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网决赛后的发布会上，李娜把个人团队之外的功劳记在了孙晋芳身上。“我觉得如果没有当初她的改革，可能现在也不会有我们这样的成绩。她的角色让我们有更好的发挥余地。”
这一点连老外都看得明白。女子网球界的传奇人物纳芙拉蒂诺娃说：“李娜在几年之前选择了单飞，这将帮助中国重新思考培养世界冠军的模式。”
李娜并不否认，即便现在，举国体制依然在她身上不时散发余温。“我现在还是国家队队员，如果我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比如说在签证方面，我还是会向网协寻求一些帮助的，我们也保持着非常不错的关系。”
尽管所属项目不同，但李娜与姚明在寻梦道路和国际影响上已有颇多相似。姚明用承诺交纳超过千万美元的培养费用，换来了一张NBA的通行证，李娜的单飞路也不比他平坦。
《体坛周报》篮球专家杨毅评论道：“李娜和姚明……成功险中求。当国内体制和环境不能再继续提供平台……就该帮他们打开大门。而打开这扇大门，需要的是掌门人的心胸。”
按照惯性思路，中国开始期待下一个李娜的诞生，或许最大的门槛，便在于每年数十万元的培养费用。如今，李娜日均就要负担1.5万人民币的团队开支。
以人均GDP来分析历届4大满贯得主的国籍，这项依靠大量金钱支撑的运动，根本没有道理在中国诞生冠军。除非，这个中国人获得了国家的强力保障。
中央电视台评论员杨禹认为，复制李娜可遇不可求，但复制这条培养道路却是可行的。“在举国体制跟职业体育间找到非常重要的平衡点，可以在这样的道路上投入更多精力，让更多年轻选手在还没有条件单飞时先进入专业化体制培训。然后在适当情况下，有这样一个窗口，让他们单飞，这能让他们走得更远。”
当地时间2011年1月23日，2011年澳网女单1/8决赛，李娜2-0胜阿扎伦卡。
阿加西
2007年，单飞不单飞，奥运不奥运，李娜被烦心事四面夹击。在广东江门中国网协训练基地备战澳网时，李娜没个好气地说：“我不是奥运会夺牌的主力，没有什么任务。”
启蒙教练夏溪瑶在李娜法网夺冠后回想她火爆个性的形成，给出的见解是：湖北的教练都很有霸气，训练时口气很硬，因为很多教练是国内冠军，慢慢队员也就变成了这个性格。
李娜当年的陪练张爱民觉得李娜就像个东北女孩，“她不好，她马上就表现出来情绪，不会隐藏，是一个很直的人。”
2007年8月，本刊记者在耐克北京旗舰店的揭幕仪式上见到李娜。亲赴王府井捧场的明星，还有刘翔、郑洁，以及巴萨队员罗纳尔迪尼奥和赞布罗塔，个个嬉皮笑脸。但惟独店内的李娜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与拍照，冷面一副，没给理由。
日后谈起曾经的大炮语录，李娜有一次说：“其实我真的不是要伤害谁，只是抑制不住地就想要那么说。”
李娜的偶像是八夺大满贯的网球名将安德烈・阿加西，一个被认为实现了从桀骜不逊的青年到思想深邃的父亲的人生救赎的美国人。“其实每个阶段的阿加西我都喜欢，因为都是真实的，他都在展现他自己，我也想做我自己。”
美国《体育画报》主笔加里・史密斯在一篇阿加西退役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个阿加西，两个阿加西，三个阿加西，四个阿加西，五个阿加西，六个阿加西，七个阿加西，更多的阿加西。可曾有哪位运动员像阿加西这样改变良多？没错，你看见老虎伍兹改变了他的挥杆，迈克尔・乔丹改变了他的运动，但是，谁改变了自己？自我完善，才是体育界最难得一见的成就。”
李娜暂时还没活到阿加西那个份上。在一次澳网的赛后发布会上，李娜对媒体说：“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运动员应该生活在一个框框里面，如果不在那个框里，就说叛逆啊，不服从组织啊。这对运动员和运动员所从事的项目不是一个好的推广。”
表演性备受推崇的当今体坛，观众愿意为运动员的个性埋单。北京奥运会前，中国女网的成绩已经令世界侧目。但队员集体行动、统一后勤保障、领导现场督战的特色还是让她们在国际赛场上显得格格不入。
现在，中国观众愿意在赛后迟些换台，就为了听听李娜如何在现场采访中展现机智与幽默。
她在今年的澳网半决赛后，说老公姜山的呼噜声让她前一晚没睡好，逗得全场大笑。
她曾笑言促使自己前进的动力是比赛奖金，而姜山给予她的最大帮助是他的信用卡。
比赛不顺时，她敢于喊观众闭嘴，甚至曾当着全场，把姜山怒吼出去。
这一部分是李娜个性使然，另一部分，也是体制之外赋予运动员的魅力与自由。
而在像中国乒乓球这样极度体制化的项目里，同样的做派对运动员则意味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2006年3月，22岁的乒乓国手陈在日本举行的亚洲杯男子乒乓球单打决赛中输给队友王皓，懊恼之下摔了球拍，踢了挡板。这一举止很快被国家队定性为“严重的赛场作风问题”。主帅刘国梁称陈“给中国乒乓球队多年来的光辉形象抹了黑”。
回国后，乒乓队随即召开处罚会议，每个队员都要站出来发言，对陈进行批评教育。会场上被反复提及的字眼是“浮躁”和“失控”。当着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镜头，陈被要求把致歉信连念两遍。
中国人
邹市明从不掩饰自己对职业比赛的渴望，这个北京奥运会男子拳击轻量级冠军，一直想去参加有着高额奖金的WSB世界拳击联赛。但考虑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临近，国家体育总局一直未予放行。
国家拳击队总教练张传良说：“奥运会冠军会影响一批人，而一条金腰带则会影响几代人。我很理解邹市明想在职业拳台上一展身手的渴望，但作为国家一手培养出来的奥运冠军，他身上肩负的东西还是太多了。”
就算是完全依靠家庭培养成功的丁俊晖，也曾为亚运会而不得不放弃同一时间的国外比赛。
体育人文学者易剑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每一分钱都出自父母之手的丁俊晖，仍要迫于压力为国争光，更勿论姚明和王治郅了。“我们国家对竞技体育过程里的国家道德责任期待太高，过去女排和乒乓项目‘让球’，也都是打着国家道德的名号。而李娜恰在此时展现了中国运动员的丰富侧面，于是才得到了更多国际关注。”
李娜加冕法网后，当年她与孙晋芳对攻的新闻页面，在微博上被网友疯狂转发。孙晋芳出身中国女排，是上世纪80年代“女排五连冠”伟业的功臣之一。网民给她贴上体制内的标签，不由分说地将其归为“娜姐”的对立面。
同处体制内的中国体操队员陈一冰也没能幸免。他在李娜夺冠次日发表微博：
“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职业化，每年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比赛，目的也很明确，输了再提高自己，赢了有高额奖金，完全为了自己，不用背上什么。而我们呢，一年一个世锦赛 四年一个奥运会，可怜的我们连联赛也没有。一个运动员能有几个四年？成功了因为我们国家体制好？如果四年换来一个失败呢，我们的付出呢？”
“我非常感谢国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没有国家这样的体制，我们根本没法进行正常的训练。体操这个项目，是必须国家来扶持的，要不我们去哪训练啊。”
与来自国家方面的贺电一起，陈一冰的客观陈述在网上遭遇猛烈的文字中伤。
李娜的胜利已经派生出这场比赛无力承载的民众意见。她的成功似乎已经和网球场关系不大，而在于其终于脱离国家，化身为了“体制斗士”。
易剑东说：“孙晋芳是在传统体制眷恋原有模式的前提下大胆尝试创新的例子，完全不应该受到指责。现在专业理性的眼光在我们国家很缺失，网络社会无情地消解着一切正向的主流价值观，而种种无厘头的对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专业的蔑视恰恰有很多发言通道，颠倒着世间黑白。”
李娜的单飞没有问题，但也没有那么多假想敌。新华社记者杨明写道：“李娜的大器晚成是国家与个人利益形成共振的结果。”
只是，国家利益与个人诉求在当前社会形成了太多共震而不是共振，一旦出现了一个貌似是个人战胜体制并且成功的故事，民众就普遍陷入自high。对待一项体育成就，国人今天依然会形成极端的观点。
李娜没有回国，她已经开始备战6月下旬的英国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而那座代表法网女单最高荣誉的苏珊・朗格朗杯，仍在国内反反复复，被人们持续而反复地阐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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