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拉松黑色生意:比赛多被一经纪人操纵(组图)

　　“那时我们去肯尼亚看他们训练，对我们的理念是颠覆性的。”陶绍明这样说。这个基于生化医学理论的训练体系，细化到将每一分钟运动员的心率、乳酸指标都能计算出来并进行精确控制。除此之外，他们训练的环境至少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原，一般生活在平地上的人，到海拔2400米时连走路都会呼吸困难，但他们一堂训练课可以从海拔1800米一直跑到2700米。这一系列训练理念和手段颠覆了当时中国体育人所崇尚的“三从一大”的观念，科学计划、高原训练也从那之后被引进到中国。全世界的马拉松奖金都被黑人领走了，在中国也不例外，有不少黑人运动员常年辗转中国各地参赛，依靠中国近年来井喷的马拉松热潮赚得盆满钵满。

　　在肯尼亚，跑步成为一条快速脱贫致富的道路。就像中国的打工潮一样，第一批靠跑步致富的选手带上自己的兄弟家人、表里表亲，统统进入到这些由欧洲经纪人打造的训练基地，这些身藏可怕跑步基因的“原材料”，一个接一个被送上马拉松职业选手的流水生产线，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商业马拉松赛事输出人才，一条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生产链条由此产生。

　　“现在，罗萨已经是肯尼亚的大人物，是肯尼亚总统的座上宾。”而类似的经纪人不仅仅只有罗萨一个，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其他非洲国家有着相类似的“生产线”。

　　在众多的马拉松冠军生产线里，陶绍明在肯尼亚的“TAO”训练营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存在也向国人揭秘了国际经纪人在职业马拉松领域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2013 年北京马拉松，前三名选手的完赛成绩全部突破由日本人儿玉泰介保持了27年的北马赛会纪录(1986年创造的2小时7分35秒)。”陶绍明说，这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传奇故事，而是一起由组委会和经纪人“密谋”策划的新闻事件。2014年的北京马拉松因为严重的雾霾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赛事，同时也是全球国际田联八大锦标赛之一，北京马拉松赛的地位毋庸置疑，但随着中国各地马拉松的崛起，尤以同为金标赛事的厦门马拉松为例，大到大牌选手的邀请，小到赛事组织和服务水平，各方面都形成了竞争。2013年，为了突破尘封了27年的北马纪录，北马组委会有关人员在赛季初即向陶绍明寻求解决办法，作为中国唯一在国家队视野里的教练及经纪人，陶绍明当仁不让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实际上，高水平教练甚至经纪人对自己运动员的成绩是可以做到精确预测的。”陶绍明很清楚，在整个马拉松精英圈里有哪些人具备破纪录的水平，他早早地找到了这些选手的经纪人表明了合作的意向， “我和他们接触，让他们把运动员带来北马，把破北马纪录作为共同的目标去安排各自运动员的训练计划。”

　　谁也不是傻子，破纪录是一项向人体极限的挑战，提高速度必须掌握好体能分配，加速的同时也要冒着体能不支的风险。为此陶绍明做出了牺牲自己运动员的决定，在最后阶段他指挥自己的选手带头拉速度，带领着第一集团和北马纪录线竞速——最终，是当年的北马前三名(沃尔德格贝里尔2小时7分16秒，基普耶戈2小时7分19秒，基普库加特2小时7分 20秒)的成绩都突破了之前的赛会纪录，组委会以及所有参与事件的国际经纪人都得到了各自最满意的结果。

　　然而，尽管陶绍明的运动员最终无缘前三，但牺牲了一小部分利益，却为他赢得了圈内人士的极好评价，也为他在中国马拉松赛事圈内迈出了扎实的一步。这种多赢的模式在全世界的马拉松赛事中极为普遍，在商业化、市场化环境下，合作互利维持着职业马拉松生态系统的平衡，而经纪人则处于这条生物链顶端。

　　与中国的体育制度不同，大多数跑步运动员不属于协会与教练员管辖，真正管理运动员的是经纪人。经纪人是职业赛事的选手供应商，而运动员也依靠经纪人来安排比赛，经纪人是串联起职业比赛的关键链条，因此在职业体育圈内，没有经纪人的运动员很难生存。两届广州马拉松亚军切里莫就是陶绍明旗下的运动员。

　　以拿到两届广州马拉松亚军的切里莫(2012年和2013年)为例，他是陶绍明旗下的签约运动员，有一段时间不服从管理，陶绍明将其放回肯尼亚国内，不与其联系、不安排比赛，整整半年时间没有一家赛事公司邀请切里莫出外参赛，他没有一分钱收入，后来不得不低头再度找到陶绍明。

　　“当时我也很大方，他提出要带着他的表弟入行，他表弟实力其实很差，但我为了对与他继续合作表示欢迎，用自己的资源为他表弟争取到了几场比赛做‘兔子’的资格，他的表弟也因此赚了不少钱。”切里莫也最终服从了陶绍明的训练和管理。

　　现在，陶绍明旗下有大约80名非洲黑人运动员，这在职业马拉松圈子里只是很小一部分。不少经纪大腕在欧洲都有自己的训练基地，圈养着几百名非洲长跑运动员，以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人居多，但肯尼亚势力更强，以单兵作战为主。在经济落后、以农耕为主的肯尼亚，一个长跑运动员可以养活一家人。在刚刚结束的广州马拉松中获得女子组冠军的艾格尼丝·杰鲁图·巴索希奥(2小时31分16秒)便来自肯尼亚，尽管没有跑进规定的达标成绩，无法获得高达4万美金的全额奖，但2 万8千美金的冠军奖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中国目前的马拉松正式比赛，冠亚季奖金一般是4万、2万、1万美元，男女同酬。但冠军的4万美元是有成绩要求的，达不到一定的成绩要求(如男子可能要求进入2小时10分以内)，是要打折扣的，比如广州马拉松，巴索希奥没达到要求就只有7折了。

　　巴索希奥明确表示，自己将拿这笔钱回老家买房子买地买牛买粮食种子，多余的则留给家人用以补贴家用——不难看出，在肯尼亚，长跑人才蜂拥而出也是有其特殊背景的。

　　而埃塞俄比亚则与中国的情况有些相像，有协会管理，有国家队组织，因此在奥运赛场上，有国家力量的埃塞俄比亚队更为强势，也更容易造就格布雷西拉希耶和贝克勒那样的民族英雄。加上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真正的全职选手反而并不多见。

　　广州马拉松男子组亚军选手丹尼尔·阿贝拉·维达约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就是一名IT工程师，他的大哥盖拉亨·阿贝拉是悉尼奥运会男子马拉松的冠军(两小时10分11秒)，维达约是在哥哥的带领下才开始的马拉松道路，因此跑步只是他的爱好。

　　而被誉为中长跑之王的埃塞俄比亚名将贝克勒，也是因为崇拜偶像格布雷西拉希耶才走上长跑之路，如今他已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顶级连锁酒店王国，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马家军以及邢慧娜、孙英杰之后，中国的马拉松已经再难形成集团优势，在奥运会和世锦赛舞台上也完全失去了竞争能力，能在世锦赛上报得上名的顶多只有5个人，实力也仅仅达到前30名水平，发展职业化道路已经到了合适时机。

　　事实上，中国并不缺少人才，在许多职业经纪人眼中，阻碍中国职业马拉松发展的不是天赋和人种，更多的在于难以打破的全运会制度。

　　中国女子中长跑队在今年初聘请了69岁的长跑名教头意大利人卡洛瓦，而这个意大利老头不止一次质疑过国内锦标赛为全运会积分的制度，在他看来，这些锦标赛打乱了他为运动员制定的全年训练计划，“该放的比赛非要要求成绩，到了要抓成绩的时候却跑不出来。”这成了制约卡洛瓦教练掌握控制运动员训练的最大障碍。

　　同时也因为积分任务，很多运动员无力再去参加更多国际比赛，不仅失去了与高水平运动员同场竞技和交流的机会，而运动员个人也无法从国外商业赛事中获得额外的奖金和出场费。仅仅依靠地方队工资、国家队补贴和成绩奖金，对于以长跑为职业的运动员来说是不够的，至少与外国职业选手相比落差巨大，也不可能成为运动员永不衰竭的动力。

　　如果能够摆脱全运会积分的制约，向职业化道路发展，在商业赛事中摸爬滚打，中国中长跑队伍里也许也能走出个把“李娜”式的运动员，在非洲黑人垄断的马拉松世界里，在职业马拉松顶端的生态系统里争取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