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事顾问”风波
1993年是高锟校长任内最纷扰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纠结在一起。在这年，高校长放弃了一年前亲口对我们说过的政治中立，接受北京委任为港事顾问，结果引发轩然大波。
让我先说点背景。1992年7月，彭定康成为香港最后一任殖民地总督。他上任不久，即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会民选议席。这个方案遭到北京强烈反对，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甚至斥责彭定康为“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于是决定另起炉灶，积极吸纳香港不同界别精英，邀请他们出任港事顾问。
1993年3月27日中国政府公布第二批“港顾”名单，高锟校长赫然在名单之上。中大学生会在29日发出声明，指高锟身为校长，代表中大，不宜担任此职，并要求高校长公开交代事件。高校长当晚回应说，他是以个人身份接受此职，不会对中大有任何影响。事情发展得很快，当天在范克廉楼已出现大字报潮，傍晚电视新闻也以头条报道此事。在委任名单中，其实也有别的大学的校长，例如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但因为只有中大有反对声音，所以成为全城焦点。
3月30日中午，学生会在烽火台举办论坛，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长没有出现，但发了一信给学生会，称他会利用“港顾”一职，就“学术自由及促进本港与国际学术界联系”向北京反映意见。论坛结束后，五十多位同学打着横幅，游行到中环恒生银行总行，要求正在那里参加中大校董会会议的高校长回校公开解释。傍晚6时许，高校长答应出席第二天的论坛。我们当晚在学生会开会到夜深，并为第二天的论坛作准备。
3月31日上午11时，高校长步出行政楼，来到数步之遥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师生及全香港所有媒体。高校长那天穿深色西装，精神看来不错。烽火台放了一张长桌，高校长坐一端，中间是学生主持，另一端是学生会会长。高校长背对着的，是朱铭先生著名的太极系列雕塑“仲门”，门后面是大学图书馆；正对着的，是密密麻麻的师生，师生后面是百万大道，大道尽头是俗称“饭煲底”的科学馆，上有“博文约礼”校徽。
论坛气氛热烈，学生排着长队等着发问，用的是标准中大模式：发问者先自报姓名及所属书院学系年级，然后提出问题，高校长回应，发问者接着可追问或评论，高校长再回应，然后下一位接上。争论的焦点，是港事顾问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长应否接受这样的委任。高校长不善言辞，对着群情汹涌的学生，一点也不易应付。但据我观察，高校长不是太紧张，即使面对发问者的冷嘲热讽，他也不以为忤，有时甚至忍不住和学生一起笑起来。
高校长当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对政治没兴趣，只是如果拒绝接受委任，会引起“猜疑”，接受委任“利多于弊”。他说：“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对香港的将来做一些事情，这是不错的。香港的将来是大家的将来，可能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中大学生》，第88期，1993年4月）
论坛快要结束时，学生会会长将一个纸制传声筒递给校长，讽刺他成为传声工具。高校长接过传声筒一刻，摄影记者蜂拥而上。这张照片在香港报纸刊登后，不少人大骂中大学生是“文革”小将，想威逼校长戴高帽游街示众。我们哭笑不得，因为真是做梦也想不到，传声筒会变成批斗高帽。
4月1日高校长和其他港事顾问上北京接受委任，学生会再次带着标语到机场示威。高校长回来后，接受我们访问。被问及如何看待学生抗议时，他说学生会对他没有作出任何人身攻击，而且“在香港，学生完全有权和有自由这样做”。（《中大学生》，第88期，1993年4月）。
尽管是这样，学生之间很快出现分歧，不同立场的大字报贴满范克廉楼，引来大批同学围观回应。学生报当时做了个民意调查，访问七百多位学生，发觉支持和反对高校长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港顾”一役后，高校长如常接受我们访问，每年会亲自写一封信感谢我们的工作，还从他的私人账户拿出两万元资助学生会有经济需要的同学──虽然我们不怎么领他的情。高校长也重视我们的言论。学校公关部职员曾私下告诉过我，每月学生报出版后，如有对大学的投诉，高校长都会叫职员影印一份，寄给相关部门跟进。我当时的感觉，也是许多校园问题报道后，负责部门很快就会回应。我们那时一个月出版一期报纸，每期有好几十版，印5000份，放在校园免费任取，通常几天内就会派光。那时做学生报很辛苦，白天要采访，晚上要开会写稿排版校对，没有半分酬劳，但我们却觉得值得和有满足感，因为相信可以为校园带来一点改变，并令同学多些关心身外事。
现在回头来看，“港顾”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义，是起了一个示范，就是校长有责任就大学重要事务出来和同学公开对话。之前或许也试过，但论规模论影响，这次千人论坛肯定是历史性的。从此之后，类似的校政讨论逐渐成了传统。我记得1995年高校长宣布退休后，学生会曾在烽火台办了另一次论坛，要求学生有权参与遴选新校长。那次论坛由我主持，高校长不仅自己出席，还带了好几位学校高层来一起讨论。这样的对话，不一定有实时成果，但对建立一个问责透明、重视师生共治的校园文化，却有积极作用。
“开放日”事件
1993年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开放日事件。所谓开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开放校园给公众参观，让公众对中大有更多认识。1993年的开放日，恰逢中大建校30年，所以办得特别隆重。没料到的是，这个开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长成为全香港的焦点。
开幕礼当天早上，百万大道会场坐满了嘉宾，高锟校长被邀到台上致辞。正当他要发言时，突然有十多位学生从两边冲出来，手持标语，高叫反对开放日口号，会场霎时乱成一团。高校长一个人在台上，手里拿着讲稿，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能呆呆站着苦笑。与此同时，有学生抢了台上的麦克风，还有两位爬到典礼正前方的“饭煲底”顶层，用一条长布横额将中大校徽遮起来，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台下观众及负责筹办开放日的同学，最初不知所措，接着则对抗议学生不满，开始起哄，场面混乱。事件扰攘十多分钟后，示威同学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长才有机会将开幕词匆匆讲完，但整个开放日的气氛已全变了调。
典礼结束后，高校长打算离开，大批记者立刻上前将他团团围着。我作为学生报记者，夹在人堆中，高声问了一句：“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校长边走边答，语气平静。我当时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钟前，高校长刚经历了人生最难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长，光纤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学生最不客气的抗议和羞辱。这次和“港顾”事件不同，学生不是要和校长对话，而是要公开揭露大学之丑相，让外界知道中大30年没什么值得庆祝，借此激起更多对大学教育的反思。所以，我和其他在场记者一样，以为校长一定会大发雷霆，狠狠训斥学生一顿。但他没有那样做，而且清楚表达了他的态度。那一幕，留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后来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设身处地，会不会像他那样反应？坦白说，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绝大部分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报纸，不用说，铺天盖地是这宗新闻，并且一面倒地批评学生。在校内，事件也引起极大争论。那一期学生报社论，叫“不是社论”，因为我们内部彻底分裂，无法对事件有共识。不久我听说，学校管理层对此十分震怒，认为绝对不能纵容学生。我又听说，大学收到不少校友来信来电，强烈要求惩戒学生。但过了两个月，什么也没发生。到底大学内部有何讨论，我全不知情。直到前两年，我从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来当年大学曾为此特别开会，会中只有三人不主张处分学生。三人之中，有高锟校长本人──是他硬生生将处分学生的建议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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