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因为有一颗年轻的心
记者：以您的经验，您认为，健康长寿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杨振宁：我刚才说过，人的年纪与身体的状况有关系，可是，也与精神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八十多岁了，但我身上有许多年轻人的精神，对很多事物都感兴趣。每天都在关注新的东西，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未知的事物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我喜欢听音乐、喜欢读书看评论，别人推荐了什么好书，我会读读看。翁帆也常给我推荐她喜欢的书。然后，我们交流看法。我还写作，还搞研究，大脑一直在锻炼，天天在做大脑保健操。关键是我的头脑还可以做。有些人，到90岁没法做了，糊涂了。我的头脑还非常清楚，而且，记忆力还很好。这里面有遗传因素，有天赋，还有方法，重要的问题，我会写下来，就记住了。
记者：您确实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您宣布3天后要去贺兰山，让全场人激动，您是怎样保持年轻心态的？
杨振宁：年轻时我常有梦想，一些梦想实现了，心里就高兴。去贺兰山，就是实现一个梦想。我跟翁帆说，请她跟我一起实现这个梦想，她很高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长寿之道，只喜欢坐着喝茶看书，还有就是生活比较有规律，吃饭也没有特别的讲究，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没有。我喜欢走路和旅行，年轻时，每到一个城市，我是以步行去认识这个城市的。记得在台北，我从火车站走到台湾大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很明白，虽然爱走路，年纪大了，要谨慎不要跌倒。翁帆总是扣紧手指跟我走路。她给我安全感。
人的健康，和精神和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生活富有情趣才有意思。我对雕塑很感兴趣。日本有个雕塑园，我去过两次。台湾有个雕塑家叫朱铭，在台北有个朱铭雕塑公园，我很喜欢看。每到一个地方旅行，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美术馆和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我们经常做个游戏：走进美术馆或博物馆，我跟翁帆两个人，先分开来看，然后转回来，说出你喜欢哪一个？再各自说出自己最得意、最满意的作品或展品，常常是趣味相投，十分默契。也有不一致的时候，说出自己的理由，就是一种艺术情趣和审美观念的交流，就互相加深了了解。
长寿目标108岁
记者：香港邵逸夫奖被誉为“东方诺贝尔奖”。您是邵逸夫奖的评审团主席，每年都在颁奖礼上与邵逸夫会面。您的长寿目标应该超过邵老吧？
杨振宁：去年10月，我们和他见过面。103岁，状态还是很好。在颁奖仪式上，他走30米长的路颁奖，之后，和我们一起吃两个钟头的饭，完全没有问题。每次他看到翁帆，总是很高兴地跟她拉拉手，用英文说我们每年见面一次！
去年，清华大学为我贺88岁寿诞。我说10年以后、20年以后还跟大家见面。冯友兰88岁那年写给同龄好友金岳霖两句话：“何止于米，相期以茶。”我念了这两句话表达心志，88岁，中国人称为“米寿”。 因为“米”字上下两个八字，中间一个十字，所以是八十八。“茶”字上面是二十八，下面是八十，两者相加，就是一百零八。
访谈之二：朱经武谈杨振宁 陈杨两家是世交
记者：您是著名物理学家，曾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又是陈省身的女婿，听说陈家与杨家是世交，是吗？
朱经武：今天参加活动的所有人中，杨先生认识陈璞的时间最久。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杨家和陈家都曾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住过，交往很多。上个世纪80年代，陈省身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陈杨两代的因缘》。一次，杨先生跟我开玩笑，说你什么时候写“朱杨两代的因缘”？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杨两代深厚的关系。
大家也许不知道，杨先生的父亲杨武之，是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回到国内后曾任清华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主任多年，他是陈璞父亲（陈省身）和母亲的媒人。经杨先生的父亲牵红线，我岳母和岳父才相识、相恋、相伴终生的。
杨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我岳父给他上课，有师生关系在里面。后来，我岳父一家到芝加哥，希望有人能照顾陈璞。杨先生也在美国，就照顾过陈璞。
记者：刚才，许多专家在发言中高度评价杨先生，以您的特殊身份，您怎么看？
朱经武：杨先生的的确确是不寻常的一位人物。有人说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有人说他是非常卓越的、有风格的物理学家……其实很多人奇怪，认为物理应该是跟人的品格、性格、气质，没关系的。杨先生却说做物理要做好，是要有品位和风格的。
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达到痴迷的程度。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把物理看成是跟爱情一样的东西。毕生追求，到现在还在研究非阿贝尔规范场的理论结构。1954年，他和已故的米尔斯提出这一理论时，争论极大。一些人认为它和物理世界无关。可是以后证明，这个从微分几何和纤维丛这样的抽象世界中抽提出来的数学，是以统一的方式描述作用力和基本粒子的关键。已经证明，规范场要比宇称不守恒的工作重要得多。
最富激情，乐于助人
记者：几位专家都谈到杨先生是个乐于帮助人、致力帮助中国科技发展的大师。您也谈了，请再说得具体些好吗？
朱经武：杨先生曾希望我跟他一起做理论。他说我是找学生的，不是学生来找我的。他很器重我。可是，我知道自己不是那个料，不敢做理论，就做自己能做的试验物理。做出来让他们去论证，难倒做理论物理的。这是玩笑。虽然我没跟着他做理论，他仍然非常热心地帮助我。
刚到休斯敦大学时，我很想把物理系弄好。其实，要把一个系弄好是很难的，要请有影响力的国际大师。其中，我就请了杨先生给作报告，他毫不推辞就来了，还给了我们很多建议。
2001年，香港来人找我，问我能不能当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我就给杨先生写了封信，还给其他朋友写信，说可以给我十个理由可以去的、十个理由不可以去的。到后来，杨先生给我来信，去的理由比不去的多。于是，我就上了“贼船”，去了香港科技大学当校长。当时就想成立高等研究院。我问杨先生，他说我想想看。我一看，完了。这是不同意呀。没想到，中午饭之后，他说，我愿意帮忙。他说了几个理由：第一个，在中国这个地方需要这样一个研究院；第二个，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希望他去做，但没有一个的条件比香港更好……我请他当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说没问题。这一下就来了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刚刚看到新的大学排名，香港科技大学是排在亚洲地区第一的。这个排名是没什么意思的。但是，排在前面的可以欣赏它，排在后面的无所谓。还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香港大学由于历史的原因，是没法超过的。学物理的人，是讲机遇率的，杨先生给了我机遇。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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