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救救我”
1997年3月的一天，古雨蹲在床边吸毒，刚好被父亲从房间门缝里看到。
父亲一脚把门踹开，扯下堵门的铁头，大概有七八斤重，甩手朝她头上砸去。“如果砸中了，我当场就死了。”古雨说。
古雨说，她的爷爷早年曾抽鸦片，她父亲深知毒品的危害。“姑娘呀，这个（戒毒）要脱胎换骨啊”。父亲说完，大哭起来。
古雨记得，她抱着父亲的腿，哭着说：“爸爸，救救我。”
此时，她已经没有能力戒毒。
1997年，在家人建议下，她开始服用一种叫“三唑仑”的戒毒药，这种强效麻醉让她大睡三天。此后，为了能继续睡去，她又一气吞下15粒药片。
醒来，她发现一只眼睛看不到东西。因为药物过量，烧坏了她的眼神经，“这只眼视力只有0.1了，几乎失明”。
然而，古雨还是难忍毒瘾，再次偷跑出去买毒品。
1997年6月，古雨被关进戒毒所，经过三个月的强制戒毒。刚回到家，她收到了单位的辞退通知。
被辞退后，古雨继续从家人手里骗钱买毒品。古雨说，为了吸毒，她甚至还去一家四星级酒店，用英语为别人介绍出台女，赚取毒资，她变成了“老鸨子”。
和古雨一起做“老鸨”的还有一男一女。古雨说，他们三人合伙“介绍生意”，赚了钱就一起买毒品。
她说，现在身边的朋友已有十几个人因为吸毒过量，很年轻就死掉了，其他人大多“妻离子散”，有人戒掉毒瘾永远离开了这个城市。死者中，就有那名女“老鸨”。
爱情与低保
1998年，古雨又因复吸毒品被抓，劳教两年。
劳教期间，她的母亲去世。“临走没给我留下一句话，我在她心里已经死了。”古雨说，在戒毒和劳教期间，父母从未看过她一次，只是托她两个哥哥送钱。
2003年，古雨被第三次劳教后回到家，父亲查出了癌症。在照顾父亲最后的日子，她决定戒毒。
社区主任张寿萍说，她带着米、面去看望古雨一家，发现他们已在为一日三餐发愁。“他父亲当时已经卧床，说了好几次，让我们照顾她（古雨）。确实太可惜了，一个大学生。”
古雨说，从2003年开始，她没有再吸毒。
在接受社区的帮教时，30多岁的古雨遇到了她的爱情。
穆新月，一名小她两岁，吸毒史更长的男子，脸色比古雨更暗，双腿因吸毒患上了脉管炎，下肢已布满黑斑。
他曾是一名铁路工人，1988年，被单位临时抽调，在铁路系统内查处易燃、易爆品，以及毒品。期间，穆新月曾查获一批毒品，私藏起来没有上交。之后，穆新月便开始吸毒，无法自控，曾三次到戒毒所戒毒，都没戒掉，工作也丢了。
后来，古雨和穆新月所在的社区，帮他们戒毒康复和申请低保。享受低保的条件是：他们须定期进行尿检，检查不再吸毒方可继续领取低保。
据张寿萍统计，得月桥社区登记吸毒人员有100多人，在享受低保的30多人中，有六七个人坚持不住，再度复吸。“古雨能坚持戒毒近10年，不容易。”
帮教别人戒毒
2006年7月，古雨和穆新月注册结婚。
婚后，穆新月想要自己的孩子。但是，家人担心，两人的吸毒史会不会给孩子遗传毒瘾。
“我们是想找一个新的生活目标。”穆新月说，到医院检查后，确认两人的身体状况可以要孩子。怀孕5个月后，古雨还犹豫，“将来拿什么养孩子。”
古雨说，她和穆新月都曾找过几份工作，不过，公司一旦知道他们有吸毒史，即便已戒毒多年，但还是很快会被辞退。
2007年3月，古雨、穆新月和新出生的儿子，住进了刚审批的廉租房。让他们高兴的是，目前，没有发现儿子有什么身体状况。
2009年4月，古雨成为一名社区帮教，帮助社区40多名吸毒人员康复。她经常入户与这些吸毒人员交流，讲自己的故事，告诫别人不要碰毒品。
现在，得月桥社区组织戒毒活动，社区主任张寿萍都会交给古雨。张寿萍说，她能策划、能组织，还能写稿子、做主持，很多社区的吸毒人员并没什么学历，古雨是最高学历者之一。
如今，古雨的帮教工作已期满，每天除了做饭、洗衣服，接送孩子上下学，就是刷“清洁纸”挣钱养家。
和穆新月一样，古雨和她吸毒的朋友们逐渐断掉了联系。在他们看来，只有和这些人断掉联系，才能真正脱离原来的环境。
古雨从未参加过大学同学聚会。每次接到邀请，她会问，是AA制还是轮流请客？得知是轮流请客，她都会借故推托。
回忆起十几年前的自己，古雨“啧啧”感叹。她说，如果不吸毒，她可能还会留在财政局。“早就是中层了。”古雨低头吸了一口纸烟。
（应采访对象要求，古雨、穆新月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孟祥超 云南报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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