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王竹溪两位师长引领进入研究领域
与同学讨论是深入学习的极好机会。多半同学都认为，从讨论得到的比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还要多，因为与同学辩论可以不断追问，深度不一样
大学四年级需要写学士论文，我去找吴大猷先生（编者注：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2000年去世），他给我的研究题目是“对称”，在物理学中用准确的数学语言表述就叫“群论”。“群论”在20世纪被用到物理学，成为显学。
吴大猷把我引到对称与群论领域。我学到群论的美妙和在物理中的深入应用，对后来工作有决定性影响，对称理论是我一生的主要研究领域，占我研究工作的三分之二。
1942年我取得学士学位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硕士，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编者注：物理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83年去世）。王先生的专长是统计力学，属于物理学一支。统计力学是我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占我一生工作的三分之一。
我在研究院的同班同学有黄昆（编者注：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2005年去世）和张守廉（编者注：著名电机工程专家，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电机系主任）。我在黄昆70岁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描述当时我们无休止的辩论物理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从喝茶开始辩论，到晚上回到学校，关灯上床，辩论仍没有停止。现在已经记不清争论的确切细节，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三人（编者注：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蜡烛，翻看海森堡的《量子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辩论。
根据我读书和教书得到的经验，与同学讨论是深入学习的极好机会。多半同学都认为，从讨论得到的比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还要多，因为与同学辩论可以不断追问，深度不一样。
求学美国奔着敬重的诺奖得主费米选择芝加哥大学
一个社会要想科学非常成功，是不是必须制造一种风气，使年轻科学家都很冲，朝中国儒家君子相反的方向走？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值得大家注意
1944年我研究生毕业，教了一年中学。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印度到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当时中国与美国之间不但没有航班，也没有轮船。美国当时在亚洲有几百万士兵，所以美国就造了一些5000吨左右的船，从印度把兵运回美国，每个船中有一二百个舱位留给非美国军人。我们20几个公费留美学生在印度等了两个月，经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最后到达美国纽约。到纽约后我请求进入芝加哥大学。
我在西南联大学的物理学已经相当高深，那时我最佩服3个20世纪重要的物理学家，一个是爱因斯坦（Einstein）；一个是狄拉克（Dirac），英国物理学家；第三个是恩芮科・费米（Enrica Fermi），意大利出身，37岁时就获得诺贝尔奖。
费米在芝加哥主持建立世界第一个原子反应堆，他是第一流的实验物理学家，也是第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事实上，物理学家在19世纪以前是理论与实验都要做的，牛顿既研究理论又做实验，可到20世纪，理论与实验变得更复杂，很少有人能够两方面兼做。20世纪能够在两方面都做出第一流工作的物理学家就是费米。
去美国的路上，我就想好跟着费米做博士论文，而且要做实验论文。我在西南联大物理学理论学得很好，实验却根本没有经验，而物理学最后是要基于实验的，所以想跟费米做实验方面的博士论文。
1946年初我到芝加哥大学，开学后就上了费米的课，很快熟起来。我提出跟着他做实验论文，他研究了一下说不行，因为他的实验不在芝加哥大学，而是在40公里以外的一个实验室，当时是保密的，所以我就没做他的研究生。
2001年是费米诞辰一百年，我在庆祝会中做演讲。我说，费米是20世纪所有伟大的物理学家中最受尊重和崇拜的人之一，他之所以受到尊敬和崇拜，是因为他在理论物理和实验物理两方面的贡献，是因为他领导下的工作为人类发现了强大的新能源，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个性。他永远可靠和可信，永远脚踏实地，他的能力极强，却不滥用，也不哗众取宠，也不小瞧别人，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
一般来讲，美国重要的科学家比较冲，同时，美国科学又是非常成功的。所以，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一个社会要想科学非常成功，是不是必须制造一种风气，使年轻科学家都很冲，朝中国儒家君子相反的方向走？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值得大家注意。
感受中西教学方法差异
中国教育哲学讲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的，不知道的，都要想清楚，这才是真正的学习。这种教育哲学，有很大好处，也有很大坏处
在物理学习方法上，芝加哥大学与国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国内是推演法，在书上学到一个理论，按定律推演到现象。芝加哥大学正好相反，不是从理论而是从新的现象开始，老师和同学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这些新现象，能不能归纳成一些理论。如果归纳出来的理论与既有理论吻合，那很好，就写一篇文章；如果与既有理论不符合，那更好，因为那就代表既有理论可能不对，需要修改。
整个气氛与国内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中国使用推演法，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根基；到美国，学会多注意新现象，由新现象归纳出理论。
中国教育哲学讲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就是说你得知道自己所知道的，与不知道的东西分清楚，不能够乱七八糟。有些东西你是知道的，有些东西你不知道，都要想得清清楚楚，这个才是真正的学习。这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很重要，有很大好处。
可是这种教育哲学也有很大坏处，事实上有许多知识不是这样学来的，比如一个小孩学讲话，并不是按部就班，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学会，他在一个不太清楚的时候，就弄出来。关于这一点，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渗透性学法，渗透性学法是中国传统不喜欢的。
事实上，很多东西第一次听不懂，第二次再听，还是不懂，可是就比第一次多懂了一点，等听到很多次以后，就忽然一下子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与西方教育哲学一个很大区别。我上学时就觉得西方学生没有把东西想清楚的习惯，可这并不阻止他们做出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是非常聪明的年轻人，用渗透方法吸取知识的能力很强。
芝加哥大学当时是非常成功的，研究气氛浓厚，有很多讨论会，多注重新现象，新方法，少注重书本上的知识。1948-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有4位获得诺贝尔奖，这与当时浓厚的学习气氛密切相关。
1971年我到中国参观访问，中国大学的课程是非常之深，有所谓“四大力学”（编者注：传统的《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统计物理》组成），每一名物理系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学这四门理论课。四大力学当然重要，没人能否认它们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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