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回忆童年生活:邓小平曾经决定他的命运(图)

姚明（资料图片）

　　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巧合之一：中国身材最高的运动员的命运，会由历史上身材最矮小的领导人之一来决定。那就是邓小平，一个没人敢因为他的身高而小看的人。这个出生于四川农村的革命家有着一颗坚强的心，以及改变历史进程的不平凡的志向。

　　他更想要的，是把中国重新带回到她很久以前在世界上曾经占据的那种高度。

　　不过在一个能带来立竿见影效果的领域，中国有希望与世界其他国家平等竞争，并打破那道陈旧的，害怕与世隔绝的壁垒，那就是体育。邓小平的雄心是要建立一个能够在国外得到尊敬和钦佩，在国内能形成民族自豪感的体育强国。

　　新的体育战略，瞄准的是那些金牌数庞大的体育项目，即使那些项目需要从零开始学起。于是一下子，年轻运动员开始投入到许多从国外传入的体育项目的训练中，比如游泳、举重、射击，甚至是皮划艇。许多水平还比较低的篮球新人，转行去了手球队，还有成千的体操选手转练跳水(还有的后来成了自由式滑雪运动员)。1980年，中国恢复开展拳击运动，这项运动因为过于野蛮曾经被禁止了很长时间，而恢复的原因就是拳击在奥运会上有四十八枚奖牌。

　　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有超过三亿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年人构成的人才储备库，一种严格的督促运动员训练的体制。凭借这样的条件，中国体育工厂的培养网络迅速扩大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各地有超过三千二百所的体育院校，培养着将近五十万的年轻运动员。这些年轻人里，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因为这些孩子身上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坚定不移的品质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是被当成获得成功的重要元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让人瞩目的出自偏远地区的运动员，是一个来自内蒙古草原牧羊人的儿子。他就是蒙古族的蒙克・巴特尔，九岁时已经长到了1米82。他本来没什么机会离开相对不富裕的草原地区，直到有一次当地镇长来到巴特尔所在的小学视察，把这个高个子的孩子错当成了老师，还表扬他带的班级表现非常好。误会澄清后，巴特尔立刻被召进了省体校打篮球。这个蒙古族的大个子――后来他长到了2米11，和姚明、王治郅一起在NBA打了几个赛季――刚到体校的时候只会说几句汉语。但对一个出身非常穷困的孩子来说，体校无疑是个不错的出路，至少衣食无忧了。

　　对像巴特尔这样长在农村的孩子，体校是脱离贫困的一张通行证，保证了他们头上有遮风避雨的屋顶，还有能填饱肚子的食物。中国古老的文化一直是把“吃”放在社会交往的中心位置――即使到了今天，中国人之间最为常见的问候方式还是“吃了吗”――食物成了驱使运动员刻苦训练的重要动力。优秀的运动员能得到额外的食品配给券。即使像姚明的父母，他们的生活条件要比生活在蒙古草原的巴特尔的家庭好得多，食物也成为了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体校的因素之一。而在体育系统的最高层面，拥有出色成绩的运动员能过上以前难以想像的富裕生活，这是中国体育全新的明星体系的结果，在毛泽东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准备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国家曾有一个公开的秘密――效仿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夺取金牌的运动员被许诺将会获得三千五百美金的奖励。

　　这种给予优秀运动员的额外津贴，是对他们为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祖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所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的一点小小回报。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这是历史上获得的第一个团队项目世界冠军，当时几十万北京市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为共和国历史上这一光荣时刻宣泄着自己的激情。胜利让中国人民感受到了祖国在世界上崛起的自豪感，也多少有一些因为打败了外国对手而产生的得意――因为人们觉得这是对过去几十年所受的外国侵略的回击。

　　真正帮助中国重塑形象的国际性竞赛是奥运会。中国在离开三十二年后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地方，恰好是洛杉矶――五十二年前，中国就是在这里历史上第一次参加了奥运会。1932年，国民党政府派来了一位赛跑选手；1984年，新中国派来了二百二十四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自豪地代表着祖国的十二亿人民。整个中国都对这次从孤立状态中走出充满着渴望，而且中国政府拒绝参与由前苏联带头的抵制洛杉矶奥运会的行动，证明了一股新兴力量的崛起。彼特・尤伯罗斯，1984年奥运会的组委会主席，依然记得自己在午夜时，接到北京打来电话，得知中国将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时自己如释重负的情形。“中国真的是挽救了奥运会，”尤伯罗斯说，“一旦中国向莫斯科说了不，那最终就只有六个国家参与了这场抵制。”

　　不过，在中国首次登上这场国际盛会的前夕，民族自豪感并不是唯一在中国大地上奔腾的情绪。害怕失利――也就是怕丢面子――的情绪几乎同样强烈。中国似乎永远徘徊于一种强烈的、充满干劲的乐观主义和由来已久的自卑情结中。1984年，当中国运动员启程前往西方世界的中心地带时，让人担忧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参加过夏季奥运会了，中国还没有赢得过任何颜色的一枚奖牌，安全也是人们最关心的。

　　不过没有什么能比他们最后在洛杉矶留下的印记更让这个原本信心不足的国家感到满意了：十五枚金牌(总共三十二枚奖牌)，还从其他国家那里得到了热情的拥抱。开幕式上，当中国二百二十四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步入洛杉矶体育场的时候，许多美国人民自发地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欢呼声。前苏联等一些国家的缺席，确实使中国得到了赢取更多奖牌的机会。但是从射击运动员许海峰在大赛第一天夺得中国第一枚奥运金牌起，所有的一切――还有闪光的瞬间――就都是金色的。年轻的、有着柔软身体的中国跳水选手终结了北美人对这个项目三十六年的统治。中国的击剑运动员、举重运动员，还有跳高运动员都为金牌竭尽全力。而当备受喜爱的中国女排击败美国队赢得金牌时――通过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的这场比赛，使从办公室到工厂的几乎整个中国都暂时停顿了下来――北京的上空燃放起了绚丽的烟花。在将近三十年的等待后，中国终于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个国家所拥有的让人敬畏的潜力。

　　这为奥运会上的光荣而燃放的烟火，与王维君的生活有着遥远的距离。这位五十八岁的老篮球教练，在2003年一个寒冷的、狂风呼啸的日子里，坐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边上的一块场地上，他身边飘落飞舞的枫叶，闪烁着这冬日里唯一的金色。王维君双手插在皮衣口袋里，严肃地看着一群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奔跑。这位老教练曾经是北京队的优秀选手，身高1米96的他是左撇子，因为自己的盖帽和中距离投篮，深受整整一代球迷的喜爱。自从1976年退役后，王维君一直留在中国庞大的体育系统里，被分配做基层工作。这些体育“传教士”们把这项工作视为一种荣誉，因为这是为祖国带来光荣的第一步，可是在这样比较低的层面，很容易会让人觉得自己只是体系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一个教练。王维君几乎把自己的半辈子时光花在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业余体校里。一万多天，从没有停止过。

　　这所体校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都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球场用坚硬的泥土铺成的地面上，原来的场地线很久以前就被磨掉了，现在都是用粉笔画成的。涂成白色的木质篮板颇有摇摇欲坠的意思，破旧的篮网被几股绳结连在了篮圈上。王维君教练的体形已不复当年。瘦而方正的肩膀，有点发福的肚子，穿着黑色的防水外衣和白色的球鞋，头发还是剪成和当运动员时一样的平头。这天他仅有的动作，就是一口口地喝着大瓶子里褐色的茶水。即使偶尔有篮球向他滚过来，王维君也只是任由它从身边滚过，他的手就像是铅锤一样笔直地插在口袋里。

　　在过去的日子里，王教练毫不吝惜地关心着来训练的充满热情的年轻人，带着他们向成为国家队明星的目标前进，即使这不一定真的能实现。只有一次，他的梦想成真了，只有一次，一个学生吸收了他拥有的关于这项运动的所有细微的知识，并把这些东西发扬光大。可是这个梦想已经逝去。王维君的智慧和经验有一些过时了，不过这现在还有意义吗？篮球复杂的内涵，在场上奔跑的孩子身上是看不到的。这些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没有谁的身上有真正的天赋闪现出来，他们似乎更热衷于模仿在NBA录像带上看到的那些滑稽的带球，而不愿意去学机械般完美的挡拆配合。

　　当王维君穿过街道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北京灰蓝色的天空已经差不多全黑了。他的头低着，没有去注意在体育馆门口值班的穿着制服的警卫。或许是因为这些脸色红润的战士，让他想起了太多关于他唯一的儿子的往事，那个年轻人在部队待了十多年。几年前，王教练常把儿子带到同一块土场上和许多大很多的孩子一起训练，一直到篮筐被笼罩进夜幕里。王维君的儿子是个左撇子，有着不可思议的投篮手感，比学校历史上所有的球员都要长得高，甚至一段时间里，是中国最高的。这个男孩子，王治郅，就是那道使自己父亲的生活不再单调而平凡的闪光。

　　如果王教练能够清除掉所有关于儿子的回忆，他大概能过得轻松一些。可这怎么可能？不是因为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篮球背景的父亲，使儿子的未来看上去是那么的光明，也不是因为在这里，就是这条泥泞的通向他的办公室的小路上，他的儿子第一次学会了运球。王治郅从来没有远离过这里，即使他很久以前就已经走了。

　　从1977年8月王治郅出生的那一刻起，似乎就注定了他会实现父亲和祖国的梦想。和三年后出生的姚明一样，王治郅拥有成为篮球明星的基因：他的母亲，身高1米88的任焕贞，还有他的父亲都曾经是北京女篮和男篮最高的球员。一家人住在北京体院宿舍的一套小房间里，王治郅是跟在父母屁股后面长大的，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投身到这项运动中去，而且还形成了个人的特点：他对教练很尊敬，有一种坚定的自立的气质，还很争强好胜。王教练第一次把儿子带到体校的时候，只有八岁的他是全班最小也是最瘦弱的一个。但是他比大多数年长的孩子都要高，而且身上罕见地融合了机敏、灵巧和速度。因为他跑起来时有一种毫不费力的优雅，所以得到了“追风少年”这样的昵称。不过没多久，每个人都开始叫他“大郅”。和很多有一个天分超过自己的儿子的教练一样，王维君也非常想把大郅训练成明星。然而他的儿子一开始似乎对成为其他领域的明星更有兴趣。因为对灿烂的星座着迷，即使在工业化的北京城，只能勉强看到很朦胧的天空，他还是梦想成为一个天文学家。大郅喜欢打篮球――这看起来对他很容易――但是他对严格的训练不感兴趣。“我过去常发脾气，”他回忆起自己多么讨厌在周末一定要去参加训练时说，“我非常不愿意去训练，因为训练的时间和电视里播放《变形金刚》的时间相冲突。我所有的朋友都能在周六看动画片，我却一定要去训练。”不过牺牲总是有回报的，很快大郅自己就开始抢出风头了。他的父母一定要儿子接受他们没有受到的教育，于是让他在一所业余篮球很出色的中学登记入学，仅仅在周末带他去体校。1988年，这个瘦瘦的十一岁男孩，已经长到了1米91，很轻松地统领了学校之间进行的比赛。在一项全市小学之间举行的篮球赛事中，他被选进了大赛的全明星队。北京的体育领导们已经听到很多关于王维君儿子的议论。但现在他们算是真正感觉到了他的确与众不同――有这样的惊人天赋，只要有正确的训练和动力，就有可能成为国家最好的选手。随着中国重回奥林匹克大家庭而开始的热火朝天的体育建设事业需要他，一些领导甚至觉得大郅能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崛起的代表。

　　这个2003年的冬日，一盏日光灯从天花板上照亮了王维君有点霉味的办公室，使水泥地上的裂缝清楚地显现出来，一双运动袜挂在角落里的金属床的栏杆上。唯一能引人注意的色彩来自贴满了照片和海报的墙壁。大郅在这里无处不在。一个有点脏的玻璃相框里，这个十四岁的瘦高个穿着一身红色球衣，笑得就好像他正抱着奖杯。教练那张表面有些下陷的桌子上，是二十三岁时已经成了明星的儿子――他已经长到了2米16――自豪地穿着中国队队服在2000年奥运会时的照片。还有一张加了框的2001年《新闻周刊》的封面复印件，那是儿子作为中国第一个加入NBA的选手首次出场的情景。被放大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式的封面上，二十四岁的大郅站在一句作为标题的问题下面，“伟大的飞跃？”充满自豪感的父母用儿子的照片来装饰自己的办公室是很自然的。

　　在上海的武康路上卖食品的小贩们都认识这个妇女。几乎每个黄昏，她都会出现在他们面前。她个子高高的，穿着端庄的旧衣服，小声地和他们为放的时间有些久的猪肉或者多余的定量大米讨价还价。摊主们还能记起以前看这位脸色红润的前国家女篮队长打球的日子，她是个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和打球积极闻名的明星球员。现在是1984年，打球的日子差不多已经过了十年，大方正在为家人买做饭的菜。生活对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不过小贩们知道，大方回家后要和丈夫一起艰辛地抚养一个长得那么快的男孩，以至于都要供不起他吃饭了。姚明只有四岁大，可他已经超过了1米2，体重更是达到了二十七公斤――在中国，这已经达到在坐公交车和上理发店时，要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来收费了。每个人都称他为“小巨人”。大方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穿过被夜幕笼罩的城市回家。有些年头的枫树在她家附近的街道上形成了一个教堂穹顶一般的顶棚，遮住了午后的最后一缕阳光。上海，中国经济在过去以及将来的发动机，依然处于低迷中，这种迟钝，更加凸显了那场给南方省份，比如广东和福建，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改革所显现出的活力。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还没有在上海开始。人们――尤其是大方――很难想像有一天，这座曾经繁荣的城市会迎来更加巨大的经济发展。那时，这块曾经的法租界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幽雅，而是一片破败。街上很少有轿车，只有大量的自行车和步履匆匆的行人，也没有路灯，只有从街道旁的楼房里射出的淡淡的黄色的灯光。这些建造于上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曾经富丽堂皇的殖民者的公寓，原本是为了一个外国家庭设计的；现在五到六户的中国家庭挤进了这已经衰老的建筑，每个家庭占据一个房间，几乎每扇窗下都有一个水斗，排成了一道高低起伏的曲线。

　　大方的家在康平路95号的体委宿舍楼的602室，这里要比她和丈夫刚结婚时分给他们的房子好得多，但条件还是非常艰苦的：除了一张桌子和两个特大的床之外，就没有什么家具了。和当时大多数中国家庭的寓所一样，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没有家用电器――而且非常奇怪地没有门框。“我们拆走了门上面的气窗，”姚明的父亲姚志源说，“这样我们就不会撞到头了。”

　　让他们那个长得飞快的孩子吃好穿好，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大姚在上海港的工作收入很低；大方在体育运动科研所做行政工作，每月的收入是四十元左右，仅仅是她许多同事的一半。夫妇俩还有一般家庭没有的额外花费――他们的孩子长得太快了，所以裤子总是太短，鞋子总是太小。大方和大姚自己只能日复一日地穿着同样的开始褪色的衣服，破了就在上面打上补丁。

　　由于姚明的饭量差不多是普通中国孩子的两倍，定量配给这个家庭的牛奶、肉、大米似乎永远是不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中国差不多每样东西都是严格按定量配给的――食物、布匹、肥皂、煤，要让一户都是大个子的家庭吃饱，那些定量券可就太少了。大方和大姚差不多把他们所有的收入都花在了食物上，有时候他们只能饿着肚子坐在桌子边上，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当大方年迈的父亲在妻子去世后搬来和他们同住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开支就更加紧张了。陆斌记得那个时候，她有一次去拜访这位老上海队的队友。“那一次真是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大方刚从菜场买了一条鱼回来，”她回忆说，“她把鱼最好的中段给了姚明，头给了自己的父亲，尾巴给了丈夫。自己什么也没剩下。”

　　许多年后，大方把儿子的茁壮成长归功给了国家的政策。“身体里的遗传基因，让他长得非常高，”她说，“因为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他有比我们小时候更好的营养。”只是那个时候，大方一直要为儿子的下一顿从哪里来犯愁，不知什么时候家人能够不再为这个烦心。姚明小时候一直体弱多病，因为身体一直在长，导致他营养跟不上。大方是个非常自强的人，所以不会去寻求帮助，但她的很多朋友在为她奔走求助。

　　与此同时，这个家庭得到了其他好心人的帮助。为了长身体，姚明住在爷爷奶奶身边，他能受到比较稳定的照顾，还能吃到更多的食物。一次，大姚在火车上和一个在上海牛奶厂工作的人聊天。当他提到配给他家的牛奶定额卡，只能满足自己正在长身体的儿子一半的需要时，这个牛奶厂的人答应给大姚提供帮助。以后几年，他给姚家提供了一张额外的定额卡，于是姚明终于能够得到满足他成长需要的钙了。

　　1984年9月12日姚明四岁生日那天上海《新民晚报》的一个记者和摄影师来到姚家作一个特别报道。大方和大姚被认为是中国最高的夫妻，记者想看一下他们备受期待的婚姻的结晶。记者在一篇混进了神秘的宿命感的文章里，描述这个男孩他们称他为“小胖子”――在这个物质短缺的国家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充满赞美之意的昵称了――从午睡中醒来，似乎不太高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他的父亲递过来一个篮球。“爸爸，带我去打篮球！”小姚明叫道，他的父亲同意了。在文章旁配的照片上，大姚和满脸笑容的四岁的儿子在楼房后的空地上玩着篮球。

　　关于姚明的传说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七岁时，他已经有1米50，超过高安路小学其他所有的学生，他的老师称他是“鹤立鸡群”。每个人都认为他会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即使这个显得笨拙的孩子――按照一篇驳斥这种幻想的文章所说――几乎没有对这项运动显示出任何兴趣或者天赋。一天，在一次校运动会上，同学推选他代表班级参加一个罚篮比赛。姚明走上罚球线的时候，所有的男孩女孩们都在为他加油，可当他投出一个“三不沾”的时候，大家都安静了下来。当下一个男孩将球投进的时候，他更加感觉羞愧了。“我丢了很大的脸。”姚明回忆这件丑事的时候说。

　　不同寻常的身高是一柄双刃剑。姚明很乐意被当做一个成年人，“我可以骑着父亲的自行车上街而没人来管我。”他带着显而易见的满足感回忆说。但是他的身高也会引来别人的注意和指指点点，偶尔，还有拳头。在小学时有一天，班级里喜欢惹事的孩子打了姚明，他想挑战一下学校里最高大的孩子。姚明和父亲一样好脾气而且很害羞，他就站在那里没有回击。那个没有得逞的小子居然跑到姚明的父母那里，倒打一耙说他们的儿子以大欺小，夫妇俩相信了。“因为姚明太高了，我们认为一定是儿子欺负别的孩子，”大方回忆说，“他回家后我们狠狠批评了他，并要他向那个孩子道歉。”当他们最后发现事情真相时，大方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儿子的性格。“每一个认识姚明的人都会告诉我同一件事：‘你的孩子太单纯太老实了。他长大后别人会利用这一点的。’”

　　大方决定专心致力于担当儿子的主要保护人。姚明八岁时长到了1米70，他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的潜能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没人能够忽视。1988年，大方两个从在南京西路651号时就认识的老朋友，为了能把姚明召进各自的体校展开了竞争。一个是她的前队友陆斌，现在担任卢湾区体校的教练。但她最后没能争得过徐为丽，那时徐为丽在徐汇区为孩子们开办的业余体校担任领导。

　　喜欢结交朋友的徐为丽身高1米80，是以前城市建设主任的女儿，她在二十年前刚踏进南京西路体院球场的时候就认识大方了。虽然年龄上有十二岁的差距，两个人却同样打中锋位置。1988年徐为丽是徐汇区体校的领导，她注意到了姚明。

　　要把这个孩子从父母的身边带走并不容易，他们会想像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等待着自己唯一的儿子。不过徐为丽不厌其烦地到姚家拜访，商量姚明的未来。她很热情地向他们指出姚明身上蕴藏着特殊的篮球天赋，比如他的身高、他的篮球基因。徐为丽建议开始的时候他只在业余时间接受训练，可以在每天早上学校正常的文化课结束后，骑车到徐汇区体校来。既然大方和大姚白天都要工作，徐为丽甚至说可以派教练来接他去参加训练，这样的待遇她从来没有向其他运动员提供过。

　　姚明的父母最后同意了，他们认识到这或许是他们的责任――甚至是梦想――让他们唯一的儿子投身到篮球中去。不过大方对此还是有些遗憾的。许多年后，她说：“我们没有代替他选择这项职业。但是我们都是篮球运动员。从姚明很小的时候起，我们所有的老队友和教练就都关注着他。他注定会长得那么高，体校梦寐以求地想得到他。”

　　那次秘密的会面，发生在1991年的一个秋天，地点则特意选在了离王维君一家居住的北京体院宿舍很远的地方。王教练和他的妻子任焕贞，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要去哪儿，包括他们十四岁的儿子王治郅，虽然儿子的将来会与这次会面的结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家人的邻居――所有的教练、同事、北京队的前队友们――都不会理解，当然也不会支持他们。他们甚至会试着劝阻夫妻俩的行动。在中国是非常讲究忠诚的，和八一队的一次简单的谈话，可能就会被解释成一种背叛的行为。

　　那天，王教练和妻子静静地骑着自行车出了体院宿舍楼的大门，经过天坛，穿行于北京城。道路四通八达的首都，笼罩着一层灰色的烟尘，落在树叶上，遮住了阳光，即使是中午，太阳看上去也不过是天空中一个暗淡的橙色圆盘。通向北京城中心的宽阔的林荫道，让走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很渺小。不过这一天，王维君夫妇没有理由产生这样的无力感。在他们的一生里，自己能掌控的东西太少了，可现在，他们面前有一个机会，就仿佛是一道照亮黑夜的光芒。

　　那么，为什么这会被当成是一种背叛呢？

　　在过去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王维君和任焕贞夫妇一直忠诚地为北京队效力。北京市篮球队还是任焕贞的工作单位，关系到他们的收入、房子和食物，现在，似乎还关系着他们唯一的儿子的将来。几年前，北京市体委已经把这个年轻的天才登记在了他们所谓的“重点培养对象的名单”里，根据中国篮球的行规，这就使王治郅成了北京队的私有品。大郅那时只有十四岁，却不可思议地长到了2米06，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年轻选手，或许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看上去他这一辈子就要在北京度过了。

　　和王维君夫妇会面的人却想打开这把锁，因为只有他所在的那个机构有这样的能力去实现。虽然身上穿的是普通市民的衣服，但他代表了中国最具实力的、最受尊敬的组织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是有着传奇色彩的解放军八一队的资深教练，这是以1927年解放军建军的日子命名的球队。球队的前身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在延安就已经建立了，后来几乎每一年都是全国冠军。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解放军在全国各地组建了二十支部队球队，八一队就是王冠上的那颗宝石，是任何一个中国运动员向往的顶峰。由于八一队的阵容有着超强的实力，有三分之二的国家队队员来自那里。最重要的是，一项特权保证了八一队能无往不胜：他们可以从全国各地挑选最好的球员，而不用管球员之前和所在地球队或者省队之间的关系。

　　1949年解放后，解放军凭借在几乎每一种文体形式――从跳水和体操，到芭蕾和京剧――中的优异表现，建立起自己的赫赫名声。但1991年，冷战结束，前苏联解体，中国进入了经济改革的第二个十年。为了给这段更加温和、和平的时期做好准备，国家把解放军的规模从四百万减到了二百五十万，撤除了大多数的部队体育编制。八一篮球队是少数保留下来的队伍之一，但前所未有地连续三年让全国冠军旁落，如何夺回冠军，再创辉煌成了支撑这个地位不那么稳固的体育帝国最后的支柱。

　　解放军队遇到的问题是，它不再享有人才垄断的优势。各个省队曾经被当成八一队能随意挑选人才的储备库，现在也开始从部队球队选拔体育人才。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让各省市有了不断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实力，北京队在1989年与北京首钢，一个国有的大型集团化的企业，形成合作关系，这是体育步入商业化的第一个标志，逐渐成为八一队最强的竞争对手。

　　在北京的那次秘密会面中，部队的老教练向王治郅的父母讲述了八一队能给予的优惠条件。他指出，北京队已经有了两个稳定的大个子，蒙克・巴特尔和更有经验的2米16的中锋单涛。八一队是支实力很强的球队，但缺乏一个有统治力的中锋――大郅能很快地补上这个位置，成为八一队的先发球员，那几乎就可以保证他成为中国国家队的一员。最重要的是，他将成为中国最有实力和最有声望的解放军队的一个战士。会面即将结束的时候，八一队的教练提出了一份让大郅离开北京队的计划。这份计划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神话，似乎很难实现，因为他们需要承担风险，耍一些小花招，以及陷入不可避免的争论中。王治郅的父母会接受这个计划吗？在人生里，他们第一次能自己做选择。

　　这个计划听起来是非常诱人的。和他们那一代很多不富裕的中国百姓一样，王维君和任焕贞一直受到要尊敬部队的教育。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把解放军当成中国社会最重要、最稳定的力量(一直到今天，上海和北京的大街上，还可以看到“军民一家”的宣传海报)。有一个参军的儿子――更不要说是加入中国最好的篮球队了――就会给任何一个中国家庭带去光荣。“很长一段时间里，参军都是任何一个人最强烈的渴望，”徐济成，电视台的评论员，以前也是八一队队员说，“这样生活就有了保证。成为一个战士，你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起点。即使你退役离开部队了，管理退伍军人的部门会为你找一份好的工作，一个家，甚至一个妻子。”夏松，和八一队关系密切的篮球经纪人，更加坦率地评论说：“如果你能代表解放军，穿上八一队的制服，你就自动地成了一个英雄。”

　　和几乎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任焕贞和王维君很想得到这样的敬意。现在，他们奇迹般地有了一个机会，为自己，还有家人。那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决定。让八一队挑走自己的儿子，就意味着儿子的童年就此结束，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就要成为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一旦大郅离开，在他当运动员的那么多年里，每年就只能有几次机会和父母见面。八一队的教练还向他们展示了大郅非常具有诱惑性的未来：他能成为受人尊敬的战士，为实力强劲的八一队效力，以及成为中国参加奥运会队伍的一员。

　　任焕贞既紧张又兴奋地结束了这次秘密的会面。当她回到家的时候，她想起了自己的朋友刘玉民――任焕贞以前的队友，和王家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友谊。在这样敏感的时刻，被尊称为“刘妈妈”的刘玉民是她仅有的能信任的领导。

　　“八一队看中了我的儿子。”任焕贞说。

　　“真的？”刘玉民吃惊地问。

　　“是的，你怎么想？”

　　“那么，你打算怎么样？”刘玉民说。

　　“我想让儿子去八一队。”

　　刘妈妈沉默了，不确定应该怎样回答。她是以朋友的身份和任焕贞进行这次交谈的，但体委最高领导的身份(她是主管北京队的领导)又使她有义务按照规定办事。如果刘玉民支持大郅去八一队的计划，那可能就是对体委规章制度的公然违背。如果反对，她可能就伤害了好朋友的感情，甚至可能毁了她这个干儿子的未来。

　　“别担心，”刘妈妈仔细地选择着自己的措辞，“不管大郅最后参加了哪个队，他都会成为祖国最好的球员。”

　　这样让人安心的言语，明显地使任焕贞做出了决定。虽然让王治郅加入八一队的决定，谁也不知道最后会是怎么样的结果，但任焕贞和王维君都很清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儿子就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1991年12月的一个夜晚，王治郅背着一个粗呢制的大包，登上了八一队来接他的汽车，向父母说了再见。道别就像一个古老的成人仪式，这个孩子努力想表现得像一个长大的男人。几秒钟后，汽车消失在了茫茫的夜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