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到地狱
每次接受采访时，桑兰都很在乎自己的形象，一定要画完妆才能拍照。由于手没有知觉，桑兰完全靠牙和嘴，她把粉刷、眉笔放到两个手掌根上紧紧夹住，然后费力地抬起双臂来描画。放下这些工具时，桑兰很难做到轻放，在离桌面还一尺的地方，她就会“啪嗒”一声把这些东西扔到桌子上，似乎在跟谁在制气。
如果记者在她化妆没完成前抢拍了几张，桑兰会说“哈，我知道你们记者，总拍别人状态不好、样子不好的时候，然后发在网上――哇，你看她多丑”，桑兰张大嘴做了一个被偷拍的怪样子。
桑兰爱美，喜欢定期到住处附近的朋友介绍的一家美发厅去做头发，也喜欢逛商场，只是逛得少。她经常上网，打字时就用两个手柄模样的工具，套在双手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慢慢敲。“我也爱听音乐，也爱看电影，但是平时最喜欢的是看电视。”
桑兰回忆起1998年7月以前的自己，作为国家队队员，衣食住行已经完全被国家“承包”，只专心练好体操就行了，“那时真省心，啥都不用多想。每天全封闭训练，特别单纯。”桑兰记得，进入国家队那一天是1993年12月17日――这个日期她至今可以脱口而出， “在省队时听说国家队训练强度大，说实话也挺矛盾。不过当时周围每个人进国家队的信念都特别强，觉得穿的衣服都顶着国家两个字，特光荣。”
第一次参加全国锦标赛，桑兰开始崭露头脚，取得了跳马第三名。随后两年，她依旧保持了上佳表现，成绩逐年进步，第二年在全国锦标赛中取得第二名，第三年拿到了全国冠军。
直到1998年7月的友好运动会。
平时，一个特制的轮椅将她的整个后背和腰固定住，然后用安全带绑起来。否则，她很快就会从椅子上滑下去。桑兰说话时喜欢打手势，但和一般人不同，由于持续的肌肉萎缩，她的小臂和小腿都非常细，一动小臂，手就会软软地甩动，像是在挥舞。
吃饭时她双臂伏在桌上，吃饭速度不快，饭量也不大，但喜欢吃肉。黄健说，有时桑兰饿极了饭量也大，上次还一顿吃了两肉夹馍。她最喜欢吃的还是家乡的醉蟹。餐桌上，桑兰总是大声和朋友们用宁波话聊天。
1999年，中国的运动员还没有办意外保险，伤后回国的桑兰最早拿到的一笔钱，还是国家按照“公伤”补助的40万元人民币。桑兰说：“国家体育总局给了20万，浙江体育局20万。”从此桑兰正式从体操队退役，离开了大包干的国家队。
浙江体育局从1999年开始每月发给桑兰工资1000余元，目前已经增长到每月1600元，另有600元的保姆费。
桑兰知道，生活从此主要要靠自己了。
刘谢夫妇这时管理着桑兰基金，总共17万美元，都是美国华人捐献的。桑兰每月可以从桑兰基金里得到500美金的花销。2002年刘谢夫妇还帮助桑兰联系到了星空卫视的主持人工作，桑兰为此能得到每月3万元左右工资。
谈到桑兰的待遇，浙江省体育局李云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桑兰的待遇级别不是什么现有政策规定的，是局里定下的。是针对桑兰的特殊政策，不是谁都有这个待遇的。桑兰毕竟伤的那么重，都已经从国家体操队退役了，不能再从我们这里‘退役’，不能把她彻底推向社会。但是她的工资级别又不能按照身体健康的运动员的级别定，我们是尽力帮她做一些事情。”桑兰伤后，浙江籍运动员均可以享受到3份保险，一是国家体育总局委托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提供的“伤残保险”，还有浙江省体育局为运动员购买的伤残保险及运动员参赛组委会提供的意外伤害保险。
到2008年，星空卫视因为桑兰的节目已经结束，和桑兰解约，桑兰从此不再有高工资的工作。
2005年，曾经有一份100万的广告合同摆在桑兰和她的经纪人黄健面前，但同样的客户，给另外一名著名运动员的钱是这个的10倍。经纪人黄健感觉不公平，拒绝了。“我现在很后悔，这么多钱能请多少年的保姆！”黄健说。
黄健觉得，桑兰被人称作“微笑天使”， 也许和桑兰最契合的是跟笑容有关的商品。可14年过去了，依然没有牙膏或者口香糖之类的广告找上门来。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有。黄健说，“她不能这么一直傻笑下去吧，难道50岁的时候要被称作‘微笑天使姥姥’？”
一件突然发生的危险事件，让黄健和桑兰终于下定了去美国维权打官司的决心，也让桑兰从此成为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一位“麻烦制造者”。
这是2009年的一天，就在“保姆门”事件不久，桑兰家里因欠费停电。黄健出门去买电，所有人都不在家。桑兰在黑暗里等了两个小时，还不见黄健回来，就给黄健打电话，打了很久没打通。桑兰突然觉得，难道自己就真的动不了了吗，以前自己可是个运动健将。她用还有知觉的双臂把自己的身体往床下一点一点推，她无法控制地从床上摔了下来。周围一片漆黑，她卧室的窗帘没有拉上，外面遥远的商场闪着光，映照了她的恐惧，“我很害怕，很希望有人来救我”。
那天她从卧室爬到客厅，喊“救命”，但是没人搭理。桑兰又爬回卧室，把被子从床上拽下来裹在身上。直到黄健回来，才从地上“救”起她。
“我一进家门，看到地上遗落的床单，还以为是遇到窃贼了。”黄健说，“等看到躺在地板上的桑兰，用被子紧紧裹在身上，我的眼泪‘唰’一下流了下来。”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黄健眼圈还是红了，眼泪差一点掉下来。“我当时想，等桑兰父母不在了，我老了，谁来管桑兰呢？我必须让桑兰的积蓄能请得起护士和保姆。”
那天以后，桑兰说她更深刻地理解到，如果自己不坚强勇敢地积极生活，“生活就停止下来了，就随我而去了。”桑兰说，因为手指不能动，她没法给自己导尿，“如果我像刘岩那样，手指能动，上身没问题，我一定不会请保姆，也不会麻烦别人，我可以自己导尿、做饭。”
14年来，桑兰没有一天离开过别人的照顾，开始是刘谢夫妇和父母，后来是黄健和保姆。“离开人无法导尿，我的膀胱和血压就会急剧升高，随时就有死亡的可能。”对桑兰来说，活着，仍然是最大的意义。
黄健在海淀区的家里有两棵高大的植物，名字是“幸福树”。黄健爱叨念，“等桑兰50岁了，我已经是老头，那时候她怎么办？”这是他死命要打这场官司的根本原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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