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一个女人可以控制怀孕的时候，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她的控制下，避孕革命最大的进步在于加速女性个人角色的转变。
今年4月是口服避孕药正式临床使用50周年。现在，世界上有超过1亿的女性用这个小小的粉色药丸迎接新一天的到来。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避孕药在许多西方国家引发性革命，更是社会变迁和女权运动思潮的直接见证者。
不是每个人都有汽车、鞋子和洗衣皂，但是几乎所有成年人都知道口服避孕药。自从50年前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其上市以来，避孕药就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而这种人际交往方式的改变，让我们一直争论到现在。
避孕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它是供人食用的药物，但服用它的人却并没有生病，这在药物史上还是首次；它的发明者是一位保守的天主教徒，最初是为了治疗不孕不育，谁知歪打正着却有避孕的功效。1960年代，只有已婚妇女才能服用避孕药。尽管如此，“避孕药在个性前卫的单身男女中引发性革命”的论调依然不绝于耳。支持者说，避孕药可以缓解人们因为意外怀孕而带来的压力，从而维系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反对者则指责它为性滥交提供保险，是通奸、出轨和婚姻破裂的罪魁祸首。
1999年，《经济学人》杂志称避孕药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进步，但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泰纳姆却认为避孕药的影响被高估了。由于避孕药诞生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变革之际，所以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疑难问题的最佳取巧解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种族关系、性别角色、代际间的冲突、教会与国家间的争吵等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浪潮纷至沓来，众多的价值观和虚荣感更是鱼龙混杂糅合在一起，避孕药也因此走上社会生活的前台：它意味着女性开始脱下围裙，可以昂首阔步地迈向新时代。
在那个时代，社会行为持续加速转变。1960年，一名典型的美国妇女有3.6个小孩；到 1980年，下降到两个。历史性地，妇女们开始把自己定位为工作者，而不是之前的家庭妇女。美国妇女组织（NOW）主席特里・奥尼尔说：“避孕药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家庭结构转变有明显联系。1970年，70%带有6岁以下子女的妇女赋闲在家，30%工作。但现在，这个数字差不多倒过来了，而且还有22%妇女的收入超过了丈夫。”
避孕药的诞生
只要世界上还有人愿意生小孩，那么就一定有人不想要孩子。早在4000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开始了对避孕药的探索：他们将石榴籽磨成粉，用蜡包起来，做成一个小丸塞进子宫里；大哲亚里士多德提到用薄荷类植物来杀精避孕；意大利探险家卡萨诺瓦则曾试图把半只柠檬皮掏空后用作原始的子宫帽。18世纪中期，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二世为了限制自己私生子的数量，把羊肠当作避孕套……
“在结婚人群中，避孕药从来就不曾与繁育和性交脱离过。”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认为，古代人的避孕经历表明，早在避孕药产生前，他们就已经开始研究如何避孕，只是方法并不完美而已。
但进入现代社会，避孕遇到宗教势力的一致反对：如果不是以生孩子为目的，那么性交甚至婚姻都是不道德的。在19世纪，有关如何避孕的信息被等同于淫秽色情看待。1873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节育“淫秽”信息的出现。所以，女性们如果想知道如何减少孩子的出生数量，渠道少之又少。
然而，这一切都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出现而改变。玛格丽特・桑格187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康宁镇一个宗教家庭。她的母亲历经18次怀孕，生下11个孩子，终于在50岁时去世。那时，桑格站在母亲的棺材前，对父亲说：“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妈妈的死是因为她为你生了太多孩子。”
母亲去世后，桑格参加了纽约州一家医院的护士培训项目，她想研制出一种“神奇药丸”帮助那些和她母亲一样总是怀孕的女人们。1917年，桑格在波士顿遇到一位名为凯瑟琳・麦考密克的女人。由于出生于富裕家庭，麦考密克是全美第二个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拿到生物学学士学位的女人。和桑格一样，麦考密克也是一个极强的女权主义者，她也希望能帮助那些不想要孩子的女人学会避孕。
随后几年，两人发起节育运动。大萧条时期，家庭成员的庞大事实上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这样的经济背景恰好为她们的节育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当时，利用荷尔蒙来避孕的想法由来已久，但这个任务要由一个像维他命一样的药丸来完成，却是天方夜谭。
1951年，桑格与天才学者平卡斯在一次晚宴中相识。平卡斯本来有希望成为哈佛大学生理学助理教授，他成功用器皿培养了兔胚，成为体外授精的先驱。但一本杂志却暗示：平卡斯是在创造另一个世界，而在那个世界中，男人将彻底失去作用。为此，哈佛取消了平卡斯的助理教授头衔，而平卡斯也黯然离开了自己的实验室。
在桑格的说服下，平卡斯开始进行怀孕和避孕方面的研究。1952年，平卡斯遇到哈佛大学妇科专家约翰・罗克博士。罗克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有5个儿子，19个孙子，儿孙满堂的他曾把帮助不孕妇女怀孕作为自己工作的宗旨。当平卡斯和他开始合作的时候，罗克正在研究如何用荷尔蒙帮助妇女怀孕。而事实上，后来两人发现：利用荷尔蒙原理一样可以使妇女避孕，其原理大同小异。
他们的研究只能秘密进行，因为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摆脱传统法律的束缚，直至全国范围内突然爆发流行性月经不调。1960年5月9日，为了治疗妇女病，美国法律终于做出让步，FDA批准避孕药的主要成分异炔诺酮上市销售，这也宣告着口服避孕药正式开始临床应用。当时的FDA专员约翰・哈维还曾如此感叹：“批准避孕药应用，是出于安全性考虑，而与我们自己的道德取向无关。”
重新定义道德标准
自从避孕药诞生那天起，其受到的争论便从未停止，一些改革者甚至把避孕药当成政治武器：控制流浪人口的数量、减少战争、饥荒和政治不稳定的风险，以免出现大的社会波动；还有一些人希望避孕药能降低堕胎率。
抛开政治上的意义不论，避孕药的诞生确实为成千上万的妇女们提供了有效、方便的避孕方法，她们也由此获得解放。但反对者却一直将其视为社会混乱变迁的催化剂。1966年，《美国新闻》在报道中指出：“避孕药真的很有效而又不会造成性滥交吗？加州出现换妻丑闻；在长岛郊区，一些女警察却变成妓女赚钱，有些甚至还争取到丈夫的同意。”
类似于这样的社会变革，并不仅仅是由避孕药引起，而是有其很深的社会因素。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的婚前性行为就已经开始增多，海明威的那句名言恰好可以佐证：“所谓道德的，就是事后你觉得好的；所谓不道德的，就是事后你觉得不好的。”1964年，美国《时代》杂志在“性欲可以让你变得更加自由”的基础上，提出“第二次性革命”的概念，思想开放者重新定义新时代的道德标准。
在这种背景下，避孕药的诞生只能说是社会潮流的产物，而不是它引领了这种潮流。更何况，避孕药在上世纪诞生时刻起，就专门提供给那些已婚妇女。按法律规定，未婚女人是不能买到避孕药的。在大学，除非能提供即将结婚的证明，否则避孕药也不会随意出售。
在随后的几年中，避孕药引发革命的呼声此起彼伏。但一个真正社会变革的出现，需要某个时机的来临。《承诺的历史，危险与解放》一书的作者泰勒・梅提道： “如果时机未到，充其量那只是避孕潮，而不是性革命。尽管避孕药已经诞生，但真正的性革命却从未到来，直到女权主义的兴起。”
女性开始脱下围裙
如果说避孕药早期对私人行为的影响难以衡量，那么其在公众生活中闪光点的角色很快变得明晰。当耶鲁医学院的巴克斯顿博士和康涅狄格计划生育联盟领袖格里斯沃尔德合伙开了一家避孕诊所时，他们很快就被逮捕，节育依然是这个国家的禁忌。这个案子一度引起全美关注，还闹上最高法院。1965年，诉讼终于有了进展，法官根据《权利与自由法案》裁定，推翻只有已婚夫妇才能服用避孕药的规定。
那时，避孕药几乎成为最流行的节育形式，有650万女性服用。当然，也有一些人为出现头昏眼花、反胃等副作用而烦恼，但事实上，当一个女人可以控制怀孕的时候，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她的控制下，避孕革命最大的进步在于加速女性个人角色的转变。
到上世纪70年代，避孕药在社会中的真正影响开始显现，女性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而不受其它因素束缚。到1975年，单身妇女服用避孕药的数量大幅上升，而非天主教女大学生想要3个或以上孩子的比例，由1963年的80%下降到1973年的29%，更多的女性开始关注生活和工作。1967年，一位23 岁的印第安纳教师对《时代》杂志说：“结婚时，我还是一名学生，我们得买房子，得继续生活。是避孕药的帮助，才让我们不用担心发生意外，才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与此同时，雇主们也希望雇佣更多女性员工。1966年，美国失业率为3.8%，几乎雇用不到男性员工，而这一年成年妇女的工作人数上涨了10%，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雇佣女性职员。而在避孕药出现之前，这样的情形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借此良机，女权主义者开始争取扩大妇女的权益。1972年，教育歧视结束，法学院和医学院为妇女敞开大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戈尔丁认为，是避孕药的出现让学校开始放心接纳女学生而不用担心她们过早怀孕。在1970年到1980年间，法学院女生数量从4%升至36%，商学院女生数量则从4%升至28%。慢慢地，避孕药逐渐改变了妇女们的选择。“很多人说这完全是女权运动的结果，与避孕药的诞生没有任何关系。对此，我很痛心。”
英国女权作家菲利浦说，毫无疑问避孕药的出现给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她说，最重要的一点是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妇女在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人。她的上一辈人总是担心如果他们有性生活的话，就会怀孕，而一旦有了小孩就要呆在家里照顾小孩，不能工作。因此，避孕药的社会影响要比它对性行为的影响更重要。
新时代的误区
到现在，口服避孕药已经诞生50周年，这期间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女权运动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避孕药的认识却又走进新的误区。美国预防青少年意外怀孕的一项研究发现，63%的青年男女对避孕药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即便了解一些也是错误的；40%的人认为，即使服用避孕药，也有50%以上的几率怀孕（事实上，避孕药在92%的情况下都会生效）；40%的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认为，政府推广使用避孕药只是想让少数民族少生孩子，让其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
那些50年来一直奋斗于避孕药前线的先驱，对现在年轻夫妇想当然看待避孕的行为颇为气愤。但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泰纳姆却主张用长远的远光看待这种情况。“我不祈望年轻人时时刻刻都在说‘谢谢你们的努力和支持’。我的意思是，我们工作的目的不是要获得年轻夫妇的感激，他们的忘恩负义才能推动我们继续前进做更多事情，而感激从来都不会激励任何人。”
可能，在当下的某个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尝试下一个重大发明。也许是个人造子宫，可以消除妇女对意外怀孕的担心；研究人员也曾有B计划，他们试图将服用避孕药变成和吃饭睡觉一样的必需品，每日必服，而不是紧急或事后避孕；还有另一种做法，妇女们不管有没有怀孕，每月都服用一次避孕药。
只是，这种对怀孕与否的未知，能不能在解决成本和便利问题的同时，也能安抚人们抽搐的道德心？传统主义者迫切主张在进行药物研究的同时，也更要关注家庭婚姻问题，以人性的需求重新塑造新的社会体制――因为，过去半个世纪关于避孕药的争论已经明晰地表明：科学本身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尤其是在那些涉及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层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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