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国家公安部的部署和直接指挥下，全国范围内的打击赌球、假球的行动逐步升级，从沈阳波及到四川、陕西、厦门、武汉、青岛、广州和深圳等全国数个省、市，刑事拘留和协助调查的人员已超过百人……
一场国内史无前例的打击赌球、假球的“雷霆行动”迅猛刮起。
本报记者通过独家采访众多圈内知情人士获悉，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近期相继针对中国足球讲话后，此次由沈阳开始的抓赌，只是国家严打足坛毒瘤、肃清足坛环境的开始。国家已经下了很大决心，并由公安部直接指挥办案，避免“走后门”、“说人情”，哪怕伤筋动骨也在所不惜……
2002年国足从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袁伟民接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电话：如果体育主管觉得权力范围有限，铲除中国足球毒瘤的问题可以交给其他部门
2006年，公安部获得一份中国足球内部参与赌球和打假球的几百人黑名单，其中球员占据大部分，不少前任、现任国脚也赫然在列；另尚有不少俱乐部高层人员、教练和足协官员，甚至一些很有知名度的国字号教练和中国足协的内部人员
据博彩专家研究，去年我国非法赌资可能高达1万亿元左右，其中赌球金额“十分吓人”、“不敢想象”
一支球队中，最容易操作做球的是主教练，然后是后卫和门将，最后才是那种能够绝对控制球队的俱乐部老总和副老总
足球抓赌10年“潜伏”
2009年的这次足坛抓赌以雷霆之势震撼全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一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直接部署和指挥的行动，酝酿了近10年的时间！
“甲B五鼠案”惊动国家领导人
“中国第一黑哨”遭遇取证难
一切要从上世纪末说起。
黑哨、假球、赌球……那时，这些日后为害甚重的“毒瘤”在中国足坛内并未壮大，基本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个案。
比较“猖狂”的案例是1999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的“渝沈之战”，在这场比赛中，至少有6支俱乐部被证明打假球。
彼时，查处、打击赌球、假球的主体还是中国足协。由于足协自身缺乏法治能力，在查处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家丑不可外扬”心理作祟，这一切也注定了这一轮的打假制黑无法有实质性斩获。当时，中国足协对于“渝沈之战”只作出了“消极比赛”的处理结果。
也许正是连“渝沈之战”这样的丑闻都能被轻描淡写，同时受亚洲地区地下赌球逐渐升温的大环境影响，中国足球联赛中的假球、赌球开始愈演愈烈，甚至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2001年，“甲B五鼠案”可谓是中国足坛假球的巅峰，被确认在同一轮联合打假球的球队就达到5支！
鲜为人知的是，当年的“甲B五鼠案”已经令很多国家领导人震怒，他们甚至在和国家体育总局高层的谈话中放出狠话：“如果足球再这么乱，就不要玩了！”
知情人士透露，当时多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国务院副总理均过问了此事，要求国家体育总局必须严查。
在国家领导人的亲自督促下，中国足协对当事球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重罚：降级的降级，禁赛的禁赛。
不过那次，调查假球的主角依然是“婆婆”中国足协，而“挨板子”的“媳妇”还是俱乐部、球队、教练和球员。处理手段也很单一：只是业内处罚，并未祭出法律制裁“利器”，更未触及到在中间牵线、操纵比赛而获得巨大利润的局外人，即赌球的庄家。
“甲B五鼠案”也还是为中国足球作出了贡献，那就是直接牵扯出“中国第一黑哨”、后来因受贿罪被判刑10年的龚建平。这也开启了国内司法部门介入中国足坛的先河。
知情人士表示，随着“龚建平案”的出现，国家领导人要求借此好好整顿一下足球不良风气，国家体育总局也想好好配合司法机构，给中国足球一个凤凰涅的机会。
但是，用法律手段来打击假球、黑哨和赌球，无论司法部门还是体育总局都遇到一个棘手难题――证据不足！
据记者了解，司法部门当时想从龚建平身上找到突破口，将打假球和赌球的网络一网打尽。可惜的是，龚建平当时只交代自己的问题，却不愿意谈及其他人和其他事。 2004年7月11日，保外就医的龚建平因肺病在北京市304医院病逝。直到最后，警方也没能从龚建平身上获得有价值的证据。
肇始于“甲B五鼠案”的打黑风暴，经过几年轰轰烈烈，到“中国第一黑哨”就无奈地戛然而止。
“冲出亚洲”之年开始撒网
公安部副局长安插进足协
2001年底，中国队获得韩日世界杯决赛圈资格。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队冲出亚洲，似乎给了假球、黑哨、赌球一个喘气的机会。其实外界并不知道，从“中国第一黑哨”开始，公安部就已经开始关注渗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赌球网络。
知情人士透露，在中国队从世界杯小组赛出局后，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接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个重要电话，谈话表示：中国足球的水平大家心里都有数，中国足球有希望，但阻碍发展的毒瘤也很严重。足球主管领导要有用十年时间营造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的决心。如果体育主管觉得权力范围有限，毒瘤的问题可以交给其他部门。
袁伟民对本报记者回忆说：“出现龚建平的事情后，我们就想顺藤摸瓜，彻底查处一些人。但是，足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足球的问题了。我们没有办法获得证据。我干了这么多年，谁打假球我看不出来吗？但这种事情，也不是我能管得了的，所以只能请其他部门来管，我们来配合。”
也正是从2002年世界杯结束后，公安部、司法部、国家审计署等部门开始派专人关注和调查中国职业联赛的赌球、假球。他们之所以低调行事，主要原因就是吸取了中国足协之前打击赌球、假球缺乏证据的教训。
在这轮足坛抓赌中，吴明山，这个名字值得注意。
事实上，2001年5月22日的中国足协联赛工作会议，公安部就已经派该部治安局副局长吴明山作为代表出席。不过那个时候，他的主要责任是保证球场安全问题。2003年8月，在中国足球代表会议上，吴明山当选为中国足协副主席。
而他的工作重心，也已经转变为深入调查足球联赛中的赌球、假球等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收集相关证据。
抓赌从外围转向内部
一份黑名单浮出水面
公安部从2002年开始部署打击赌球后，查处了很多外围赌球网络。但是，随着调查深入，公安部门发现，打击赌球网络容易，要想彻底肃清却并不简单。因为足协工作人员、俱乐部、球队、教练和球员等共同参与赌球和操纵比赛，才是更大的毒瘤。
从2004年开始，公安部联合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将调查、取证目标转向中国足坛内部。
这年年底，中国足协在香河召开中超深化改革工作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中的一个主要议程就是“抓赌行动”从外围转向俱乐部、球队内部。
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对记者说：“那个时候的确抓了一些庄家，但仅仅是外围的，真正危害性最大、最让人感到可怕的球员赌球和俱乐部赌球都还没有涉及。我们开会就是希望俱乐部能够站出来举证，否则公安机关也很难入手。但遗憾的是，没有什么俱乐部提供实质性的证据和线索。”
赌球与抓赌仿佛在同时竞逐。2004年以后，地下赌球更加猖狂，球员和俱乐部参与赌球、打假球的现象越发肆无忌惮。国务院办公厅多次就赌球、假球所带来的社会不良影响给国家体育总局下发文件，要求公安部加大力度、加快调查，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连根拔起的大行动。
2006年开始，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等有关部门多次下发文件，明确提出：要坚决抵制打假球、赌球行为，一旦发现严肃查处。同年9月30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与中国足协合作，成立打击足球赌博活动领导小组。
公安部门的强势介入，让查处赌球取得很大的突破。在这一期间，广东、福建和辽宁等地接连打击了大批地下赌球团伙，抓获涉案主要人员几千人，非法赌资高达几十个亿。其中，有几个赌球大庄家还一直和中国足坛内部有着密切牵连，多次联合操纵国内比赛，染指范围不仅囊括中甲、中超联赛，甚至还有国家队比赛！
公安部顺藤摸瓜，也获得了一份中国足球内部参与赌球和打假球的几百人的名单。据记者了解到，这份名单中，球员占据大部分，其中不少前任、现任国脚也赫然在列；另外尚有不少俱乐部高层人员、教练和足协官员，甚至不乏一些很有知名度的国字号教练和中国足协的内部人员。
“综治组”聚集12位副部长
案情对地方公安部门保密
从2007年开始，公安部开始进入更加深入的调查、监控和取证阶段。经过两年的深入取证，公安部陆续“请”了100多名相关人士进行协助调查，并已掌握大量确凿证据，逐渐进入收网阶段。
去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研究足球运动管理与改革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今年联赛开赛前，“全国足球联赛赛风赛纪综合治理协调领导小组”正式成立，涉及体育总局、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
今年3月9日，体育总局、公安、司法、工商、银行、税务等12部委的领导也进行了一次座谈会，同时成立“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均是12个部委的副部长级以上的领导……
同一时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等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针对足球讲话，也被外界解读为国家重振足球发展的信号。
这次全国范围内的打击赌球、操纵比赛的行动，是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直接指挥办案，地方公安部门只是协助和配合工作，根本不知道案情的具体发展和核心机密。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避免“走后门”、“讲人情”的情况出现，足见国家这次打击赌球的决心之大。
本报记者从权威机构获悉，国家对于足球发展的未来和部署已经胸有成竹，将采取先破再立的思路。这也就是说，这次从沈阳开始的打击赌球、操纵比赛的行动，只是国家严打足坛毒瘤的开始。这次，国家下了很大决心，哪怕伤筋动骨也在所不惜。
待中国足坛环境肃清之后，相关部门就将重新调整足球的体制改革和发展规划，包括职业联赛的规模和准入制调整，以及青少年后备力量培养体系的建立等，为中国足球的发展开创一个新的发展局面。
专家说法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
赌球屡禁不止，只因犯罪成本太低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事业彩票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博士，是我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内华达大学(雷诺)商学院博彩管理专业并回国专门从事博彩问题研究的专家，曾经实习工作于英国国家彩票委员会。她的研究领域包括中西博彩文化研究、中外博彩政策研究、商业游戏法研究、博彩管理体制研究、博彩营销学研究、赌博游戏的设计与量化分析研究、问题赌博研究等。
针对国内赌球的现状，和如何打击赌球等问题，王薛红博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南方日报：大家都知道非法赌博就如一张血盆大口。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公安机关查处的赌博案件共17.9万起、涉案人员58.4万人。据你研究，我国每年的非法赌资大概有多少？
王薛红：我们经过研究和调查，国内每年的非法赌资和彩票的资金比例大概是10∶1。2008年，我国彩票销售额为1059亿元人民币。按此类推，去年我国的非法赌资就可能高达1万亿元左右。其中，地下赌球和网络赌球的赌资相当恐怖。
南方日报：其中赌球的金额占多大比例？
王薛红：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关于赌球的研究调查，在北京、广东和海南等地进行了一些暗访。在北京，我们暗访的那个庄家，在足球比赛日，他们一天的抽头在300 万人民币左右。(庄家在投注中，一般可以抽取2%-10%的佣金。以此类推，北京那个庄家一天的受注量至少都有3000万人民币。)我们在深圳也暗访了一些参与赌球的人，主要是老板级这个阶层。他们的一次下注额都在100万人民币左右。
对于赌球的金额，我不敢推测和想象，因为这是一个十分惊人，也十分吓人的数字。
南方日报：你对国外赌球也有过调研。你觉得赌球，在一些国家合法化之后利弊如何？
王薛红：利多了，弊少了。因为赌球已经合法化，国家就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来约束和管理，弊的方面都放到了台面上，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寻找解决的办法。我国禁止赌博，但非法赌博却一直存在。我们这些非法赌博的弊都是被掩盖的，是定时炸弹，更吓人，还无法预测。
南方日报：我国一直都在严厉打击非法赌博，为什么还是屡禁不止呢？
王薛红：这涉及到一个犯罪成本的问题。在博彩合法化的国家，博彩公司需要申请牌照、保证金、被监督等，如果他们想要非法操作和作弊，将要受到很严厉的法律制裁和经济制裁，他们不敢冒险。同时，赌客放着有法律保障自己利益的合法博彩公司不去，有什么理由要去那些没有丝毫利益保障的非法的赌庄呢。
在我国，非法庄家被抓，也就是罚款，最多坐几年牢。但是面对巨大的利润诱惑，这点点惩罚对他们来说丝毫没有震慑力，也就是犯罪成本太低。所以，无论公安部门如何打击，总是有新的庄家出现。
南方日报：你觉得如何才能彻底打击非法赌球呢？
王薛红：包括足球在类的博彩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我们的周边国家都陆续将博彩合法化，我们要防是防不住的。堵既然堵不住，就应该想办法疏导。
我国已经建立了彩票业，但是现在的彩票业已经落后于市场的需求。和国外相比，我们的博彩历史一点不落后，反而更悠久，但是现代彩票业却远远落后于国外。
南方日报：现在我们也有足球彩票，部分地区还试点竞猜。但是，我们的足球彩票却没有竞猜自己国内的足球比赛，这是否也是属于资源浪费？
王薛红：你说得很对。我们竞猜自己的足球比赛，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对非法赌球的打击。因为我们可以合法竞猜自己的足球，为什么还要去非法庄家哪里赌呢？我们的足球彩票应该尽快增加自己的足球比赛，同时也要丰富玩法，和世界博彩业接轨。
做球江湖
一场球可获利千万
关键人物是“水龙头”
赌球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庄家操作比赛的程序却并不熟悉。本报记者采访了一位已经“退隐”移居澳大利亚、之前和国内很多俱乐部有过密切联系的×先生，给读者进行详细的解读。
据×先生介绍，操作比赛的关键，是被称为“水龙头”的角色。
“水龙头”其实就是庄家与球队之间的联系人和实际操作者。
操作比赛的程序并不复杂，就是“水龙头”联系俱乐部的官员，或者是球队中的教练、球员等，确认是否合作、价格多少。只要双方没有异议，一场比赛就将被操纵，配合庄家开赌。
赌球在国内发展经过了几个阶段。最早的阶段是散户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一个或者几个人联合做庄家，接受单个赌球者的受注。这种庄家局限性大，而且赔本风险也不小，类似于地下赌庄。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赌球也进入网络化。
国内某些人在境外博彩公司注册账户，或者是和境外庄家达成协议，成为“一级代理”，然后发展“二级代理”、“三级代理”，每级代理都可以从赌球者的投注中抽取差额。
这种形式，“代理”只要有一定规模的下家网络，提取的差额就相当可观。现在国内很多庄家都是这种“代理”，只不过等级有差异而已。这种形式，“代理”处于稳赚不赔的地位，所以十分流行。
现在社会很多人，包括球迷、球员、教练、俱乐部人员等，都有这种账户。不过，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小赌怡情，自己几百、几千的玩一玩，成为庄家的人并不多。
“代理”形式的庄家的收入，受限于投注人群的多少和投注量的大小，绝大部分庄家赚钱的速度不是很快。于是，庄家操纵比赛来获取更大利润就出现了。
操纵比赛，主要是国内的“一级代理”，或者是“一级代理”联合境外的更大庄家来实施。这种时候，一场比赛就能赚上千万。
“单纯做庄赚钱太慢，而且利润要受很多因素的限制，也就是世界杯期间赚得多。”×先生说，“如果能够操作一场比赛来配合庄家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一场中超比赛，境外的博彩公司受注大概在几千万以上，一场中甲比赛，境外的博彩公司受注至少也有一千万左右。如果知道了一场比赛是什么结果，庄家就可以单收一边的受注，将赢钱的那一边投注转投到其他不知情的博彩公司。这样一来，一场被操作的比赛，将给大庄家带来千万以上的利润。”
对于足球俱乐部和球队的内部人员，他们私下在网上赌球，一次也就赚个几千、几万块，而且还要冒着巨大的输钱风险。但是他们如果配合庄家做球，一场球至少都能收入几十万。
“按照目前的行情，庄家做一场中甲比赛需要给100万左右，做一场中超比赛也就两三百万左右。而俱乐部和球队参与一场球的操作，人员最多不会超过5人。按照行规，运作中超比赛的主要角色――俱乐部官员、主教练、大哥级球员，将获得金额中的30%-40%，这就是60万-120万，有几个人能抵挡诱惑呀！”×先生说。
“做球的关键在‘水龙头’。”×先生介绍说，“‘水龙头’做球首先是联系在俱乐部和球队能够做主的人，例如主教练、俱乐部执行官员，然后才是找球员，基本不会去做裁判工作。‘水龙头’只要确认一个球队中有人愿意配合做球，就不管接手人如何操作了，只负责到时候进行资金交收。”
“庄家联合球队做球，一般是做大球、输球和走地球三种玩法，做比分和赢球容易出意外。大球和输球，我们都是根据盘口事先和联系人说好，然后在比赛中打出来就行。走地就会复杂一点，一般在半场的时候，庄家会通知‘水龙头‘最新的指示’，‘水龙头’再转达给球队里面的联系人。所以那些莫名其妙的大比分比赛，以及上半场或者下半场集中进球的比赛，多数是被操纵的比赛。只不过，有的假球是庄家控制的，有些假球是主教练或者球员按照自己赌球的投注控制的。”×先生说。
“一般来说，一支球队中，最容易操作做球的是主教练，然后就是后卫和门将，最后才是那种能够绝对控制球队的俱乐部老总和副老总，中前场球员的做球价值就不高。主教练做球，是最容易的事情了。因为他们负责安排阵容，只要在后卫线上安排自己的亲信，想输多少球就输多少球。如果球员单独做球，则后卫线和门将比较容易操作。这种负责的球员，必须在球队有一定的号召力，能够确保比赛中的球员听他的指挥。如果一场比赛没有做出来，接手做球的人就要保证重新做两到三场比赛进行赔偿。”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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