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做陈章浩的老人在澳大利亚接受《悉尼先驱早报时》所说的话引起轩然大波。这位老人曾经是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席队医，而他当时和薛印贤领导的医疗小组就是专门研究禁药和生长激素的。在这篇报道中，陈章浩老人坦诚自己当年曾在中国的50多名顶级运动员身上尝试过使用包括霍尔蒙、血液兴奋剂和类固醇在内的各种兴奋剂，甚至连姚明、刘翔都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关键节点上咨询过他。
1994年广岛亚运会上11名中国运动员被查出使用兴奋剂，以及马家军，王德显等中国田径届传奇人物曾经爆出过的兴奋剂丑闻。事实如此，实际上在上世纪40-70年代，反兴奋剂技术还不够发达的长达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兴奋剂在奥运史上是一个默认的存在，或者说潜规则。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甚至出现了奥运村的盥洗室里到处都是运动员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的可怕场景。“兴奋剂”已经成为奥运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污点。
兴奋剂缘何屡禁不止？
奥运会上一直在爆发兴奋剂丑闻，可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而且在反兴奋剂机构不断提升科技含量的同时，兴奋剂也没有任何消亡的痕迹呢？
Deca-Durabolin，代卡-多乐宝灵,丙酸睾酮，葵酸诺龙。体育界著名的合成类固醇，肌肉纬度和力量增长效果显著，对肝副作用小。一般用量从每周200―400mg到每天200mg，连续用2－4个月，它被运动员誉为最有效最安全的类固醇，所以也适合女子健美者。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兴奋剂检测手段，赶不上兴奋剂的发展，成为不争的事实。
增强肌肉力量几乎影响所有项目 兴奋剂诱惑力难以抵抗
目前最流行的“兴奋剂”，是合成类固醇药物。这一类药物包含很多种类和名称，但唯一不变的是它们都是雄性激素的衍生物，服用类似的药物能够明显增强运动员的肌肉力量，众所周知的是，奥运会上几乎所有比赛项目都需要出色的肌肉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合成类固醇被禁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彻底绝迹的原因。前美国奥委会运动医学与科学部主任、医学博士罗伯特-沃伊就曾说过：运动员为了提高成绩而服用类固醇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在所有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中，迄今还未听说运动员服用雄性合成类固醇的，仅仅剩下乒乓球、男女花样滑冰和女子体操等几个少得可怜的项目。沃伊博士宣称：在所有需要爆发力、耐力和速度的项目中，都有运动员服用雄性合成类固醇。
因此单从药物作用上分析，是否使用兴奋剂几乎能够决定一名球员能否夺得一项关键赛事的冠军。如此之大的诱惑确实让很多运动员，教练员甚至国家奥组委难以抵挡，而这也是兴奋剂始终没有消亡的最根本原因。
为追赶美苏中国被迫“用药” 谁不用谁落后已成共识
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长达30年时间内，各类兴奋剂的使用甚至已被摆到了明处，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奥运村的盥洗室里到处都是运动员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显而易见，当时绝大多数的运动员都在使用包括苯丙胺、麻黄素在内的一系列精神刺激类药物，以保证自己能在比赛中比对手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如果有人坚持不使用兴奋剂，他在奥运会上将会迎接的就是努力四年，最终败给那些使用兴奋剂的选手铩羽而归的悲惨命运，从陈章浩老人接受《悉尼先驱导报》的采访中我们也能读出这样的一层含义：当年美国、苏联，东德国都在大量的使用兴奋剂，为了赶超这些已经在奥运会上披金斩银的国家，中国代表团才“跟上潮流”，开始研究，并将类似的禁药使用到运动员身上。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兴奋剂检测永远赶不上兴奋剂发展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容易被检查出的苯丙胺、麻黄素等兴奋剂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不容易被查出的各种能够增强运动员个人能力的各种方式。比如在上世纪70年代，血液回输（运动员先从自己身上抽出一部分血液保存起来，临近比赛前再注射回体内，以便增加血红细胞的数量，把更多的氧气输送到肌肉，从而提高运动能力。）就开始在奥运赛场上风行，而直到1994年冬奥会，国际奥委会才开始进行相关的检测。
又比如至今仍未绝迹的合成类固醇药物，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被许多运动员大范围使用，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这种药物完全处于无法查出的状态中，因为一直未研究出准确而可靠的检测方法，国际奥委会迟至1975年才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随后一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11名被检测出使用禁药的运动员中就有8人使用了合成类固醇药物。兴奋剂和反兴奋剂斗争，这就好像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欺骗者总能寻找到一些新的药物和方法战胜检查系统，从而保持领先地位。
举国体制下，兴奋剂更加泛滥
兴奋剂的使用，这是运动员个人行为。但在很多时候，这样的个人行为都来自其背后的神秘力量，纵观整个奥运会的发展史，最泛滥的兴奋剂事件都出现在奥运举国体制的国家之中。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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