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艾滋病：从国外到国内
2005年，哥伦比亚特区迎来了一个转折点，政府聘请了前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Marsha Martin，他曾出访世界各国，研究它们的防治知识。而后，特区又请来曾经在非洲磨练过的艾滋病专家。现在，哥伦比亚特区的防治工作由George Pappas来领导。
“PEPFAR计划给非洲和亚洲的国家来了科学的解决方法，这些解决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数据之上。现在，你可以说我们是‘出口转内销’。”Martin说。“我们到外面转了个圈，现在回来解决国内问题。”
或许，对华盛顿的艾滋病抗击影响最大的是Martin的继任者Shannon Hader，她曾出任美国疾控中心的津巴布韦项目主管，以及PEPFAR计划的高级科学顾问，后来她成为哥伦比亚特区艾滋病管理处主管。
“在国外亲眼目睹了这么多巨大的转变和成功案例之后，回来却没有看到国内取得多大的进步。这非常烦人。”Hader说。“我们需要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现在的情况不妙。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是时候向前一步走了。”
Martin 和Hader的主要合作伙伴是Alan Greenberg，他是Hader疾控中心的同事，现在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流行病与生物统计学教授。2007年下半年，哥伦比亚特区的艾滋病管理处发布一份报告，对本地艾滋病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数据。这是五年来第一次发布这样的报告。
这些新揭露的数据显示，受艾滋病问题困扰的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依照这些信息，Hader告知相关组织部门需要改变策略。她希望他们可以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整个东南区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而不仅仅是国会山南面的安那卡斯迪亚河地区。她同时要求他们在国会山附近的社区开展更加积极的外展工作。
这些治理理念，很多都是受到非洲经验的启发，开始在哥伦比亚特区仓促的开展贯彻起来。这些组织决定与诊所和医疗服务中心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保证任何人一旦被检测出HIV显阳性，即可马上接受治疗。同时，他们与宗教领袖合作，让宗教领袖在布道传教时，增加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堂和教会甚至开设“检测日”，方便教区的信众――或是社区里的任何人――前来参加HIV检测，以了解自己的状况。
他们也与八个医院中的六个订立了新协议，根据协议，医院将会默认自动为所有病人提供HIV检测，除非病人拒绝参与。各类组织开始培训更多的外展工作人员，然后把他们派遣到行人密集的地方去，譬如地铁站外。而最近，他们开始在车辆管理局的地盘常驻，向行人派发杂货店的礼品卡，以鼓励行人参加HIV检测。
2006年，哥伦比亚特区共有42000人参加HIV检测。
2010年，110000人参加了检测，足足增长了261%。
其它令人振奋的迹象是：整个特区2010年新增HIV感染人口降至的825人，而此前一年增长了861人，同比减少了4%；2009年仅有75%的艾滋病病人接受治疗，而2010年增长至84%；与此同时，在这些接受治疗的病人当中，无法检测病毒载量的病人增加了三分之一――大大减少了向其它人转播病毒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哥伦比亚特区在抗击艾滋病问题上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能充分肯定局势被扭转之前，政府希望看到好转的迹象持续下去。“如果要肯定HIV感染率已经大大下降，我们还需要看未来几年的统计数据。”Greenberg称。
前进的绊脚石
今天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许多初级保健医生拒绝为病人定期检测HIV，另外两家医院也没有提供日常的HIV检测。据估算，哥伦比亚特区大约有20%的艾滋病病人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年轻的男同性恋者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感染率一直居高不下。同时，特区仍然需要阻止更多的人中断治疗。
“在让病人接受治疗方面，我们的确做得很好。”特区现任的艾滋病管理处主管Pappas说。“但他们不会长期接受治疗，而是常常中途而废。而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停止服药。”
而这些理由正反应了艾滋病抗击工作的难度之大。被检测出HIV呈阳性的人当中，一些人无家可归居无定所，一些是酗酒者和瘾君子。但也有它原因，比如病人害怕自己的艾滋病问题被身边的人发现。
打破禁忌
D.D. Rogers是一位56岁的奶奶，她的HIV测试呈阳性。她以前常住在安那卡斯迪亚的马克斯・罗宾逊中心的马路对面，因为方便治疗。
尽管住的地方离马克斯・罗宾逊中心很近，但Rogers每次都会先绕一大圈，步行经过马丁・路德・金大道的那些老旧的砖式建筑，然后才从中心的后门进去。因为她不想让人看到。
“我还记得人们在窃窃私语，”Rogers回忆起那些对话。“一些女士说，‘啊，她得了那个病’，这些话深深地伤害了我。”
但最终，她还是鼓起勇气直奔主题，直接横穿到马路的对面。2010年，Rogers从这个诊所的前门走了进去，并询问那里的主管Siham Mahgoub，她是否可以成为一名志愿者。
这座建筑在这一带小有名气。在1960-1970年代，这个中心是一个殡仪馆，附近社区的人们常常在这里祭祀逝去的亲人朋友。1993年，人们开始更关心生存，而不是死亡，这座位于马丁・路德・金大道的建筑被更名为Max Robinson Center――以一位死于艾滋病并发症的新闻记者的名字命名。
和外面街道的感觉不一样的是，这个中心的里面令人感觉温馨。Rogers和其它经常来诊的病人在候诊室里握手和拥抱着，互相寒暄。而楼上更大一间房里，是一群更虚弱的病人。
Rogers长期在这里志愿工作，去年转职成为正式员工。她被Positive Pathways组织雇佣，为病人提供一对一的服务，以解决特区病人治疗配合度低下的问题。
“她从这所诊所得到了鼓励，”Mahgoub博士说。“她已经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在提及以前的种种担忧时，她说，作为一个社区卫生工作者，正是以前的种种顾忌，令她能设身处地地为病人考虑问题，与他们走得更近。
“一位女士，因为过于害怕而不敢前来参加治疗和会诊，因为她以前常常在这一带骗人和贩毒，”Rogers说。“但我用折中的办法帮助她，我们另选治疗场所。”
她经常和忧心忡忡的客户在快餐店里见面，喝喝咖啡和果汁，而不是在诊所里见面。她说。或有时她也会角色扮演，她假装成病人，而病人却假装成陪同她前来治疗的朋友。她对这些毫不不在乎，她真正在乎的是她的客户能一直参与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
“我告诉他们，‘我是过来人，曾经和你们一样，’”Rogers曾经长期对霹雳可卡因上瘾成性。“但你不能因为仅仅有了这个病而放弃生活。”
最近在Robinson中心地下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中， Rogers和同事们开怀朗笑。他们说，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打开心扉畅谈自己的状况，心中的禁忌就会被打破，对艾滋病的误解也会随之消失。
但实质上，有些工作者自己也没有办法打破这些忌讳。当被问到是否会公开自己的HIV阳性的状况时，Rogers的一位同事摇着头说“不”。她说，她害怕会连累到在附近的一所私人学校上学的孙子，他可能会受到同学的排挤。
特区艾滋病管理中心的主管Pappas说，忌讳问题在哥伦比亚特区比在非洲地区更严重。“没有人会谈论起艾滋病――我们仅能在教堂教会让人打破禁忌，而几年前非洲已经实现了。”
他说，哥伦比亚特区在许多方面仍然要学习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的成功经验，无论是以教堂为渠道，还是以上门检测的方式。但他同时指出，七月份前来华盛顿出席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专家们将会看到一个积极抗击艾滋病的城市，几年来，华盛顿已经取得不小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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