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男人的愤怒
2009年，李承鹏与《足球》报的两位同事写了一本《中国足球内幕》。书一推出，他就遭到众多围攻，说他造谣、诽谤、吸毒，甚至是被富婆包养。一家中超俱乐部的老板还声称要起诉他。
“我得不到来自于报社的支持。”2010年3月，李承鹏来到报社总部广州，办理了辞职手续。“我知道了真相就在那里，可是不能写，但是这不是足球报的问题，也不是足球的问题。”李承鹏说。
2011年的1月9日，距离《中国足球内幕》发布整整一年，李承鹏获得了“2010出版人年度作者奖”。一年前围攻他的媒体称他为“大侠”，因为他书中所披露的那些事实再次被证明是真实的。
“这是对我的一个小讽刺，这是对时代的一个大讽刺，”他说，“他们半夜都在组织开会大骂我，喝酒喝醉了还要发微博说我是文盲，天下有文字写得这么漂亮的文盲吗？那我们的扫盲工作实在太失败了！”
他引用王小波说过的故事。王小波父亲所在的研究所总有这么一个可爱的现象：本来争论的是学术问题，可实际上大家争论的不是学术而是人，比如不是争论亩产是否可以过万斤，而是花了大量时间争论对方是不是资产阶级和反动派，通过把对对方肉身和灵魂的消灭，从而达到学术上的正确。
离开足球的李承鹏选择了一条和王小波类似的道路：成为一个自由人，写小说，并发现写小说能够养活自己。
这似乎是一条反方向的路――文学应该是年轻人和理想主义者才干的事情。
他害怕看到40岁的男人，脑袋谢顶，肚腩突出，身材发福，“低眉顺眼像是认识了世界却是早早向人生俯首称臣”。他想要达到的40岁男人的状态是犀利依旧，愤怒依然，却有了迂回的方式。
在新书《李可乐抗拆记》中，李承鹏虚构了一个钉子户打败拆迁队的故事。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自慰。“它（小说）能帮我完成现实中不能打赢的胜仗，因为我明明知道钉子户不能打败拆迁队。”
对于写作，李承鹏说这是一场艰难的攀登，处处是雷区，处处是禁区，好不容易趟过，还有无法掌控的审查。“《李可乐抗拆记》都删遍了”，他叹了口气。
李承鹏有自己写作的独特习惯：房间必须足够温暖，即便是在冬天，也要能够单衣薄裤，甚至能够光膀子，把手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大口喝茶，然后开写。出于对于某一种姿势的偏好，他经常穿的那条粗布裤子，右边的屁股那儿已经被磨出了一个洞。
“别人读我的文章是快感，我自己有的是痛感。”他说。
出卖的不是人品
《李可乐抗拆记》出来之后，出版人沈浩波和他聊天，说，你们四川是一个盛产作家的地方，你看马识途的《夜谭十记》刚被拍成了《让子弹飞》，你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们都很会玩，会耍。
从2003年开始，李承鹏过了三年的“耍家”（成都方言）生活。2003年，正好赶上“非典”，成都的阳光非常明媚，他开着车去春游，去喝茶，认识了一帮空姐，个个都是菜刀妹的性格；他还认识了四川的驼峰车队，跟着人家一起去二郎山、喇叭河。
这三年也是李承鹏风格正式确定的三年，“每一字都要像瀑布一样流淌着它的力量”。
有一天，一位他敬重的老师告诉他，你的语言是你很大的特色，可是你自己没有意识到你现在在逐渐影响着一些人，你老是以韦小宝的形式出现，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就要相对的严肃一些，把一件事情说得更清楚一些。
小说――李承鹏选择了小说，来更清楚和严肃地表达自己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看法。
为什么不是更有冲击力和力量的杂文？“第一是容量大，第二是更鲜活，在一篇杂文里你无法探讨中国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小说里你就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生动的情节来说明问题。”他说。
现在，他的变化有目共睹。他少了很多玩世不恭与戏谑，写作对象也早已突破了足球的江湖。“我是写一篇亚洲杯的球评，还是连写三篇乐清？当然是后者，屁民们对我的期待，让我对公共事件持有旺盛的发言欲望。”
有记者曾略带挑衅地问他：你和慕容雪村都写那么危险的东西，你们是想出名吗？
这代表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于李承鹏身上的一种质疑：不写足球，写现实主义的小说，是为了出名，为了获利。
李承鹏并不否认自己的获利，他甚至向《中国周刊》记者首次承认，他从小说上获得了出版社百万计的预付稿费。
李承鹏这样回答那名记者的问题：“我们都是哗众取宠，都想出名，而且我们热情邀请中国所有会写字的人、能写好字的人，都参与到我们哗众取宠的队伍中来，那么中国就进步了。我写的不是大爱无疆，我写的是你不能随便强拆老百姓的房子。”
这次，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补充了一句：“我写字出卖的是我的作品，有人却非要说我出卖的是人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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