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泽涛勇夺百米自由泳世界冠军，举国欢腾，女生痴狂。他更是喊出了那句近代以来一直回荡在中国人耳边的声音：“我是黄种人，我是中国人，今天我做到了！”相比这句话，网民更热衷的是舔屏，数腹肌，叫老公，传八卦。对于一个处于上升期的现代化大国，夺冠既是惊喜，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在知识界，这声呼喊还是引起了一些议论。看到新闻，我本人立刻想到北大历史系教授罗新先生两年前为美国学者奇迈可著《变成黄种人》一书写过的书评《我们不是黄种人》。果然，宁泽涛夺冠后，这篇文章被一些学者重新翻出。这是一篇令人受益匪浅的书评，不过放在宁泽涛夺冠的气氛下拿出来，需要一点勇气。一些网民表现出不满，认为这是掉书袋，甚至有网友请作者再写一篇《我们不是炎黄子孙》。
普通网民无暇阅读深度作品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知识正确的事情，放在日常现实中难免削足适履。假如要完全遵从“科学”的洁癖而反对种族色彩言论，那就必须同时写一篇《我们不是白种人》、《我们不是黑种人》甚至《我们不是红种人》，并要人们一起接受，但黑人、白人的说法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方便，因为很直观，普通人不会为此较真。
“黄种人”的情况要特殊些。冷静阅读这篇《上海书评》年度最佳文章可以获得很多有趣知识。简单归纳，就是“以肤色划分人种”是一个西方的近代发明，正如“民族主义”也是一个近代发明。马可波罗时代，西方人到东方旅行，惊叹于东方璀璨的物质与文化文明，在他们眼中，中国人的皮肤和他们一样白，或者是略暗的白色而已。随着东方的衰落被西方人感知，西方“科学家”在进行人种分类时候，开始使用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来描述东亚人，“黄”在此时出现了。林奈首先使用拉丁词汇fuscus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 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
在视觉经验上，中国人的皮肤无法用一个黄字概括，有人比很多白人要白，有人肤色比较深，但终于被西方种族“科学家”归结为黄种人，并视之为从低级的黑人到高级的白人之间的一个过渡。某些生理特征和病症被描述为黄种人专有，比如眼角赘皮显得面容狡诈（想想成吉思汗画像，上眼角皮盖住了下眼角皮），既然这种特征只在欧洲儿童身上会出现，于是在进化论的视角中被看作低等人种的特征。唐氏综合征患者因为脸宽且眼珠向上，被认为像蒙古人，从而“映证”了蒙古人长相是人种退化的痕迹。“黄祸论”也伴随着人种“科学”诞生了。《变成黄种人》一书揭露了很多此类荒诞历史。
但在我看来，“荒诞”不是“虚无”，而是历史力量的歪曲体现，就像荒诞不经的梦境总是歪曲体现着真实的欲望。人种学，作为欧洲殖民势力扩张的精神一翼，和民族主义一样，具备沃格林所谓的“政治激发力”，也和船坚炮利一样，成为西方侵略扩张的武器之一。
“黄种人”的观念在欧洲形成，又输入东亚被东亚人接受。康有为就曾在《大同书》里说：“白人、黄人才能、形状相去不远，可以平等。”
奇迈可不了解的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改革开放开始，黄种人认同很少出现于大众文化领域，因为革命化时期的族群认同主要系于阶级斗争、被压迫人民反霸反资等政治坐标。藏人都可以在反抗农奴主的主张下和汉人无产阶级亲密无间。黄种人认同的回潮是在1980年代以后通过大众传媒和娱乐的兴起实现的，这方面程映红教授发表在《文化纵横》的《当代中国的种族主义言说》说得很清楚。罗新教授提及的《龙的传人》恰恰是在1980年代爆红。加上著名纪录片《河殇》的“黄色”论述，以及诸如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刘德华《中国人》、谢霆锋的《黄种人》等广为传唱的歌曲，黄皮肤黑眼睛成了新民族同声合唱的闪亮音符。程映红认为，海外华人与大陆隔阂太远，只有通过表面的黑头发黄皮肤或者抽象的“血脉”之类外貌公约数，才能很容易找回彼此的认同。他不无激烈地称之为“爱国主义朝贡”。他没有说的是，当时中国刚刚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强调以爱国主义而不是阶级斗争来统合最多数的全球华人。关于中国心或者黄皮肤黑头发的歌唱，虽然有谬误，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是化解伤痕重整人心的有效做法。
无论人种学还是铁甲船炮，都是强者持有的一种“科学”装置，是武器的批判。面对船坚炮利，中国人必须通过知识启蒙、改造社会结构和发展工业生产来获取同样的能力。面对人种学，我们固然不应该以谬传谬亦步亦趋，但问题在于，仅仅指谬或者解构人种学本身是足够的吗？
历史科学家的文章给出的只是基本的旁观态度，但面对“武器的批判”，仅仅“态度”还不够，放在现实运作中间，正确的态度也往往错位。
罗新认为：“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果真如此？即便西方科学界已经抛弃种族思维，但媒体和大众意识有没有抛弃这种思维呢？答案并不难找。
经常观察西方媒体，可以了解他们在这方面高度的操作技巧。即便不再使用race这样的词汇，也可能使用别的词汇代替。长期驻法国的中国记者郑若麟先生对此有详细分析，比如法国媒体如何制造“丑陋的中国人”形象，比如关于法国《观点》杂志辱华事件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搜索相关文章。
就大众意识层面来说，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完全可以看作一个文学版的《我们不是黑种人》，虽然感人，但是梦想有没有实现？在美国，种族隔阂依然深刻，从白人、黑人互相射杀的弗格森骚乱到白人社区游泳池被驱逐的黑人青年，此起彼伏。十年前出版的《魔鬼经济学》一书讲了一个有趣的“大数据”研究。作者调查全美包含四千万用户的约会网站数据，发现大部分人在公开的信息里都会宣称自己对种族不在意，可一旦进入筛选约会对象阶段，种族倾向就暴露无遗。也就是说，美国人民也擅长“说一套，做一套”。他们不是没有种族歧视，而是像《菊与刀》里描述的日本人那样，小心翼翼地掩藏起来。
知识分子可能认为，不管大众和政客怎么想，对精神世界负有责任的知识精英该怎么想才是关键。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当然应该坚持“科学”和“人道”观念，但必须清楚认识到这种坚持与现实的距离，认识到政治正确与具体政治权衡之间的张力。即便知识分子达成共识，也无法代替大众以及各行各业实践者的现实感。举一个例子，塔夫兹大学教授钟雪萍说过，在美国，许多学历高的人和学者都支持禁枪并警惕持枪文化，其中绝大多数的政治倾向属于民主党。这和媒体观察经验符合，倾向民主党立场的主流媒体《赫芬顿邮报》就经常大力呼吁禁枪，甚至把反对禁枪的议员头像一起挂出来示众。但我们不会说暴力文化已经被美国人抛弃，事实是枪支文化泛滥，每年枪击致死的人数居高不下。
在体育界，这种歧视无处不在，东方人在田径、游泳等“体力”运动中夺冠，总是会惹来兴奋剂质疑。宁泽涛的同行叶诗文伦敦奥运夺冠后遭遇的媒体攻击就是典型。宁泽涛本人在百米自由泳夺冠后，英文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很多对他和中国人的谩骂。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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