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父亲,我从没想象过,这个住我的、吃我的、用我名字的叛逆小男孩有一天会成为我的老板,”老盖茨在一次躬演讲中说道,引起台下哄笑,“但这就是现实。”
今年84岁的老盖茨曾经是西雅图的一名律师,在退休前,他是Preston Gates & Ellis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家律所后更名为K&L Gates,是全美十大律所之一,旗下有超过1800名律师。
1994年,相伴40年的妻子玛丽因癌症逝世后,老盖茨就一直希望用各种社会工作让自己忘却悲痛,特别是妻子钟爱的慈善事业。1998年退休时,老盖茨接受儿子和儿媳梅琳达的建议,担任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联席主席一职,为孩子们打工,并从事慈善事业至今。
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自成立以来,盖茨夫妇已向基金会捐款超过280亿美元,沃伦.巴菲特也是基金会的主要捐赠人之一。而老盖茨就是这笔庞大资金的管理者。
虽已是耄耋之年,他仍坚持每天亲自开车到位于西雅图的基金会上班,十余年来,他是唯一一位经常出现在盖茨基金会的名为“盖茨”的人。
老盖茨说这种“勤奋”与生俱来,从祖父辈到他,再到比尔.盖茨,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勤奋。如今,老盖茨把这一家族故事集结成书,像所有成功的家长一样,他乐于分享育儿经验。在《每个孩子都是盖茨》一书中文版面世之际,老盖茨接受了《外滩画报》的邮件专访。 比尔.盖茨成功的秘密
在微软成功的初期,当比尔.盖茨开始成为世界知名人士时,几乎所有人――从《财富》杂志的记者到门口杂货店收银员的邻居,都忍不住会问老盖茨这个问题:“你是怎么培养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孩子的?有什么秘密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他常常自言自语:“就算有个不为人识的秘密吧,因为连我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老盖茨原名为比尔.亨利.盖茨二世。当1955年10月,他的第二个孩子――他唯一的儿子降生时,按家族承袭父辈姓名的传统,将会从自己的名字中取一个字给他给儿子,于是他被命名为“比尔.盖茨三世”,导虑到家里有两个比尔容易混淆,就决定用“Trey”(特利)当做他的小名。在家人爱好的纸牌游戏中,“Trey”指的是有三点的纸牌。
小盖茨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父亲老盖茨从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进入律所,而是选择回到家乡西雅图的布雷默顿镇,从委托代理人做起――这并不是一份显贵的职业,他必须通过代理离婚案、酒后驾车案等琐碎辛苦的工作积攒经验。母亲玛丽是银行家的女儿,也是美国联合慈善总会(the United Way)的领导者之一,同时还要照顾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三个孩子。
“小时候,父亲总是早早地收拾文件夹,出去做法律咨询。”比尔.盖茨回忆说。他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与书和母亲相伴度过的,他很早就通读了《世界大百科全书》,还经常拿国际关系、经济学和诸如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为难父母。而父亲能做的,就是不停地购书、去图书馆借书,他不得不及时返还图书馆一部分书以便借出更多,来满足儿子不竭的阅读量。
老盖茨认为,在比尔.盖茨的学前教育中,培养阅读兴趣是十分重要的,这得益于比尔.盖茨的外祖母嘉米。老人总是喜欢让孩子们读故事书,并从旁指导,嘉米让他们抢着大声阅读书的内容并加以讨论,结果是孩子们迅速掌握了大量词汇。
老盖茨并不讳言他为小盖茨的学前教育花费的心血,钢琴课、体育课……即便后来证明小盖茨并没有这方面的特长。
“我们在早期学前教育上每投资1美元,缴使我们的纳税人节省矫正教育上的7美元投资。”他说,为何不把花费在矫正教育、修监狱上的数十亿美元用于学前教育呢?一项研究显示,没有读过幼儿园的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被逮捕的概率高于读过幼儿园的孩子70%以上;没有经过正面的早期教育的女孩,青少年期相对更容易怀孕。
比尔.盖茨那时候还不能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虽然并没有染上叛逆时期的种种恶习,但他的爱好就只是读书,思考那些成年人认为理所应当或者无暇顾及的问题,以至于老盖茨和妻担心儿子因此患上自闭症。
小盖茨的动作有时候非常迟缓,经常迟到。似乎每一次打算外出时,家里的其他人都已经收拾停当,早早坐在汽车上等候出发,或者至少是已经扣好了大衣扣,整装待发,这时唯独不见小盖茨,大家就会问:“特利在哪儿?”另一个人就会回答:“还在他的房间里。”
小盖茨的房间位于日光地下室,地面上的部分连着大门和窗户,正对着庭院。于是他的母亲就会在临行前一次又一次地冲下去喊他:“特利!你还待在下面干吗?”
有一次,小盖茨扬着脑袋,反问她:“我在思考问题啊,妈妈,难道你们从不思考吗?”
特利在小学里不愿与同学交往,争强好胜,总是想显示自己比别人读的书多,还常常一连发呆几个小时――他是在思考。
“他很讨人厌,总是很自信,人们一想到比尔就觉得他有可能会拿诺贝尔奖,但他一点也不懂礼貌。”他的一位小学同学说。小盖茨的倔强一度让他交不到朋友,他的一名女同学曾对《纽约客》杂志说道:“你必须引领比尔融入到人群中,因为他不具备这种社交能力。”
老盖茨夫妇刻意找机会让他与外界接触,比如在晚会上做引路员、在父亲的事务所里做杂役,而老盖茨认为家庭聚会对孩子们的成长起着关键作用。
在比尔.盖茨很小的时候,老盖茨和妻子就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家庭聚会,在西雅图的郊区齐尔诺,每个夏天都能看到11个人大家庭的身影,他们在这做着两人三条腿、用勺子掂鸡蛋等游戏,来培养孩子的协作和竞争能力。
比尔.盖茨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采访时说,“他们总让我做那些当时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游泳、足球、橄榄球……这种活动给了我培养领导能力的机会。”聚会延续到他17岁时才结束,后来的“微软奥运会”也正是脱胎于“齐尔诺聚会”。
“这些活动使孩子们能够从一个延伸型的大家庭中感受并理解关爱。我相信这些是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的要素。”老盖茨说。 人生的两次转折:转学和退学
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银行家女儿玛丽来说,小盖茨并不是一个乖巧的孩子,他做事磨磨蹭蹭,经常迟到,总是咬铅笔头,吃饭时读书,他很少叠被子――这一恶习还被他带到了哈佛大学。微软CEO、盖茨的校友史蒂夫.鲍尔默说:“他常常没有脱衣服就进卧室,躺下就睡。床铺当然很乱,因为他从来没有时间整理床铺。”他的妹妹利比也说:“他真的很脏。”
儿子的行为与母亲格格不入,他们总是为琐事争吵。老盖茨说:“我和玛丽都在老式家庭中成长,父母说什么我们都得服从。这种模式不适合于特利。”处在叛逆期的小盖茨显然不想让唠叨的母亲插手自己的生活。“他从十一二岁开始,感情方面就很独立了。他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都想自己做主。这使我们很难受,尤其是玛丽。”
当类似的冲突又一次在餐桌上爆发时,11岁的小盖茨对着母亲大喊大叫,总是做调停人的老盖茨将一杯水泼到的儿子的脸上。随后,他们将儿子带进了心理诊所。
比尔.盖茨曾对《财富》杂志回忆他看医生的经历,“医生说和父母作对毫无益处,父母做什么都是为我好。这真有趣,我竟然由此改变了想法。” 医生同时也开导盖茨夫妇,他们应该给儿子更大的自由。
这次心理咨询让夫妇俩下定决心给儿子转学。他们将小盖茨送到西雅图收费最高的私立学校之一――湖滨中学,这里正是以自由闻名。学校里的各种协会和兴趣班让孩子们得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小盖茨很喜欢湖滨中学的气氛,大人们不会装模作样,“老师们碰到棘手的难题就交给学生解决,而不像其他学校的老师那样,直接把这道题毙掉。”
意外的是,小盖茨与父母的关系竟也慢慢缓和起来。在回顾儿子的成长经历时,老盖茨不得不为自己这个明智决定而庆幸,如果没有这次转学,也许就没有如今的比尔.盖茨,更不会有微软。
1967年,计算机刚刚在美国兴起不久,教学理念前卫的湖滨中学就率先开办了电脑课,学校用母亲们的捐款购进了一台笨重的计算机,16位出类拔萃的学生可以首先进入这个学习班,数学尖子比尔.盖茨是其中之一,正是在这里,当时还是初中生的他结识了比他大两届的高中生保罗.艾伦。
比尔.盖茨的电脑水平在学校里出类拔萃。有位高年级学生在操作一个BASIC程序时遇到困难,老师把比尔.盖茨带到电脑旁,他在键盘上敲了两下,便弄出了正确的程序。后来他成为电脑小组的组长,团队里都是比他年级高的学生,这段经历给了他极大的自信。
比尔.盖茨上高中时,电脑水平已可以胜任黑客的工作,他常常从地下室溜出,和保罗.艾伦一起为一家计算机公司做“测试”工作。由于姐姐小心翼翼保守着秘密,忙于工作的老盖茨并不知道儿子在校外的夜生活――将黑客工作作为其第二人生。
老盖茨夫妇在脑海中早已帮助特利设计好了未来――进入哈佛法学院,以后成为律师。1973年,比尔.盖茨在SA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当时的满分为1600分)中取得了1590分的成绩而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老盖茨的梦想几乎实现了一半。
然而,除了计算机,比尔.盖茨对什么课程都提不起兴趣。他的哈佛同窗安迪说:“他总是靠小聪明对付过关。有个古希腊文学课,他整个学期几乎不做作业,临考前他才抱佛脚,但仍然能考出B的成绩。”
大二的时候,他和艾伦终于禁不住计算机潮流的诱惑,准备“下海”。盖茨向父母宣布,决定从哈佛辍学以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等到他从哈佛毕业时,早已“错失改变世界的良机”。
“得知这个消息,玛丽比我还揪心,”老盖茨说,“我们和其他父母一样,仅仅是想让孩子得到一个大学学位。”
1975年,儿子背井离乡跑到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创办微软公司,夫妇俩嘴上却表现出支持,因为大学生休学一段时间去社会实践在美国是很普遍的现象,儿子也向他俩承诺,“随后”会回到哈佛完成学业。
没想到“随后”这一天直到32年后才姗姗来迟。2007年,哈佛大学法学院决定授予比尔.盖茨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对着台下的老盖茨说:“爸爸,我早就告诉过你,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盖茨家族和微软
在微软早期的发展中,盖茨家族的帮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盖茨创立微软后迎来的第一个机会就是与IBM合作,其中离不开母亲玛丽的作用。
玛丽是美国联合慈善总会的志愿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她成为该协会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女性领导人。在联合慈善总会董事会,她结识了时任IBM公司总裁的约翰.欧宝。通过玛丽的介绍,欧宝知道了微软的存在。
微软当时正试图把MS-DOS推销给IBM,希望IBM的电脑出厂时能随机附带这个工作平台。比尔.盖茨面对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数字研究公司,这家公司曾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被广泛应用的微机操作系统CP/M。当时欧宝评审微软的提案时,他立刻说:“噢!这是玛丽.盖茨的儿子。”IBM的员工说,盖茨的妈妈扮演了儿子的推荐人的角色,让盖茨赢得了IBM的好感。
微软最终站在了“蓝色巨人”的肩膀上,MS-DOS操作系统被IBM采用,而盖茨的专业也给IBM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个比他岁数更有智慧的年轻男子――一位程序设计天才,他那与生俱来的直觉,让他掌握如何与IBM争取有利的合作关系。”一位IBM高管说。
当IBM提出购买MS-DOS的专利时,比尔.盖茨聪明的拒绝了。在这之后,许多计算机制造商纷纷采用MS-DOS作为产品的操作系统,让微软身价大增。
1978年,比尔.盖茨决定将公司搬回家族所在地――西雅图,因为没有精英人才愿意去阿尔伯克基的沙漠里工作,同时他也希望随时能与家人交流。“每个周日我都回家与父母聊聊我面对的挑战,然后获得一些建议,回家就是减压。”
在西雅图,老盖茨利用他指导中小企业的经验给微软提供帮助,他的律师所给微软提供法律支持,他请来了西雅图的商业人士供职于微软的董事会。老盖茨夫妇还通过朋友,把沃伦.巴菲特介绍给儿子认识。而比尔.盖茨的大姐、在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克里斯蒂也为微软提供了专业的财务指导。
在微软逐渐成为美国IT业的中坚力量后,有人劝比尔.盖茨上市,他却异常烦躁地拒绝这一提议,因为他担心这一资本行为会让工程师们分心。
这时,老盖茨劝说儿子放松下来,因为上市融资会给微软的未来铺设一条更平坦的道路。“那次我和父亲谈到了上市的很多缺点,然后我们商量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比尔.盖茨回忆说。让公司上市意味着要按法律程序办理大量的手续,老盖茨曾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服务,这正是他所擅长的。
1986年,在成立11年后,微软终于上市,仅用了一年,微软的股价就翻了6倍,盖茨也一跃成为亿万富翁。据《福布斯》估计,他在1987年的净资产已达到12.5亿美元。
此时的老盖茨逐渐意识到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也感觉到儿子的预言已成真――微软会改变世界。
“我记得80年代我和玛丽、特利的外祖母第一次驾车去微软总部时的情景,第一座微软大厦正在建设,另一座正打地基,这种感觉太特别了,比盈利数据或者登上媒体的商业版真实得多。”老盖茨说。
在1998年加入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后的一次演讲中,老盖茨以开玩笑的口吻抱怨了儿子。“原来人们提到比尔.盖茨,那是在说我,有哪家西雅图的公司选发言人,我不是最热门的人选,那也是后备。”他提醒听众,以后以自己的名字给孩子起名一定要小心,自从儿子的声名盖过自己,他就自动将名字改为Bill Gates Senior。“看看我,我现在连个名字都没有,不但加了个‘老’(Senior)的前缀,还要向儿子汇报工作。”
然这只是个玩笑,老盖茨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在比尔.盖茨50岁生日时,老盖茨给他写了封信。“在信中,我告诉他,我相信他的成功和他一贯保持的好奇心密切相关。”信的结尾老盖茨下了一段结论,以非常简洁的语言描述了作为比尔.盖茨父亲的感受:
一直以来,我都告诫你们这些孩子,对于那些未能预期实现的高期望的事情,慎用形容词“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是一个色彩浓重的单词,只用于特殊场合,描述那些让人极度难以置信的场面。但是,今天,在这里我想说,作为你的父亲感觉确实很棒,简直……不可思议! B=The Bund G=Bill Gates Sr.
B:您写这本书时已经80多岁了,能谈谈你为写这本书和整理资料花费了多大精力吗?
G:我最初是想为孙辈们整理一本故事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和朋友玛丽.安.麦克金每周都花上个把个钟头做记录工作,把这些整理好的对话记在本子上,如今这些本子有三大箱,占了很大一个柜子,有了这些记事本才有了这本书。
B:坦率的说,在中国,大多数人是通过您的儿子才认识了您,或许会有一些人会认为您是借助儿子的名声卖书,您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您出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G:我为我三个孩子感到骄傲,包括比尔。很自然,人们对比尔是如何培养的,哪些点子、哪些人可能影响过比尔更感兴趣,我很理解。当然,他的母亲曾对他有重大影响――她是一位充满活力、有思想的、极有天赋的女性,她坚信我们应该追求卓越、共同分担责任。我想比尔从他母亲那学到了很多,这也是我希望人们从我的书中领悟到的东西之一。
B:盖茨这个名字在中国有很高的号召力,这是否让您感到吃惊?您将这本书的中文版带到中国,最想对中国的父母说的是什么?
G:我曾去世界各地旅行过,不停地对“盖茨”这个姓氏有多出名感到吃惊。有时候,还有点懊恼――自从我儿子用了跟我同样的名字,我不再对这个多年来独享的名字拥有专利,偶尔会觉得我被贬低了――但这种感觉随即就被为儿子骄傲的情感取代了。我希望中国的家庭也理解,盖茨家的生活跟他们一样――我们的育儿经跟他们没什么不同,尽管“盖茨”这个名字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我们也只是普通人中的一员。
B:您书中提到了一些对您有重大影响的人,包括您的父母、姐姐、教练肯.威尔斯(Ken Wills)以及教授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等等。您认为这其中给您最大影响的是谁?为什么?您是盖茨的儿时偶像或是最大影响者吗?你们谈论过这个话题吗?
G:很难说谁对我的影响最大,你提到的这些人从不同的侧面影响了我。正是这些不同的方面最后汇成了一种影响――他们每个人对我都很重要,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凡事要抱着虚心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
我是我儿子的偶像吗?不是。我希望比尔曾回顾过的我人生和训诫,尊重我的想法。
B:在教育孩子时,大人们总是说:你以后要跟我一样,或者千万别跟父母一样,您当时怎么跟儿子说的,您希望他步自己的后尘吗?他在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后,您是否曾感到失望?
G:我希望我从未对儿女们说过“以后要跟我一样,别跟我一样”的话。我们的准则向来是做到最好、去追寻梦想。比尔从哈佛大学退学后,我不但感到沮丧,还为他的未来担心――他没有大学文凭怎么办。但现在我很肯定孩子们遵循了我们的教导,为了梦想做到最好――但那时在我儿子眼中,我没有去梦想的能力。
B:盖茨曾让你失望过吗?包括他的退学?
G:正如我刚才说的,他的退学让我失望、震惊,但结果证明他选择了一条最正确的道路,作为父母,没有什么更好的回报了。
B:您曾是一名律师。那么在您的职业生涯中,对您影响较大的事情有哪些?这些经历和故事对教育孩子们有哪些帮助?
G:在书中,我写了几则我做律师时的故事,我们律师总是能看到生活和商业社会中的不同方面,这个职业是我们文化的一扇窗,我敢肯定这些经历和故事对我的孩子有影响――就像他们自己的故事一样,长大,并用他们的自己故事教育孩子。
B:您一直低调、谦逊行事,是不是不想给您的儿子太多的压力?
G:我有很多事值得谦逊,我每天都这样提醒自己。如果我不如此,很多人也会这样做的。这是我的天性使然,并不会因为我的儿子或女儿而有不同的行事风格。
B:在与儿子相处的过程中,您一定跟他有过不同的意见或想法,那时您都是如何去处理的呢?
G:这么些年来,我和比尔在很多事情上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讨论甚至争论,但这是一种益脾的、增长见识的有趣做法,通过这种形式,我们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改善对事物的看法和想法。
B:在培养孩子上,您持什么样的态度?
G:尊敬、坦承的交流、爱。
B: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他为慈善事业捐了很多款,您的家庭对财富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G:当我年轻时,我总害怕生活在贫穷中。我在大萧条时期成长,开始懂得开源节流的意义,钱要花的精明,也是需要通过努力工作来赚到的。我至今仍抱有这种想法。
B:您对您儿子现在的成绩满意吗?为什么?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吗?
G:我当然对比尔的成就感到满意,无论是他的事业还是家庭。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对他的生活方式我再骄傲不过了。当然,我坚信他在精神上、能力上、生活上还会有所成长――我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要对自己的成就骄傲自满,坐在那放松停滞不前。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没有完成,生活还需要再完善。
B:您是否也从儿子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G:在我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这个叛逆的少年拖延了我们出行的时间,他问我们:“我在干什么?我在思考。难道你们从不思考吗?”他给我上了有力的一课――不管你有多忙,你做的事有多重要,都要花时间思考。
B:现在你们家庭聚会的频率是?餐桌上谈论的话题更多的是微软的管理还是慈善事业?
G:我们家庭经常聚会,不管是传统节日还是庆祝仪式,我们讨论的话题包罗万象,像中国的崛起、中国成为未来世界领导者之一的背后动力,讨论那些还没有像我们这样富裕起来的人们,也会讨论育儿经验,还有我们的校队什么时候才能获得“玫瑰碗”(年度性的美国大学美式足球比赛冠军)。我们的话题没有边界,聚会时常拖到深夜。
B:现在,您的儿子也已退休并致力于慈善事业,那么您对于他还有怎样期望呢?
G:我的儿子已不再积极参与微软的日常事务,他现在全力投入到生活以及盖茨和梅琳达基金会的工作中来。
B:为什么在八十高龄的时候,您仍旧全身心投入运作全球最大的慈善机构――盖茨基金会?
G:因为我感到自己仍是必需的,我也有能力帮助别人。我想我们都是这个事业中的一员,我有责任也有意愿去做这个星球上有用的一员。
B:您的家庭希望慈善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G:我不清楚,我只能说,慈善最终会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部分采访内容来源于《每个孩子都是盖茨》一书。唐龙(实习)对本文亦有贡献。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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