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体制拼金牌是暴发户嘴脸

　　中国队佳绩难平“举国体制”质疑

　　一棍子打死举国体制不公道

　　截至记者发稿，中国代表团在2012伦敦奥运会上以17金9银4铜的好成绩排在奖牌榜首。

　　面对好成绩，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奥运会并没有调动起国民的运动热情，相反国民不运动、国民体质连年下滑，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体育的“举国体制”制度再次引起人们的思考。记者在新浪微博，就“举国体制和奥运会”查询，就有十一万多个结果，其中大多是质疑的。为此，中国青年网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网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2012年7月30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8公斤级决赛中，李雪英以246公斤的总成绩夺冠，打破奥运会纪录。图为，中国选手李雪英在颁奖仪式上展示金牌。

　　“那种不由分说将举国体制一棍子打死，是不公道的”

　　针对上述质疑，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质研究会委员、北京大学人文体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何仲恺对中国青年网记者直接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说法仍有待商榷。“事实上，和以前相比，我国喜欢运动、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以北大为例，校内体育场馆的利用率在不断提高。此外，进行体育锻炼是个习惯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有较快改善。”何教授补充说中国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经济条件都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近现代中国国民体育的发展。而现代体育的观念和许多体育项目都来自西方，以西方标准来要求中国未免简单粗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生活质量意识的提升，一直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体育锻炼中去。”他对近年来中国人的体育锻炼热情表示了肯定。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兆路表示：“在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一体制保证了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集最有效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使体育竞技事业成长起来。体育事业的发展在当下还是需要政府重视。”并举例说明，“美国加大对体操项目的投入之后，成绩就很好;当年的苏联在世界体育运动史一支独大，就缘起举国体制，独立后的俄罗斯，有官员就说还要继承举国体制的制度。”

　　众所周知，奥运会是竞技体育，“全民运动”是一种群众体育的体现。竞技体育的目标，是拿金牌争第一，挑战人类的运动极限，不断冲击世界纪录，参与人数较少;而群众体育参与人数最多。但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何仲恺表示，群众基础好了，竞技体育运动也会得到发展;竞技运动上成绩的突出，也会激发群众对某项运动的热情，他还以姚明的例子加以说明，“姚明的出现，让许多青少年朋友爱上了打篮球。但二者并不呈现为强性的依附关系，更多情况下，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didiao2010”的观点和何教授的观点一样：“我觉得举国体制和全民体育并不矛盾，举国体制确实可以确保奥运会奖牌数，但是却代替不了全民体育。当然，我们要发展全民体育，但是也不要过多批判举国体制。毕竟五星红旗一次次的升起确实有赖于举国体制。”

　　网友“Gorllor-叶盛昌”说：“假如没有举国体制下的体育，中国代表团将会在奥运会上排不上名…什么叫举国体制，就是运动员的一切训练都由国家支持…如果国家不提供这些帮助，那你说哪个老百姓又能代表中国去参赛，指望我们有人凭自己兴趣花自己钱去训练么?”

　　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杨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举国体制是中国竞技体育走向强盛的不二法门。集中力量，选拔和培养运动员训练并参加比赛，这种做法已被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所证明。2012年伦敦奥运会正式比赛首日，中国军团豪取四金，领跑金牌榜，这就是体育举国体制训练的最好证明，所以，那种不由分说将举国体制一棍子打死，是不公道的，这既是对中国体育历史的抹杀，也是对中国体育成绩的罔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是实施举国体制的基础，为国争光的目标和有力的政府调控是举国体制的动力和保证，以国家队为龙头的多级条块结合的训练体系是实施举国体制的主要措施和组织形式，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是实施举国体制的重要标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2008年9月接受人民网采访时专门强调了体育举国体制的重要性。

　　“举国体制拼金牌是暴发户的嘴脸，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在谈到举国体制的弊端时，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的说法比较犀利，“时至今日，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需要大变革了。而瓦解这种举国体制，就应该从打破奥运的‘举国关注’开始。当奥运仅仅只是体育新闻，体育回归了体育本身，人们不再需要‘金牌证明’的时候，没有了‘举国关注’的舆论支撑和心理依赖，举国体制就失去了‘举国’的理由。”

　　著名财经媒体专家胡舒立在较早前就撰文指出：“体育‘举国体制’有如经济领域的计划体制，早已弊端重重，效率低下，弃计划、选市场势在必行。”

　　媒体人沈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的举国体制内，各级比赛的金牌几乎成为唯一重要的考量标准。所谓‘更高更快更强’，不仅指的是人类极限的超越，更是实现自我超越。每一位努力者都会在奥运大家庭里得到尊重，哪怕他只是比赛的最后一名。在我们体育界，这么说似乎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走向极端的唯金牌论已经异化了奥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强’成了‘无论如何要去赢得金牌’的单一途径。”

　　“有脑子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会把中国能得多少奥运金牌特当回事儿?除非与之有利益瓜葛。一个用举国体制搞体育的国家，说白了就是国家圈养一些运动员代表你锻炼身体，把大多数本该用来全民健身的钱都挪用了。锻炼身体这事儿能由别人代表吗?而且体育举国体制是特残酷的一件事，背后满是肮脏和腐败。”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说。

　　京剧学者，剧作家翁思再在微博上指出，“举国体制拼金牌是暴发户的嘴脸，不符奥林匹克精神。如果继续唯金牌马头是瞻，而且拿得过多，反而会激起现场的逆反心理，造成更多的掣肘事件。适可而止吧。”

　　网友“黄河那道弯”说，“感觉这次奥运会上截至目前为止闹剧是最多的，我没看一场比赛，但听同事说起羽毛球女双的让球事件，现场表现太过丢人，怎么能对得起掏钱看比赛的观众，举国体制决定了金牌至上的思维，奥林匹克精神终究斗不过实际利益，得金牌后奖金、荣誉丰厚，难怪丁宁最后都不愿与李晓霞握手。” 

　　“举国体制”的改革之路

　　“国家对金牌的狂热，也容易导致运动员也陷入这样的怪圈。和国外运动员相比，我们似乎太看重结果，而忽视了运动本身的快乐。实际上，享受运动的快乐，应该是最基本的对运动员的要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兆路提出自己对金牌的看法。何仲恺说：“在国外，许多运动员因为喜欢某项运动，就自己请教练进行训练，在中国，我们也看到了李娜。但是，更多的中国运动员并不一定喜欢某项运动，而仅把它当作谋生的手段。‘练出来’了，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类似于高考却又更加艰难的方式，把更多的运动员卡死在‘独木桥’上。”对于我们本届奥运会上首金获得者易思玲，我们应对她报以深深的敬意，她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我命运的事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但同时何仲恺也提出，很多从小练体育的运动员，由于忽视文化课，在退役之后，缺乏职业竞争力，就业困难。不仅如此，高强度的体育训练造成的身体损伤和精神压抑可能伴随运动员终身。

　　“举国体制”到底好不好?何仲恺强调，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也并未完全抛弃政府的作用。“我们应逐步增加市场的比例，减少政府的干预，达到最佳的结合点。当前，我国“举国体制”下的物质投入过大，应把其中一部分转移到全民健身上来，而把竞技体育的一部分需求让市场来消化。上海申花、北京国安等足球俱乐部，就是通过企业扶持的运动团体。

　　当下所谓的“举国体制”针对的是竞技体育，而在全民体育中，它发挥的作用，也只是由竞技体育的影响带来的。何仲恺也表示，推广全民体育，最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中国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体育的含义。长久以来许多国人对体育的观念仅仅停留在‘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认识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英文是Olympic Games，运动的本质，其实是游戏。体育是让人类做游戏，在游戏之中回归自然，获得成长。”他将各种体育运动的出现的本质归结为“为‘玩’发明了各种游戏和规则”，在“玩”中，人们可以极大培养自身的创造力、观察力;可以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提高情商，最后才是增强体质，保持身心健康。不同于大多数人对体育与身体之间的关联狭隘认识，何仲凯指出，体育的功能多种多样，“社交、政治、经济、健康、娱乐等，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他一直强调推广全民体育，最重要的，是“一种全面、健康、积极的体育观的树立”，尤其应“从娃娃抓起”。“在教育中，应特别重视对于体育观念的灌输，培养青少年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并足以伴随其一生。”何仲凯补充道。

　　财经媒体专家胡舒立说，举国体制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并强调，“举国体制的改革过程应当是中国体育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过程。其重心之一，就是冷静地看待金牌价值，让体育回归本位。金牌的意义大可不必夸大，更不能政治化。已经摒除了自卑感的中华民族，不需要用不断增长的金牌数字来证明自己。有此清醒认识，则中国竞技体育与全民体育携手、中国从“金牌大国”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

　　“举国体制的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虽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举国体制也在不断改革和调整。目前，竞技体育经费的投入，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投资的新格局。有些项目通过市场运作，其市场资金来源已经超过国家的投入。很多体育比赛，已经由赛事经纪公司来运作。我们将继续沿用举国体制这一名称，因为它既是我们优良传统、有效模式的一种概括，同时具有凝聚剂、动员令的作用。对于举国体制，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一要坚持，二要完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