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近日出版，其中“申奥：深层的故事”一章引起外界广泛关注及议论。在这一章中，袁伟民直言由于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影响。
虽然书中并没有点名道姓，但透露此人是《五环之路》的作者、“中国申奥之父”，故外界普遍猜测所指正是中国体育界另一元老何振梁。袁伟民称曾考虑过披露诸多敏感事件内幕的后果，不过他个人认为真相更重要，可以通过说出真话”让大家受到启迪，受到教育”。在谈及申奥章节引发的争议时，他表示“这本书的目的只是还原历史真相，就事论事，并不是要挑起纷争。”
书中相应章节如此描述事件始末：
2001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申办城市和新一届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上，北京奥申委制定了“合纵连横”策略，希望要通过中国对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然而，却传出了中国某国际奥委会资深中国委员公开支持韩国的金云龙的消息，“令北京奥申委费解、困惑和不安。”
袁伟民：把真相如实告诉大家
事发之时是2001年3月2日。当时有人告诉袁伟民，境外信息显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推荐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袁伟民立即将此信息告诉了时任北京奥申委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刘淇和奥申委其他领导均感吃惊，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天下午立即召开奥申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请这位资深委员讲明情况。在会议中，后者承认这是事实，但未解释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避免此举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消除罗格和欧洲委员们的误会，奥申委商量了一个紧急补救措施：请这位资深委员马上再推荐第二个新主席候选人罗格。由于后来这位资深委员又按要求推荐了第二个主席候选人罗格，所以此事就这样过去了。
袁伟民在书中写道：“我们为了北京申奥成功，积极做中国的朋友的工作，希望他们也把票投给罗格。而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却做反工作，让我们的朋友把票投给金云龙，而如果希望金云龙当选就意味着让北京出局。他明明知道这么做对北京不利，为什么还要不听劝阻坚持己见呢？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
何振梁：历史不是靠某些人编造出来的
何振梁在14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知悉自己涉入袁伟民新书中的申奥波折，但坚称国际奥委会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梁无从得知自己将票投给谁， “这种杜撰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何还表示历史由事实写成，而非人为编造，而自己工作繁忙，不愿就此回应太多，“我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当然，我也不排除必要的时候会站出来说明一切的。没想到我这样付出还要受到别人如此的污蔑。”
在2008年7月出版的《何振梁申奥日记》中，何这般记载当时情况：2001年3月3日与罗格通话，告诉他金云龙让我连署提名他为主席候选人的信，我已允诺，我觉得在连署前应先取得罗格的理解。罗格感谢我去电话，说我同意为金连署完全是正常的人际关系。
对于何振梁的公开回应，袁伟民也回应说：“一个人在某个问题上、或在某阶段有错误，不代表否定他的过去和全部。只是因为这个人的所为涉及到历史，所以当事人有责任为历史留下真实的一面，让历史尽可能接近事实。”
出版社收到公函，被要求“停止发行此书并消除恶劣影响”
10月16日，策划推出《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的凤凰联动文化公司向媒体透露：15日，由何振梁任会长的“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向出版该书的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发出公函，“严正要求”立即停止发行此书并消除恶劣影响。
据《长江日报》消息，这封公函的内容为：“贵社出版的《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存在多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并以“国际奥委会资深委会”的提法诋毁诽谤我会何振梁会长。贵社未经审查并核实史实，既涉嫌损害国家荣誉及泄露机密，并严重侵犯了我会何振梁会长的名誉权。现我会严正要求贵社立即停止发行此书并采取措施消除恶劣影响。我会保留通过行政程序及法律手段解决此事的权利。”
这个公函的最大看点是“泄露机密”
通看全书涉及何振梁部分，一般认为，这里的“泄露机密”，很可能是指罗格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中国和罗格之间存在利益交换。按照袁伟民的说法，中国采用了“合纵连横”办法，即中国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票投给罗格，同时中国施加影响为罗格拉票。
作为“回报”，支持罗格的欧洲委员也会投票支持北京申奥，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书中称，对这种“合纵连横”策略，何振梁不但不予支持，反而支持北京的反对者，同时也是罗格的竞争者――韩国人金云龙，帮后者拉票，在投票时，何振梁也投票给金云龙。
如果这个说法属实，是否为泄露“机密”？泄露机密的前提是，“合纵连横”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如果这个存在属实，那么泄露这个事实，无论对罗格还是对北京，都非好事。显然，袁伟民书中披露的内容，已超出两位大佬的私人争论，已上升到更高层面，将北京和国际奥委会都卷了进来。不知人在中国的罗格是否看到袁伟民书籍涉己内容。
第二个看点是“行政程序”说，何振梁方面提出保留通过行政程序和法律手段解决此事的权利，行政程序，是否指通过管理部门来下达指令？“通过行政程序”，在媒体运行语境下，也可以说是通过行政权力。一般认为，如果何振梁选择法律手段，更符合社会观感，既然袁伟民前局长选择通过出版物表达意见（出版权属私权范畴），这种意见又被何振梁认为失实，后者为什么不可通过法律手段？
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如果何振梁提出告诉，法官其实很难裁判，这大大超出法院能力，比如传唤证人，涉及到的证人可能会出庭作证吗？所以，最终采取法律手段的可能性不高。如果何振梁选择“我也不排除必要的时候会站出来说明一切的”，尽管也符合社会观感，但“站出来说明一切”的几率更小，因为这不符合“国情”。
“站出来说明一切”是说给公众听，还是说给袁伟民听，甚或是说给能决定事件走向的人听？目前初步的结论是，袁何之争台面上的喊话会在短时间内停止，二人很可能会顾全大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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