐中，罗永浩提出了一项严厉的指控：“由这样一个有人格缺陷的人负责打假，实际上是极为危险的。人们却以‘中国需要方舟子’为由来原谅他。”
在曾经的粉丝北京厨子看来，方舟子好斗的性格已经把公众让渡的打假权力引向歧途，他有一个过于严厉的指控：“他亲自葬送了这份迄今为止只有他一个人从事的行业。这个世界上，不可以被收买的人少了一个，多了一个随时可能出手的无赖。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笑话。”
在深圳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一位姓孙的网友，他在新浪微博上的名字叫“批判性思维启蒙”，他曾经给方舟子的基金捐过款，很长时间里他都是方舟子的铁杆支持者，但是如今方舟子在微博上展现的打假方式令他心生反感。
“如果打的假都是错的，人家并不会相信他的判断，如果有的对有的错，结果恰恰更加可怕。”孙先生说。
“可是很多人会有跟我一样的困惑：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些偏执的事不一样是很有价值吗？”南方周末记者问。
“我们现在讨论的恰恰首先是他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故意构陷侮辱抹黑他人、煽动仇恨的人，不配打假的自我标榜。”
黄章晋是罗永浩和方舟子共同的朋友，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永浩砸冰箱和方舟子打假，都是因为公共机构失效，人们投诉无门，只能自己挽起袖子来干。不同的仅仅是你有可能从理论到实践说服罗永浩，而在方舟子那里，如果你想维持朋友关系，最好是闭嘴。
基甸是ACT时代的老网友，跟方舟子在宗教问题上有过争论。2010年他在新浪开了微博，看见方舟子打假唐骏、禹晋永、李一，经常说一些赞赏的话。后来方舟子在微博上发了一些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帖子，基甸又一次表示了反对，再后来他想留评论的时候，发现已经被拉黑了。
“苦笑之余，我也试图理解他――想在他的地盘上留评论的人太多了，可以想象有很多可能是谩骂攻击、胡搅蛮缠的，他一定不胜其烦。我虽然不骂人、不纠缠，但理解他不愿意对话的心理。”
“他经历过的攻击不是你我可以想像的，把自己封闭起来，这也是一种心理保护。”黄章晋说。
南方周末记者试图通过方舟子的朋友表达采访的意愿，方舟子的回应是：他们怎么写我已经无所谓了。发稿前南方周末记者又通过邮件、微博联系他，最终没有任何回应。
“如果你聊的人足够多，你会看到对方舟子持两种对立看法的人都有，到最后，对立的两面很可能是贴合的。”作家李海鹏有一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也曾在微博上评论方舟子：“遇事该骂还骂他，不过等他死了，我要去他的葬礼送束花，表示敬意。”
5月份的一天，南方周末记者在深圳大学采访孙海峰。当他讨论起和方舟子一年来的缠斗，就像是在讨论某一种不幸罹患的疾病。
在微博上，孙海峰决定用方舟子的方法对方舟子发起反击。他给方舟子取了外号，经常在语言上羞辱对方，最近几天又在展示如何通过控制来歪曲信息。
“为什么有话不能好好说呢？”那次南方周末记者问他。
“扫厕所难免一身臭。”孙海峰答。
1990年的时候，美国律师戈德温对公共讨论中盛行的给对手扣“纳粹”帽子厌烦透顶，他提出了一项法则：当一场对立的公共讨论不断延展时，参与者一定会把对方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
他觉得纳粹类的戾气已经形成了公共讨论文化的某种基因，他希望讨论的参与者能用力地想想自己是不是一个愚蠢而具侮辱性的弥因（meme）的带菌传递者。
互联网学者胡泳自年初“方韩之争”起就持续地关注网络上的辩论，他在一篇文章中向读者们介绍了“戈德温法则”，并类比地提出了在中国的“文革法则”。
如今论坛上、微博上“挺方”和“反方”的攻讦已经触目惊心，从言语上的羞辱，“文革”手法的互相指摘，已经逐渐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约架和人身威胁，没有什么比这样的互联网更令人心寒。
一位拒绝接受正式采访的人士开玩笑地说：“现在你想打听人们对方舟子的看法，比在宴会上打听纽约人的政治立场还要难。在立场已经站好的人群里，这样的讨论通常不是弥合，而是分裂。”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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