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丢人”
王桂英们也深知肩负的牌局之外的“重任”。
她们都穿了统一的服装，是中麻组委会给她们准备的。红色的短袖，上面有“中国”二字，右边是这一次第五届公开赛的会标，左边是中国国旗。看起来和奥运会上的那些国家队运动员别无二致。
“咱们中国每一个公民出去以后，你出去了你的言行不是代表你个人了，你的一言一行都牵扯到祖国，一定要注意素质。”王桂英说。
她们从西安赶到北京，马不停蹄转飞德国法兰克福，正是当地时间下午2点45分，相当于北京时间晚上8点。因为时差倒不过来，一行人都没睡好，安眠药也不顶用，“年纪大了，瞌睡的时间点过去以后就睡不着”。但疲惫的老人们还不忘温习一下比赛规则和番法。
次日一早，转车越过莱茵河，他们到达河西岸的目的地法国斯特拉斯堡。比赛两小时一局，一天四局，这让深陷时差困扰的老人们难免有些体力不支。但他们还是个个昂首挺胸，看起来精神饱满。
比赛中，王桂英感受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咱们国内一比赛，开始也是很安静，但是渐渐地各人说话声音就大了，和牌一喊，周围全能听见，也有零星的闲聊声。但在法国的这个赛场里，由始至终都很安静，依照世麻2006年出台的比赛规则，会场里不能抽烟，比赛用语只能是中文发音的‘吃、碰、杠、和’等几个字“。
“出去了以后公共场合不能大声喧哗，见了外国朋友你不会简单的英语，你就用中文来说你好，人家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要表示感谢，碰到人家了要说对不起，因为咱们是文明古国。”老太太这样总结。
不过，成绩糟得无法交代。网友们看到新闻里王桂英们穿着疑似国家队服，还自称“国花队”，觉得这些“烂牌技”老太千里迢迢出国比赛，不仅是丢人，更是“浪费国家的钱”。
对此，姚晓雷和王桂英都说，这是网友的误解，“我们所有的选手都是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花销费用基本上要不是自费，要不是有一些民间团体资助”。而那个“国花队”称谓，不过是福建一家名为“国花”的企业冠名而已。
“你就说我们这次是牌没有打好，但是我们没有丢人。”王桂英一字一句地说。
“为老同志服务”
不仅被网友冷嘲热讽，比赛回来之后，连熟人朋友不免也在茶余饭后调侃几句，比如：“我们要去了就不至于打这么臭。”
老太太的儿子和儿媳出来挡驾：“你们根本就不懂那144张牌的竞技麻将，有一套规矩，全世界都执行，可不是随便闹着玩儿的！”
在陕西，本地人玩儿的是136张牌的麻将，与144张的竞技麻将比较，少了8张花牌，规则也简单，就那么几种番法，与北京等大多数北方城市的地方麻将类似，俗称“推倒和”。
王桂英是个老牌手，也是陕西竞技麻将联谊会的核心成员之一。成员都是来自各个高校退休的教师，还有中央驻陕企事业单位、机关单位的退休人员。大约180人。
麻将成为一项赛事，始于老干部群体。1980年代末，在当时安徽省体委退休老干部张普生的建言下，国家体委尝试着搞起了全国首届老干部麻将邀请赛。1998年，国家体委正式推出首部《中国麻将竞赛规则》，并在哈尔滨举办了竞技麻将规则培训班。
各地体委都派人去学习，其中陕西省派出了三人，都是来自国防系统的老干部，其中一名处长，正是王桂英的丈夫赵宝国。三人学习归来，在陕西省内办了几期学习班，培养了很多竞技麻将的裁判员和教练员。
王桂英那时48岁，在当地的国防系统里负责老干部工作，因为丈夫的缘故，“近水楼台”，便参加了省内第一届竞技麻将学习班。“我们把这当成为老同志服务，当成一个工作来干。”2003年，陕西成立了全省竞技麻将联谊协会。
在协会里，王桂英如今很少上桌打牌，更多的时候，她是组织者，只有在某一桌三缺一时，她才临时补个缺，其他时候主要还是辅导一下新手。
平时实战不多的王桂英，近年来参加了不少比赛。2013年在法国西南部大城市图卢兹的那届法国麻将锦标赛，她也带队参加了。当时一同前往的，还有来自北京的三名大学生组成的高校联队。
当年身为北京大学数学系研一学生的杨政，就是高校联队的三人之一。对当年一同战斗的“王阿姨”，杨政的印象很深。
“年龄大了以后，整个反应各方面还是会差一些。而且她们不可能像我们大学生那样，很有理论性的知识，基本上是通过讨论，通过数学的可能性概率去判断，去指导我们打麻将的。她们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在水平上她们可能和年轻人还是有一点差距。”杨政说。
最后，在与那些年轻的老外牌手对决中，王桂英领衔的西安队获得第七名，而高校联队获得第四名。这也已经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丢人的”新闻。
“在这个麻将大国，不拿个冠军，都不好意思回来。”杨政后来说，这就是一个“无知而残酷的现实”。
“麻将牌手没有常胜的，当然我们是牌技不如人，回来以后要认真总结。”王桂英说，她们都是自费出国比赛，“热爱竞技麻将，走出去也承担了一回使命。”在她看来，“这次输，引起大家骂，也是一种关注，等于宣传了一下竞技麻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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