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美元的博士学位
比起埋头在实验室做学问而言，色彩斑斓的创业经历显然更合乎唐骏的胃口，但他内心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
当年，唐骏与其他99名中国留学生一样心气十足，他们一起在大连接受一年的封闭式日语培训，一起坐同一架飞机前往日本，都是冲着最终拿到博士学位去的。5年半之后，其他99个人都如愿以偿，只有自己因一时冲动而掉队，实在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想到这些，心情失落的唐骏觉得，不管怎样自己也要拿一个博士学位回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同学面前有面子，才能光宗耀祖。”
在与周围的美国朋友聊天时，唐骏得知美国有很多函授大学，“我就让当地人给我介绍，他们推荐了洛杉矶的西太平洋大学。”于是，唐骏写信让校方提供更详细的书面资料，西太平洋大学很快将学校介绍寄过来，“从校方资料来看，这所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正规，更重要的是该校还获加州政府的认可。”在美国，只有通过州政府的审批才能办学。唐骏喜出望外，这所函授大学正好满足他所有的需求，于是，在1993年，他申请了这所学校。
西太平洋大学要求攻读博士的学生必须修满15门课程，并且每个学期都要完成相应的学分。唐骏发现，他在名古屋大学所学的课程与西太平洋大学的大多数课程吻合，“我给他们一份报告，说这门课已经学过了，并把名古屋大学出具的学分证明交给西太平洋大学，他们看过之后告诉我，对应的课程不用修就过了。”
对唐骏来说，有在名古屋大学期间发表的十几篇论文做基础，完成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更容易了，“后来他们通知我博士论文通过了，我也拿到他们正式的博士文凭。”
因为绝大多数课程不需要修，唐骏完成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一共花费3000多美元。“它是根据课程的数量收钱的，我有很多课都不用修，一般人可能需要一两万。”唐骏在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在微软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微软没人知道他偷偷修了个博士学位的事。
“学历门”事件中，唐骏从西太平洋大学要了一份文件，证明该校当时是美国加州政府认可的大学，“这所学校含金量确实不高，但是不是野鸡大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力，至少我当时没有觉得它是野鸡大学。”唐骏说，是加州政府认可的就行了，自己又不想用它“招摇撞骗”，只是为了洗刷当年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耻辱，也是为了满足自己潜在的虚荣心。
第三章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生长在一个普通家庭的唐骏自幼家境贫寒，他有个年长3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他8岁的弟弟。一家5口人挤在江苏常州城区一个小弄堂的老屋子里，这间30多平方米的旧平房连厕所也没有。
唐骏的父亲在当地一家灯芯绒厂上班，科级干部，每月固定工资62块。母亲是印染厂普通工人，每月42块的工资。唐骏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样的工资父母领了十多年，从来没变过。没有其他收入支撑，抚养3个男孩子并不容易，唐家的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缺少零花钱的唐骏打小就变着法地“省钱”。唐骏坦承，他小时候经常逃公共汽车车票，“家里没钱，父母给你1毛钱看电影，如果逃3分钱的车票就能买根冰棍，当时就是这种简单的想法”。他说，除了逃车票，和伙伴们去临近的公园玩也都是翻围墙进去，从来没有买过门票，“我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1980年，高考失利的唐骏阴差阳错考上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此时一家人的日子依然拮据。在北京读书的4年里，唐骏没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当时我跟哥哥有一个梦想，如果家里有1万美元的存款该多么幸福。”哥儿俩的想法是，1万美元存款意味着每月光利息折合下来就有200元人民币，而当时哥哥读硕士拿的津贴只有56元。
不得不说的是，哥哥唐政对唐骏日后的求学道路影响很大。唐政天资聪慧，勤勉好学，是唐家三兄弟中读书成绩最好的。1981年唐政考取清华大学半导体专业硕士，后来又继续攻读该校博士学位。从北邮到清华骑车只需半个小时，唐政在清华2号楼的宿舍也成为唐骏的半个宿舍。从大三开始，唐骏的周末基本都是在清华度过，以至于后来有人认为他也是清华毕业的。
唐政时常教导弟弟，出国留学对个人的前途发展很有帮助，一定要争取这样的机会。受到哥哥潜移默化的影响，唐骏的思想比较超前。彼时，唐政的一个同学在美国留学，在写给唐政的信件中，对方时常提起国外学习生活条件的优越，唐骏回忆说，“我确实比班上其他同学对出国意义的理解要强一点。”
1985年秋天，唐骏获得教育部全额奖学金赴日本留学的机会。留学期间，唐骏每个月可以拿到9.8万日元奖学金，当时相当于每个月有三四千元人民币，这是唐父当年工资的好几十倍。“说实在的，要说我实力有多强也不一定，在大学里我的成绩很普通，虽然考研时是第一，但北邮的两个名额没有轮到我，也许运气好，我把自己的档案转到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最后就让我出国了。”
“学历门”事件后，平时喜欢被聚光灯追逐的唐骏选择暂时远离人群，他给自己放了三个星期的假。实际上，这么多年来，除了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他的西太平洋大学博士身份外，唐骏每次都将这个尴尬的学历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他坦承，这是虚荣心在作祟。
唐骏从小就是个爱面子的人。他13岁那年正值文革时期，因为家里要盖房子，父亲让读初一的唐骏不要去上课，而去搜集打地基用的碎砖块。于是每天清晨，在常州城畔的京杭运河边，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瘦弱的少年在瑟瑟寒风中吃力地捡砖头。
捡砖头的地方离学校很近，“我最怕碰到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只要听到他们放学的声音，我肯定会躲到堤岸下面，等同学们走过了再出来，”唐骏心里明白，其实大家都知道自己在捡砖头，但要面子的他就是不愿意被同学看到。
唐骏认为自己只是普通人，“从前是，现在是，未来一定还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普通人就经常会犯错。”他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为偶然，“如果30年前我就知道自己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能就不会有今天了。人生的道路有几千条岔路，其中一条岔路正好被我碰到了，多少个百分之一的成功概率汇成了今天的成功概率。”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许这就是唐骏在经历“学历门”困扰后，感悟到的人生最真实的，也是最有意义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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