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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民:拿金牌就说中国人行的时代过去了(组图)
www.sinoca.com 2009-10-26 南方人物周刊
袁伟民
2000年4月，袁伟民接替伍绍祖（中）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李志坚（右）任党委书记
2000年7月27日，“马家军”弟子董艳梅（右一）、尹丽丽（右二）和兰丽新（左一）备战奥运会（李刚拍摄）
袁伟民回应争议
上赶子不是买卖。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被媒体上赶子追逐，这位退下来曾表态“三不”(不说、不问、不要)的前部级干部现在忙着应对各路记者，在演播室、会议室里，对着摄影机、录音笔用官员特有的肢体语言向来访者表达：我这是在教育，在警示。
在国家体育总局(1998年前为国家体委)做了21年的部级领导的袁伟民65岁时卸任，之后的5年销声匿迹，奥运会期间“遗憾只当了观众”，60年体育庆典也未曾出席……曾经赢得“一面倒”的赞誉、被视为民族英雄、用兵如神的体育人物，突然间变成了和体育、和奥运毫无关系的人，在家门口举行的北京奥运会任何场合都见不到他的身影。
现在，他开口说了，不光说，还出了《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本被注解为“让历史尽可能接近真实”的书：兴奋剂、打假球、申奥谋略、审计风波，具备了各种让人渴望阅读的新闻噱头。
他的写作小组“远山”酝酿为袁伟民留下“他在位体育总局局长5年中中国体育的真实历史，和做人、为官的思考”，袁伟民叮嘱：这本书要讲真话，不讲假话，只能出在2008年奥运会后，不能出在前。
他知道此书的分量和将产生的效应，“如果出在奥运会前，人们肯定会说你袁伟民想干嘛？这不是为北京奥运会增加不和谐声音嘛！”而且“国庆六十周年之前弄也不好”。
最终袁伟民选择在国庆以后，第十一届全运会之前将书展给读者。
可惜，这本书没有涉及体育彩票、假球黑哨，也不见思虑举国体制、金牌体制及诸多存在着并日益强化的潜规则的是非、得失。实为遗憾。
审计风暴时，谁来替我说话？――专访袁伟民
那些住在这个楼里面的干部，有时候出差回来要出租车，说你拉到哪儿？说到哪儿哪儿，出租车司机说：我知道了，就袁伟民那时候搞的腐败楼、贪官楼。
我知道，肯定会有反响
人物周刊：《袁伟民与体坛风云》 (下简称《袁》)这本书后记中提到，“当这本书快完稿时，已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之际”，既然成稿很早，为何现在才出？
袁伟民：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是奥运会开幕前开始写，结束的时候，基本完成，然后，就是我审稿。
我审了好几次，因为牵扯到许多人、许多事，而且有些部门，比如像审计部门，我都要很严谨地来对待。现在你们看到的版本，我已经拿掉了很多，很多部分都拿掉了。
人物周刊：是语言不严谨还是？
袁伟民：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放不放我得考虑一下，以后再版时再说。
现在炒的主要是申办，实际上我前面还有好的，我整个的申办和竞选什么的占的篇幅是很少的，只是里面的十几分之一。现在大家都是针对这个。
人物周刊：这本书你审了几次？
袁伟民：断断续续，大概4次吧。
人物周刊：出书之前，有没有想到，书出来以后，申奥这个章节会特别热？
袁伟民：因为它反差太大。
要是我不写，没人说，这个事情就完了，可能(以前)讲的永远就讲下去了。其他人就是知道，一是不敢说，还有一个，我估计，说了，人家(觉得)可信度也不高。
我退下来以后没有亮过相。人家说袁伟民干什么了，蒸发了？什么场合，应该看到的场合都见不了人。记者找我，我全不接受采访。很多人都说，你是不是应该写一些，把你的经验和教训起码留下来，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而且(体育)历程很长。
人物周刊：1958年就开始了。
袁伟民：新中国的(体育)局势我基本上都经历过了，改革开放，一直到新世纪我上任当局长了，几个大事儿，比如两次奥运会、一次冬奥会申办，悉尼奥运会、审计等等，几个事儿都凑在一块儿。
外面传说很多。你不出来，传说也多。所以，后来他们做我工作，我说，我是可以说，但是有条件：第一，我要说，就得说真话。不想要批评谁，只是通过事情，不点名，把我的历史经验教训留下来；第二，就是把历史本来真面目，尽量还原；还有一条就是，必须在奥运会之后。
所以，(退下来)整整5年，我到哪儿看排球比赛都没有过，我也不说。现在可以了。
人物周刊：5年不说，你憋得慌吗？
袁伟民：什么慌不慌？我说了，早晚会说的。
雅典奥运会以前，那时候不是满城风雨、审计风暴嘛！
那一棍子打下来很厉害的。
当时就是事情搞错了。(我)压力很大，当然我也没说。那时候报纸让我说，我当然没说。现在书里面有了。我这个是心平气和说的，你看看书，完全是平和的，很凶的语言都没有。我连点名都没有。表扬人家都有名字，其他的匿名。
我的心态很好。我不想批评谁，只想通过这些事情，经验也好、教训也好，大家能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启迪吧，包括我自己。
为什么我说，思考了5年、总结了5年，我就要对这个负责？我这次说，有时候点到为止，你可以看书上。但是我也知道，(这本书)肯定会有反响，当然没想到会有这么大反响。
当然，我也准备好了，任何准备都有。既然我拿出来了，躲也躲不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挑在国庆后、全运会前这个时机发行？
袁伟民：国庆六十周年之前弄，不好。今年大事多，那我说要国庆以后，全运会以前，他们有的人说到山东去搞(新书发布仪式)，我说我不去，我不要到全运会凑热闹去。
所以，我挑了我的老家、故乡、家乡，南京。而且(之前)保密，谁都不知道。
退下来，有遗憾
人物周刊：现在的这本书我们看到，有两个章节重点写了国际奥委会的那位资深委员，我们想问一下，这本书的选题思路是什么？你这辈子经历了那么多的大事，为什么选择任局长的5年来写，而且关于这位资深委员的还那么多？
袁伟民：干了这么多年(体育)，应该说在这5年里面，发生的大事比较多，我呢，想通过这些大事儿，来牵出我的一生，47年。要是写长的话，东西还多呢。那这样就是把它概括一下。
人物周刊：为什么其中就有两个章节就牵扯到一个人？
袁伟民：跟个人没关系，我这是跟大事有关。大事牵扯他，所以会出现，你说，不可思议啊，不是吗？
(奥运会)申办不是大事儿吗？百年期盼，中国人一辈子难遇的。第一次申办失败了，差一票。第二次还申办。第一次我也参与了，从头到尾，当然我没有去，在管家里这一摊。这些都是大事件。
人物周刊：但是，在奥运会即将召开的时候，你退下来了，是否有些遗憾？
袁伟民：没有。中央有规定，65(岁)要下，我已经延长了半年。
十六大以后，这么多人都退了，你一个部长还待着干嘛？所以很多人问到这个事儿，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儿，是中央整个的政策。
当然，现在来看，也有点遗憾。中国讲究有始有终，而且奥运会在中国办，这个没参加，当观众了，有遗憾。
人物周刊：你离任前后，有一种说法，说有可能会让继续留任，干完奥运会再下去。
袁伟民：说得多了，还不是一般干部说，人家都跟我这么说了。当然，这牵扯到干部用人政策，我估计，要不然，就没有各种传说了。
所以，我也不出面，也不解释。书里写了，(退下来后)让我亮相我不去。
足球，我说查，能查吗？
人物周刊：你作为中国足协主席多年，就在你局长任上，中国足球也发生了很多大事儿，比如说假球、黑哨、等等。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就在媒体上说，他很不理解，为何你的书中回避了当年这些震惊全国的事件？
袁伟民：我这些说出来行吗？足球，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足球的问题了。比如假球，我说你打假球，你就问我，有证据吗？证据谁来提供？这一系列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足球本身了。
我干了这么多年，这场我看不出来？
我最起码能看出一点端倪。这种事情，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不是我能管的。就比如，我说要查你就能查吗？
那个陈培德是学历史、哲学的，原来我跟他很熟，(他说这个话)牵扯到浙江当时打假球的事儿。但是现在，足球已经远远超出足球的环节，必须综合治理。
人物周刊：综合治理是指各个部门的协调？
袁伟民：这个需要有关部门的条例、投入，要有法规。咱们这方面还不健全。
你不能说，我怀疑你，就可以给你怎么处分。当然，里面我不是不知道(谁有问题)，我知道，可这个好多事情，有市场运作的关系，还有一个短期行为的问题。你能管吗？
再加上，我们足协内部也有很多问题，管理水平，各个方面，这是足球的综合治理，不是你想做就做。
我自己知道我吃几碗干饭，当时我想，我要全力以赴投入去弄，也不见得搞好。尽管我也喜欢足球，但我当时的位置，我能全投入这个吗？
人物周刊：你觉得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这么痛恨中国足球，有什么原因？
袁伟民：那个里面复杂得很，那不是我一下子能说清楚的。笼统地说，首先是爱它，期望很高，总想翻身。因为这个项目群众喜欢，踢得好的足球就像艺术一样，像欧洲，一看，赏心悦目。
人物周刊：陈培德说他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当年假球、黑哨风潮中，为何只处理了退赃的龚建平一人，后来他死了。再就是，为何自曝家丑的浙江绿城却受到最重的处罚？
袁伟民：那时候，他(陈培德)是正厅级的体育部门领导，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这个时节我也没必要说这个事儿。像这些处理，远远超出了足球的这些范围。
当时应该怎么来处理，陈培德应该比我清楚，他天天接触下面的球员。
这些事儿(假球、黑哨)，不是那些运动员，他们有专人负责去搞，这个钱从哪儿来的？跟搞兴奋剂一样。
所以，这些事儿，这些问题不好现在说。比如说，我袁伟民这么一说，这本书就变味了。我这个毫无道德意识在里面，我只想着把一些重大事件反馈出来，而且讲一些经验教训，不是说去曝光。那体育界，那各行各业，那咱们中国是什么状况？
人物周刊：那么，你觉得现在这个足球状况是不是跟当时的假球、黑哨等腐败问题有很大关系？
袁伟民：我刚刚跟你说的，是要综合治理。这个问题，这些事儿，说话要有依据。我是原来的体育部长，说完了以后，你报纸一写，他们找我，说你说话有根据吗？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反复看这本书，要严谨，我对它负责。以后老百姓都可以说，骂都可以。我既然说了就要负责。
有时候，现在不敢说我就不说，有时候点到为止。我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问题，把一件件事都说清楚，这件事情是什么，到底哪些人，那我是违背我这本书的目的，那是炒作。
女排假球风波
人物周刊：说到假球这个问题，您曾对中国女排打假球特别生气。
袁伟民：批评中国女排，一般我不说话，其他人谁批？(关键是)你看他要不要批？
这么一个队伍，到世界锦标赛，到国外去打假球，一而再再而三让球(2002年世锦赛上被视为夺标大热门的中国女排为了避开意大利和俄罗斯，先是0：3不敌 “鱼腩部队”希腊队，后又以0：3故意输给韩国)，在300人大会上我点名，我说你以后还能干吗？你不跟全国人民做检讨，在这个位置上，你以后怎么来号召全国的排球界，怎么来拯救赛风？
你自己跑到国外去这么搞，你还有发言权吗，还有威信吗？这个，我是帮助他(们)下台阶。根本上，打假球是违背体育精神的。拿了金牌回来，这个金牌也不值钱。(通过这个假球)把运动员都弄得很心胸狭窄，这就是指导思想问题。谁来负责？不怪运动员。
人物周刊：如果如你所言，打真球，那场比赛他们小组出线后，直接去碰意大利，或许连八强都进不去呢？
袁伟民：你怎么知道呢？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水平，你进不去光明磊落回来，上面是允许的。
你球都往界外打了，人家老百姓看了以后什么意见？中国老百姓呢？你这个金牌值钱吗？人家对中国女排原来不这么看，现在这么看。我到人家大使馆，有的人跟我说，当着我的面有的话还不好意思说，估计排练那些官员都不看，怎么中国女排是这个样子？
人物周刊：那时陈忠和、徐利他们也是为了拿好成绩啊。
袁伟民：怎么为了拿好成绩？
我再三跟他们交待，那是错误的政绩观。你要允许这么搞，以后就变味了，老百姓都上当了。你看那球是假的，那球还看吗？那体育就变味了。
2004年，忍辱负重
人物周刊：您书中多次提到党的民主生活会，通过这个会来帮助一个人什么，我想问一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和内容的会议？
袁伟民：党组生活会什么都可以讲，有什么意见说一说，比如互相批评。像我们这个层次，每年好像要过两次组织生活。
我们的这种讲话，多数都要送到上面去，特别是当时面临(审计风暴)这么个情况。去雅典奥运会以前，(书中)我专门写了一段。那时候，心里面想法当然多，干了一辈子为国争光的事，最后是这个结局。
人物周刊：觉得委屈？
袁伟民：不叫委屈，我今天这个采访，个人勿涉。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那些住在这个楼里面的干部，有时候出差回来要出租车，说你拉到哪儿？说到哪儿哪儿，出租车司机说：我知道了，就袁伟民那时候搞的腐败楼、贪官楼。
人物周刊：这个影响已经造成了。
袁伟民：那个影响不是袁伟民一个人的问题，国家体育总局是一个部委，贺老总(贺龙)第一任当主任，50多年，它是有荣誉感的，一代一代传下来，我在那儿破坏了？造成这个结局，给人们错觉和印象。
当然不是这样，(但当时)谁来替我说话？谁来说，搞错了！你看到，现在的老百姓都是这个叫法。
人物周刊：当时没想澄清一下？
袁伟民：当时不是时机，那个审计，像风暴一样，天天报纸上写，叫审计风暴，国家体育总局的牌子就出现在那。
我马上说，一个是让不让你说；第二也不是时候。像后来报纸说，国家体委是冷战审计署，怎么行呢？我真要有问题，我就不敢了。
人物周刊：当时有没有和李金华直接沟通过？
袁伟民：我给他打过电话。后来，(审计署披露的国家体育总局的问题)《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个报道。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了，好像刊登的不是全文？
袁伟民：不是全文。我们派了俩人，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是宣传司司长。他们(审计署)也出了两个人，最后商量完了，写个稿。我们写的为了是多说一下，目的就是说这个钱不是国家给的钱，不是专项资金，不是纳税人的钱，不是财政部给的钱。这个钱我们是1984年开始运动员搞市场开发积累起来的钱。这个钱通俗一点就是私房钱，我拿出来给他弄的房子，我干好事儿，这个钱都可以跟国家去要的。所以后来书中写，(领导)后来叫我去领，我不要，去领就上当了。
人物周刊：上别人的圈套？
袁伟民：圈套倒不是，这是事实背景。我怎么向你要钱呢？那时候，国家体育总局整改完了，钱也还了。我尽管不要钱，完了它马上6月28号，2005年6月28号，又点我名了，“除了国家体委以外没有整改”其他都整改了，所以外面报纸上又写了很多很多。
《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总编，姓李，写了一个短评，就说双方(审计署和国家体育总局)都是为国争光。这个书上你看到了吗？
人物周刊：看到了，你很感激他。
袁伟民：人家说我，国家体育总局拿为国争光，来压自己的错误。这好像是《中华工商时报》的一篇报道。当时，我就不说，叫我上电视，我也不去。忍辱负重，2004年。
他骂我，我很坦然
人物周刊：你的书出版后，书中所写的国际奥运会资深委员接受采访说，“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
袁伟民：他骂我，我很坦然。怎么说我，都很坦然，我是把历史事实告诉大家，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个东西，总是一个判断，不需要我再说多少。
我是说，我尽量要符合实际，这是我的责任，是历史赋予我的责任。我干了这么长时间，当然要把一些重要的问题告诉大家，我走了后，那有些事情是不是没人再说了？
所以，我这么一说(指书中申奥章节)，人家都说，哎呀，为我们出了气。因为现在还好，我也活着，还有好多参与人都活着。
但是，我不想要跟谁作对，他也可以出来说，任何人都可以。你应该相信这些事，会有个公正的评价，而且也没有说，因为这件事就否定了谁的一生，没有这个意思。
这件事，某个人的处理，为什么要这么处理，个人和国家利益怎么摆，很重要。像我们是高级干部了，刚刚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我说，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是什么呢？国家利益，国家至高无上！
做工作，可以讲个性、个人魅力，但我们一些参与的国际组织，要清楚是谁派你出去的，代表谁的利益。如果连这点没有了，我倒问你你是谁，你代表谁？
人物周刊：那我们假定说这位国际奥运会资深委员投票支持了金云龙，就不算爱国了吗？
袁伟民：讨论都是具体的，不能说假定。我现在跟你讲的(包括书中的章节)，都是有根有据，这是事实。
我也没跟他戴帽子说不爱国，我是说，像这样的大事，你应该规划。他是搞外事出身的，应该知道外事纪律。
人物周刊：那从您个人角度考虑，您是真的支持罗格当新的奥委会主席，还是因为国家利益？
袁伟民：这有矛盾吗？
我目的不在这儿，我的目的是要让中国申办成功，这是我的目的。你看书了没有，当时奥运申办，有多少组搭配(北京-罗格搭配、金云龙-多伦多搭配、庞德-巴黎搭配)？我不跟他说，国家审查他的历史，当然有个人品问题。
那三组，是国际上心照不宣的事情。熊掌和鱼不能兼得，是很简单的道理。
现在是举国体育最好的转型时机
人物周刊：奥运会申办成功了，奥运会也办了，百年的梦也圆了，金牌也已经第一了。那么，体育的举国体制还要不要走下去？
袁伟民：我对举国体制的理解，不主要是动用中国的国家机器，这是小的一块。按照以前的思想，说国家。现在没有，是靠体育、靠中央领导支持。当然还叫举国体制，但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举国体制，你要抹煞它的功绩不可能，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要一下子拿掉它，也不可能。什么叫中国特色？外面好的东西我们要学，那些老外看到我们的体制，也想学我们呢！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问题，基础项目薄弱。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到这个水平，老百姓不满意。金牌不是全部，更不是体育的全部，是其中一个部分。当然金牌要不要？要。还是要靠正步，不搞邪门歪道，这是体育精神，是奥林匹克精神。
我的观点是，在这时候是最好的转型时间。用这个力量，投更多的，除了抓好优势项目，还要弄一些重点的基础项目，还要把三大球都好好弄一弄，不一定是拿金牌了，起码要往前走，要走得快一点。
人物周刊：转型向哪儿转呢，你能不能给我们开个良方？
袁伟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我是全过程过来的，一代一代指导。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稳定在这个水平上了(奥运会金牌数量)。所以我的观点是说，第一更好，拿不到第一拿第二也行，第三也行，要输得起赢得起，这就是泱泱大国，要有这个风度。
现在靠多拿几块金牌来说明我中国人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多好的机会，老百姓肯定也会是这个观点。但是，怎么转型，除了观念上转变，还要舆论引导，这是各方面、一系列的综合工程。
人物周刊：你觉得最关键的要做什么？
袁伟民：现在要有共识，还要有政策，有措施、行动。你看为什么美国好多项目，群众基础好，有些项目它不愿意搞，一搞，上得很快。为什么？它整个的，按照毛主席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本质。
我们现在还是像玩命似的，天天分数、考试压着呢！
人物周刊：那是否美国才叫举国体制，而我们叫举项目体制？
袁伟民：我们现在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因为项目才管得更细。美国它也是项目，他们的协会是有职有权的。
时代在变，社会在进步，我们(国际)政治地位也高了，举国体制也要改革，要与时俱进，这是肯定的。
我们那茬人是时代造就的
人物周刊：延续你的观点，时代在变，我们看到了举重冠军在贫寒中死去，还有的冠军成了搓澡工，还有摆了地摊，他们的青春都献给了国家，但生计却成了问题。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袁伟民：这些情况不是很多，国家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让他们上学，让他们就业。原来，按照以前的观点，没变以前，这些运动员，总共没多少，才不到两万人，国家包下来就行了。但是社会变了，社会在进步，所以要聘任制，要竞争上岗，就有一些人被竞争下来了。那么这些，他以前该学习的时候没学，那不是他的责任，那是当时的体制，是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所以这些工作，劳动、社会保障这一块，国家也在做。
现在各个省市都有些运动技术学院，让运动员当不成了，给他上文化课，继续上学，上大学。我书里写的邓亚萍，就是这么一个代表人物，很艰苦，很不容易。
人物周刊：以前你带领女排三连冠，举国轰动，收到几万封群众来信，现在，全运会在开，但关注的人好像并不那么多了，人们对金牌似乎也并不那么敏感了。你怎么看这个现象，是体育回归它本来的位置了，还是当时把体育给拔高了？
袁伟民：这是时代问题，一个时代需要这个。这个话我老早就说，女排当时拿冠军，为什么轰动？人家说拿个冠军为什么要这样，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个冠军。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儿，一个体育项目拿了个冠军，当然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为什么？刚改革开放。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刚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我们1981年11月16号拿了冠军。
虽然是一个打球，当时它已经超出了打球、体育的功能、金牌的功能。宣传女排精神是什么？鼓舞大家要发扬拼搏，要团结拼搏，艰苦奋斗。以后项目多了，当然不会像这个这么轰动。现在要轰动，除非足球进前八名！
人物周刊：你如何评价你这一生，有遗憾吗？
袁伟民：我的一生，基本上是很正统过来的。我上小学、初中、高中都是读的最好的，教学质量很高。现在就复杂了，也锻炼人了，见识广，分辨能力也能提高。
我成长的方方面面，书上都写了很多。当然我的感觉，真正像我们这种人的成长过程，基本上还是国家和党的培养，这不是官话。要不然，我根本也不打排球，换个环境，可能不知道现在是干什么呢。
我这个人比较好学，另外也动脑子，适应能力强，艰苦朴实。那时候都这样的，一代人，勤勤恳恳的，像你的父辈这代人，党叫干啥就干啥。
当然，一般人说，你是运动员出身，按过去说是运动员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所以，我当时到体委(任副主任)，犹豫了很长时间，去还是不去。最后我还是说去，要改变这种看法。当然自己也在下工夫。我明白，光拿冠军是不够的，两年可以吃老本，两年以后人家看你的能力了。工作对象不是运动员了。所以也很艰苦。
人物周刊：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
袁伟民：这个不好说。从我管的这块来说，足球没能搞好是很大的遗憾，所以，我书中的题目是：足球的遗憾，遗憾的足球。
高官与体育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披露了不少中共高官与体育的交集。
上世纪80年代，袁伟民率领的女排，获得了历史性的“三连冠”，举国振奋，也成为袁伟民这个农家子弟入仕的重要契机。
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曾向本刊回忆，有一次，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接见他，把袁伟民也叫去了。当着二人的面，胡耀邦说，袁伟民做出了那么大的成绩，说明这个人是很有才能的啊，可以提拔当主任么！
时隔不久，中央组织部就过来考察袁伟民的情况，很快，新的任命就下来了：袁伟民从国家女排主教练被破格提拔为国家体委副主任，从副处直升四级。
袁伟民的回忆也颇具戏剧性：“决定用我的消息，最初是从国家围棋队里传出来的，那时候有的围棋手经常陪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打桥牌，他们回来以后有时候说一点儿在那种场合听到的话。后来，决定起用我的消息就这样传开了……”
一晃，20年过去。2004年已经进入退休倒计时的袁伟民再次有了“意外”惊喜――他被提拔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袁伟民回忆：“在200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到国家体育总局宣布对我和志坚(原国家体委党组书记)的任命前5天，也就是4月13日，我接到中组部电话，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并通知我于第二天4月14日上午10时去中南海……”
4天后，60岁、已经在体委大院干了将近40年的袁伟民，成了这里的最高掌门人。
兴奋剂风波
上任伊始，袁伟民遇到麻烦：备战悉尼奥运会的中国选手兴奋剂检测，有2名田径运动员尿检呈阳性，17名运动员血检超标，20名运动员血检疑似超标！
袁伟民的决定是，所有血检超标的中国运动员均不得参加悉尼奥运会！这让人们所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几乎全军覆没――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4人血检超标。
决定宣布后，该省一位主要领导来电话和袁伟民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50分钟，晚上到家，该省另一位主要领导又来电话，谈血检问题，电话打了25分钟，主要内容就是要求‘重检’，说再查有问题我们就不去，没有问题就去。”
第二天，该省的一位副书记和一位副省长，还有体育局局长专程来京找袁伟民，谈了两个小时。“副书记问题谈得比较客观，但另一位省领导好像对反兴奋剂的情况了解甚少，还说据她所知，国际上运动员都在用，意思是我们不用就吃亏了。”
不久，一位袁伟民的“上级领导两次给袁伟民打电话，一次40分钟，一次45分钟，潜台词都是转达有关方面希望‘高抬贵手’。”
《袁》一书写道，“那时的压力真大啊！因为没让去的运动员里，好几个是能拿金牌的。出了兴奋剂的问题是我的责任，成绩不好也是我的责任，如果因为兴奋剂问题影响了北京申奥，我还得多一条‘罪名’。再加上那么多领导找我，我也没听，我当时心想：大不了从悉尼回来我不干这个局长了！”
事实证明了袁伟民的判断，诋毁中国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开始赞赏中国的行动，而且悉尼奥运会的金牌数量也让袁伟民和高层领导开心。
人人谈足球
足球作为第一运动，全民喜爱，甚少人知晓的是，在中共高官群体中，也有着大批足球粉丝，其成败，几乎和作为足协主席的袁伟民仕途联系在了一起。
《袁》一书中透露，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期间，他带着中国足球队出征日本，结果，以两个进球战胜日本，首次取得奥运会门票，比赛时，参加党的十三大会议的代表们，几乎都在看电视直播。
那一次，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十五大，开会第一天，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第二天，中国队对阵伊朗，中国先是2:0领先，然后被对方连进4球，以2:4失利。
当晚的餐桌上，十五大的代表们知道袁伟民是足协主席，纷纷和他聊起足球：
“你那个足球怎么弄的，解散算了！”
“这个戚务生(时任中国队主教练)最该撤！”
“你袁伟民一世英名，这回可砸在足球上，别当那个足协主席了！”
“臭脚！”
这场球结束后几天，十五大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从十三大开始连任两届中央委员的袁伟民，成了“差额选举”中的落选者，最后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在倒数第三位。
2002年6月，袁伟民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汇报。结果“只用了十几分钟讨论有关问题，之后，常委们就足球问题发表了很多意见”。
当时的情况是，日韩世界杯刚刚结束，中国队一球未进，扛着“大鸭蛋”从韩国怏怏回国，“常委们都看了电视转播，有感而发”。
江泽民首先表态：一是足球影响很大；二是不能只提“胜不骄、败不馁”了，“不管拿什么成绩出来；要赛出一种样子来”，三是各方面要支持体育事业，“我们授给伟民同志指挥权”。
朱基说，“足球要搞上去光靠钱不行，还是要讲爱国主义，讲‘三从一大’……”
李瑞环说：“中国足球的水平就是这样，你让它高也高不了，因为它没有这个本事，平时没有好好练，就是这个问题。”
……
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偶尔会给袁伟民打电话，电话中，他也会提到足球，有一次，他竟然为了小孙子，向袁伟民要贝利的签名足球：“伟民啊，听说球王贝利来中国了，你能不能找个足球请他签个名，我小孙子喜欢，拜托你了哦！”
后来，袁伟民搞到了有贝利签名的足球，派人给江泽民送去，江泽民亲自来电话向袁伟民表示感谢。
退休
《袁》一书写道，“江泽民和邓小平、胡耀邦一样，非常赏识袁伟民”。2001年11月11日，第九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在开幕式前接见外宾后的间隙，江泽民在休息室里和袁伟民聊了起来：
“伟民啊，世界上有没有游泳速度最慢的世界纪录啊？我现在每天游800米，速度很慢，大概是……”
“呵呵，这我可没听说过，你坚持游泳这很好，而且你胖，浮力大，省劲；你还要有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散步之类。”
“换了别人，大多数人是绝对不敢当着总书记的面说他‘胖’的，更不敢主动涉及‘退’这个敏感问题，可袁伟民压根儿没怎么多想”。
2004年，袁伟民踏进中南海的大门。
“伟民啊，这么多年了，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我们好像是同龄吧，都是1939年生的，你生日是几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握着袁伟民的手，请他坐下后，来了这么一句开场白。
“我是7月8日的生日！”袁伟民说。
“哦，我们还是同年同月生的呢，我比你小10多天……”就这样，两人开始了聊天。曾庆红告诉袁伟民，关于他到了年龄下不下的问题，是经过反复考虑、研究做的决定。“从2004年到2008年还有4年，差不多一个任期，如果再延长一两年也得下，早下晚下都得下，最后还是认为不要延长好。”
最后，曾庆红征求袁伟民的意见：你退下来后，肚子里还装着那么多东西，海内外、体育界都认你啊！怎么把你的经验教训拿出来呢？帮助奥组委、体育总局……
袁伟民拒绝了：不用了，庆红同志，我已经离开了，还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好！
《袁》书提到，“2004年12月9日一宣布他退休离任，11号我就把办公室搬走了。”
“刘鹏过来找我，让我不要这么急着给他腾办公室，他有房子，而我实际上老早就已经把房子腾好了，书什么的早就一点点搬回家了。”袁伟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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