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诉讼案中律师程序参与不充分，谢亚龙从侦查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都无法与律师见面
中国的刑事诉讼案中，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律师的参与程度低，同样是翻供频繁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侦查阶段，律师不能参与辩护，只能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没有在场权，没有与犯罪嫌疑人的通信权，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受到限制。据谢亚龙律师的申诉信说，谢亚龙在侦查阶段和退回补充侦查阶段都无法见律师，审查起诉阶段仍然不许律师会见。
此外，由于中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刑事法律援助多集中于审判阶段,侦查阶段基本上靠犯罪嫌疑人自己聘请律师。同时,由于我国律师参与刑事辩护风险极大,导致律师不愿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因此,刑事辩护率极低。这就导致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遭受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或者受到诱供、骗供,非自愿进行了供述,而后在起诉、审判阶段就会推翻原供；另一种是犯罪嫌疑人在欠缺相关法律知识的情况下,盲目承认有罪,随着诉讼的进行,一旦他发现承认有罪的结果与他当初设想完全不同时，也会推翻原供。
刑讯逼供在侦查中往往难以避免，谢亚龙称自己曾遭电击、水浇，耳朵被打出血，供词是刑讯逼供下交出
在上述几方面的原因作用下，中国的法律案件中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往往难以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此造成。侦查人员对于口供证据和线索有着强烈欲望和浓厚兴趣，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询问有法可依于法有据，加之刑事诉讼侦查过程中对于侦查的监督薄弱，公检法往往急功近利，刑讯逼供成为普遍现象。谢亚龙在法庭上就提出，自己曾遭电击、水浇、耳朵被打出血等，所提交的供词均是在刑讯逼供下完成的，“如果不说认罪活不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在20世纪90年代曾有过统计，刑讯逼供大约每年立案300-400件，在1996年以后就对此数据讳莫如深。2005年时报告中又透露出该年刑讯逼供立案数在110件。来自《青少年犯罪研究》期刊的一篇题为《刑讯逼供调查报告》的文章显示，47.54%的警察调查对象对嫌疑人有过很多次或多次“粗暴行为”，只有11.48%的被调查者表示“从未有过”。
三，翻供并非毫无风险
谢亚龙翻供的同时意味着获得减刑的因素不复存在
根据以往的案例，由于谢亚龙有自首情节，法院在量刑时会从轻、减轻判罚，但既然谢亚龙已经翻供，那法院量刑时就不会考虑轻判。被告人以及代理律师固然有权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翻供的行为客观上是推翻了以前自己的供词，就已经不存在认罪态度良好等可以获得减刑的因素。
谢亚龙自称被刑讯逼供的事实能否得到认定，这需要一个过程。根据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不过，在中国，由于刑讯逼供而最终被判全部证据无效的案例极为罕见。
假如被认定为恶意虚假翻供，谢亚龙将面临更为不利的裁决
翻供的同时，犯罪嫌疑人也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假如翻供确实属于客观事实，自然会得到合理公正的对待。但假如裁决认为系恶意虚假翻供，谢亚龙将会面临更加不利的裁决。一方面翻供使其丧失了从轻处理的权利，另一方面虚假恶意的翻供是可以作为不利被告的证据采纳的。现在，就看法官是否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了，而最终其翻供又会面临什么样的裁决了。
结语：无论是从话语系统还是实际司法实践看，“翻供”都充满了贬义色彩。然而，翻供不但本身属于合法正当的权利，而且在现下尴尬的司法环境中，对于谢亚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为数不多的法律武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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