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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报道:袁伟民揭内幕何振梁申奥不光彩(组图)

www.sinoca.com 2009-10-15 新民周刊

新民周刊2009038期封面：袁伟民质疑何振梁
　　

袁伟民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

　　袁伟民揭开内幕

　　在举国同庆六十华诞、第十一届全运会即将召开之际，袁伟民推出力作《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书中披露：

　　悉尼奥运会前夕，突发兴奋剂事件，痛割毒瘤不手软。

　　奥运申办城市投票和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两项议程同时在莫斯科进行，投票前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建职工住宅”，引发审计风波，真相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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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书就是要讲真话，讲实话，淡出公众视线整整五年的袁伟民揭开了中国体育尘封已久的往事与内幕。

　　撰稿・张伟(记者)

　　10月11日，“销声匿迹”长达5年的袁伟民出现在公众面前――《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的首发式在南京凤凰国际书城举行。在发布会上，袁伟民作了真诚感人的发言：“今天我心里很爽，来了这么多朋友，非常高兴。”如今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袁伟民少了几分为官的威严，多了一分老者的慈祥。

　　袁伟民是世界排坛的传奇人物，中国体育的领军人物。在中国，女排精神影响了几代人。“往事并不如烟”，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裁张小波如是说：“这不是传记，而是一部奋斗史，正气歌。”江苏省委、省政府领导，少将陈招娣等老女排队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数十家新闻媒体在南京齐聚一堂，参加了新书的首发式。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是袁伟民经过5年的沉淀和思考，与他的写作团队完成的一部回顾体坛风云的力作，书中大量引用了袁伟民的原话，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但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细节，还揭开了某些重大事件的历史深层内幕。如今，低调卸任的袁伟民，终于接受媒体采访了，他有话要说。在古南都大酒店，袁伟民接受了《新民周刊》3个小时的专访。

　　为什么要写书？

　　在古南都茶座僻静的一角，袁伟民侃侃而谈，面对记者提问，他思路清晰、睿智敏捷。

　　《新民周刊》：在您担任中国体育掌门人的那些年，印象中您从不接受媒体的专访，卸任之后，据说有许多著名主持人通过各种关系要求采访您，其中不乏杨澜这样的明星人士，可是全都被您拒绝了。我们非常高兴今天能采访到您，请问，是什么原因使您破例愿意面对媒体？

　　袁伟民：我这人比较少成为焦点，包括每届奥运会，一般出席两次新闻发布会，第一次去和大家见个面，第二次是结束时我搞个综述。退下来后，人们更是看不到我了，(关于我的)传说很多，我看得很淡。刚退时，就有好几个地方找我出书。我开始一直拒绝，后来找我的更多了，许多人一直劝我，我不是不说，而是要等一个适当的时机。如今，退下来一晃5年多了，直到去年他们做工作，我答应了，这本书终于在去年完稿，现在选择在全运会之前，而且回到家乡，首先与家乡读者见面。

　　《新民周刊》：从1986年开始，您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参加了5届奥运会、5届亚运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竞技体育取得了很多辉煌的业绩。这中间，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否对自己做一个评价？

　　袁伟民：谈不上是评价吧，竞技体育有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功能，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为国争了光。从我1958年来到南京，在江苏省排球队备战第一届全运会起，到2004年卸任，算起来搞了47年的体育工作。半个世纪的体育人生，弹指一挥间。

　　《新民周刊》：能谈谈您出书的初衷和想法吗？

　　袁伟民：要出书就一定要讲真话，讲实话，而且我要求要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版。这本书讲出了我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者，为了体育事业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以及尝到的酸、甜、苦、辣，包括所付出的艰辛和代价。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目的是为了把经验和教训留下来，把体育上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如实告诉大家。

　　《新民周刊》：书中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其参与的事件的影响力都很大，令读者十分震惊，比如申奥的故事、中国推荐新的代表参加国际奥委会执委竞选，比如兴奋剂等等。书中涉及到很多我们以前并不知道的内部消息。披露这些您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想过会有“爆炸”性反应，包括当事人的强烈反应？

　　袁伟民：说好呢，还是不说好？这是历史，我书里说的是让历史尽可能接近事实，当然看的人也有角度问题。我书上写的都是有材料根据的，当年很多材料都是归到我这里的。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有很多人鼓励我说，你不出来说话，就没有人说真话了，历史就这么错下去了，我明明知道真相却不出来纠正，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我在体育界这么长时间，经历的事情很多。当然说真话，必然涉及到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部门。但是我想，说这些事并不是为了批评谁，指责哪个部门，我只想通过这些事，起到启迪的效果，对事不对人。我的文章里没点名，很多事，部门里的人谁都知道，但是老百姓搞不清楚。好多时候是我看了电视、看了报刊，才知道披露出来的是违背事实的，因为我是参与决策的人。按理说，我们国家走到今天，人们可以大胆发表各种意见，但我想，一些具体的、重大的问题上，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位置怎么摆，如何处理，是有原则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受党教育多年，干了很长时间的干部、高级干部，应该有基本原则。

　　《新民周刊》：你曾经说过，这本书不是一本传记，而是用“5年带出50年”――主体是记录您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之后5年间中国体育界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此基础上带出您的整个人生经历。换句话说，这本书不仅是对你自己50年体育生涯的一个总结和回顾，更是中国体育一个时代的缩影，是这样的吗？

　　袁伟民：是的。我这5年，是中国体育界跨越式发展的5年。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以28金实现历史性突破，2001年申奥成功，2002年冬奥会实现金牌零的突破，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又以32金创造历史。所以说，这5年里折射出了中国体育近50年来的沧桑巨变。

　　迎来转型良机

　　中国体育的转型，是袁伟民在任及卸任后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需要金牌，而我们也已经做到了，北京奥运会已经名列金牌榜首，已向世界证明中国是金牌大户，现在我们应该在保证优势项目和抓好重点基础项目的前提下，花大力气发展群众体育。”袁伟民告诉记者，他在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赛事后，用更加冷静、客观的心态看待和思索他非常熟悉的中国体育。“现在已经到了中国体育转型的最佳时机。”

　　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体制是精英体制，中国的体育体制也同样如此，虽然中国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的实力确实很强大，但一个普通的体育爱好者想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参加奥运会实在是太难了……说到底，中国能在奥运会上夺金牌第一，举国体制的功劳可以说非常之大，一个运动员在被选入国家队之后就不必操心任何其他的事情，吃有食堂，住有宿舍，每个月有津贴，而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训练，争取在国际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这样的举国体制给中国体育带来了很多荣誉。但这种夺金主要是精英教育的产物，不是建立在全民体育的基础上的。

　　相反在欧美其他国家，体育是一个全民参与的锻炼方式，任何人只要喜欢运动，都可以在很多比赛中报名参加，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立陶宛一次国内篮球比赛可以有2000多支参赛队伍，很多国家的奥运会选手都不是专业运动员，大学的校队运动员，甚至餐厅的厨师、普通的职员、公司的CEO，都可以获得参加奥运会的机会，而且有些运动的成绩还在中国队之上。

　　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袁伟民提出了衡量“世界体育强国”的三个标准：体育人口的多少，体育产业的强弱，体育成绩的好坏。他认为，不仅要将体育作为一种兴趣，而且要把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体育观念很强、经常参加比较正式的体育运动、经常进行体育消费，才能被称为体育人口。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金牌的数量的确是荣誉的体现，但是想要变成一个体育强国，向普通民众敞开大门就显得非常必要，体育运动在大众中的普及和提高更是基础和根本。中国虽然称得上是“金牌大国”，但中国的优势项目多是世界上普及程度不高、市场效益不佳的“小众”项目，而需要广泛群众基础的田径、游泳、集体球类项目则基础还比较薄弱。

　　另外拿赛艇为例，这项运动在中国是个大冷门。在中国的湖面、河道上几乎看不到赛艇的踪迹，很多人甚至连赛艇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在欧美国家，赛艇的普及程度超乎想象。在那里，公开水域、宽广的河面常常点缀着各色赛艇，许多大学的体育馆里甚至有专门的室内赛艇练习场，喜爱和参与赛艇运动的人随处可见。沙排项目也是如此，在中国，男女沙排队员加一起也就100多人，很多省市都没有沙排队伍。但是在美国，虽然他们的水平有高有低，但打得人太多了。美国国内一般的比赛，经常就有200多对运动员参赛，有这样的群众基础，美国队能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两枚沙排金牌也就不奇怪了。其他的运动项目也是如此，国外有专门的拳击俱乐部，花样游泳的普及程度也相当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关于审计风波

　　袁伟民在新书中披露：2004年6月23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条重大新闻：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关于200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其中指出，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于建设职工住宅小区1.09亿元，国家体育总局作为41个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专项资金的典型例子被突出曝了光，成为这条新闻的焦点。一夜之间，突如其来的审计风暴，把国家体育总局送到了风口浪尖上。

　　袁伟民说：问题出在审计署公布的报告中，把我们建房动用的中国奥委会市场开发积余的钱，误定性为动用了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其实，我们的问题就是没有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开会决定动用这笔资金，这是一个体制造成的财务管理程序不妥的问题。审计署将我们财务管理中出现的一个程序不妥的问题，错误定性到“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专项用途”的类别中去，是不妥的。

　　中国奥委会没有专项资金，体育总局没有动用“专项资金”。可是，这场审计风波还被炒向了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整整两周，海内外媒体和网络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可谓是铺天盖地。法新社、美联社、英国《金融时报》等海内外媒体毫不客气以各种严厉的措辞批评国家体育总局“贪污了纳税人的钱”、“社会各界的捐款”等等……由此也激怒了人民群众和海外华人，发出了“我们再也不给奥运会捐赠了”的怨言。

　　记者告诉了袁伟民当年去北京采访听到的许多关于这场影响极大的审计风波的传闻。传闻一，某体操主教练没有分到房子告到了中组部；传闻二，总局主要领导被“双规”；传闻三，负责工程的有关人员贪污了几千万……甚至连出租车进入龙潭湖小区和总局新建的大院时，一些司机也会随口就说：“这是‘贪官楼’、‘腐败楼’……”

　　后来，体育总局向国务院提出的申诉起了作用，由监察部牵头组成联合调查组，重新调查真相。2004年7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条刊登了题为“体育总局有关人士答本报问”的报道，这篇报道除了对一些误解和谣传做了一些解释外，也表示了总局感谢审计署的审计，欢迎媒体和人们问责，《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专门为这篇报道配了一篇短评，题为“都是为了国家利益”，指出：“审计署秉公审计，不顾面子，完全是为了国家利益”，但是有些媒体由于不了解情况出现了一些失实的报道，“为了避免对雅典奥运会、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负面影响，体育总局有关人士做了实事求是的解答”，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袁伟民说：“事过5年，现在再读这篇短评，我仍觉得很有水平，据说是时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写的，我们非常感谢，也不会忘记《人民日报》海外版这位正直的总编辑，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中国体育的支持。”说到这里，这位硬汉子的眼里隐约闪烁着泪光。记者想不到当年袁伟民会背负如此沉重的压力。

　　离任后的生活

　　5年前，袁伟民在离任之际说过：“47年的体育工作，充满了紧张、激烈、挑战和艰苦。离任之后，我会参加到全民健身的行列中去，锻炼身体、享受人生。”

　　袁伟民说到做到。采访中，袁伟民告诉记者，学生时代他就是一个业余足球运动员，高中毕业以后才开始打排球，很快就成为江苏队的主力二传手，几年后入选国家队……这样的经历，使得今年71岁的他将参加体育锻炼作为人生的一大乐事，尤其是网球和高尔夫。作为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席，袁伟民认为“高尔夫进入奥运会后，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它以球会友，讲究技巧，是一项超越自我的运动，让人可以拥抱大自然，有益于身心健康。”袁伟民说。和袁伟民打高尔夫球的，是他以往在工作中结识的朋友和他往日的弟子。一些各界名流也会请他参加一些“高球派对”――不是那种比赛性质，而是属于联谊休闲性质。当年的老女排队员们都知道袁指导的这个爱好，所以会经常招呼“袁头儿”出来打球吃饭，在阳光下草地上享受家庭聚会般的日子。

　　“现在我就和一些老朋友一起打球，一个礼拜三次，每次一个多小时，打完球回家洗澡，几个球友再一起吃饭，有时候把夫人(郑沪英)也带着。”袁伟民说。对他来说，膝关节有伤，开过四次刀，唯一的小烦恼是每次都得带着自己的网球鞋，因为他的脚有46码，“如果找不到鞋，打球时我就得‘穿小鞋’了，”他开着玩笑。袁伟民至今还会经常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网球馆训练。
　　

　　2001年，北京在莫斯科申奥成功，左至右：袁伟民，刘淇，何振梁激动地招手庆祝

　　何振梁：不光彩？

　　或许，袁伟民和何振梁这两位同乡之间的“PK”，会成为中国体坛的又一场风云……

　　撰稿・张伟(记者)

　　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的新书中，第四章“北京申奥：深层的故事”所披露的“事件内幕”，无疑是最具爆炸性的内幕，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中国体育界另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虽然袁伟民在书中没有点名，但只要有点体育常识的人都知道指的是谁，而且书中在后面的章节中还间接点出了这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名字，文中这样写道：“在这位资深委员的传记《五环之路》中，是这样记载他第一次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的：‘1984年在洛杉矶中国第一次全面参加夏季奥运会，取得了辉煌成绩。中国在世界体坛的崛起，为何振梁在国际奥运会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条件。……’”显然，《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多次提到的“这位资深委员”正是何振梁。

　　在南古都大酒店，袁伟民说：“历史可能被表达，也可能被遮蔽，而本书所要做的，是让历史尽可能地接近事实”。看得出，经过5年的深思熟虑，袁伟民要高调还原历史的真相，确实，那些只是体育高层极少数人知道的真相，袁伟民不说，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就会不明就里。

　　何振梁被很多人称为“体育外交家、新中国体育先行者、新中国体育历史的见证者”。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搜索关于何老的资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评价：何振梁先生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两次担任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是北京申奥由失败到成功的标志性人物。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威望和影响，他的经验和出色的语言能力，他在暮年所付出的巨大身心劳动，为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何振梁曾被外国体育刊物评为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十大体育领导人之一，是“中国的申奥之父”。然而，这其中的某些评价，难道会要被“颠覆”了吗？

　　第一件事是关于申奥的内幕，书中披露――

　　根据申奥小组“合纵连横”的原则，罗格支持北京，北京支持罗格，即外界所说的“京罗组合”。

　　其实，早在两年前，原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在《中国体育报》上撰文解释什么是“合纵连横”策略时，就隐约表达了对这位资深委员的不满。当时，文章这样写道：申奥小组集体讨论认为：2001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12次国际奥委会全会将投票决定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投票决定5个申办城市中由哪个城市承办，第二件是投票决定由谁接替年龄到线的萨马兰奇担任新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一般而言，两件大的事，在一次全会上不大可能给同一个洲。我们北京最关心最要努力的是保证北京拿到承办权，至于新的主席人选最大的可能是出自欧洲，呼声最高的是罗格。罗格的人品、威望、资历、能力是上乘的，如果他能担任主席，对于国际奥委会的团结稳定，保证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健康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参加这一“合纵连横”策略决策的绝大多数都是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发展高度负责的，都是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领导同志不用说了，参与申奥的总局的外事专家们也都是坚定地做出了这样的抉择。党中央从申奥一启动，就明确由体育总局、北京市联合申办。时任北京市市长、北京申奥代表团团长刘淇，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袁伟民为北京申奥的“合纵连横”，不辞辛劳，完成了高难动作，为预期的莫斯科全会上的投票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在我看来，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最要紧的是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处理棘手的问题，达到最好的效果。从这个最根本的要求严格衡量，刘淇、袁伟民是北京申奥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中的体育外交家，只是不知他们肯不肯戴这个花环？至于说到体育外交家，我虽然自地方党委调任国家体育总局才5年多，亲身感受，由于历史的原因、党中央的重视、工作的需要这里的体育外交家或者说杰出的体育外事工作者是很有一批的，决不是孤芳自赏的一个、两个，如魏纪中、楼大鹏、于再清、屠铭德、吕圣荣、顾耀铭、宋鲁增等等。中国体育外交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他们都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关乎成功的至关重要的贡献。可惜，由于宣传走偏，人们都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分析北京申奥成功，有一个大的概念必须牢固树立。申奥成功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实力，中国改革开放后世人瞩目的发展，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有力，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在这个根本性前提下，有一个优秀的申办团队作了卓越的努力。请特别注意，是团队，而不是个别人作出的杰出努力。

　　如果说，李志坚当年撰文表达得还是比较隐晦的话，那么如今袁伟民在其新书中则写得相当直接：“当时我(袁伟民)非常生气，我心想人家说话算数，支持北京申奥成功了，现在我们却过河拆桥，不支持人家，不是不讲信誉吗？更何况，金云龙能和罗格比吗？金云龙是韩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后来因为贿选问题被国际奥委会点名，并遭到韩国检察机关的起诉。据说他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曾经许诺：只要给投他的票将给报酬……可是，结果令人失望，这位资深委员依然我行我素。何振梁支持金云龙，后来“据多方反馈信息，也证实他这么做了”。袁伟民在书中披露：“我立即将此信息告诉了时任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刘淇和奥申委其他领导都感到吃惊，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天下午就立即召开奥申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请这位资深委员讲明情况。他承认有这个事实，但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

　　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第七章“普遍法则：新老交替势不可挡”这一章节中，袁伟民还披露了当年这位资深委员说的和做的不一致，不积极支持于再清接替他成为新执委一事。整个事件简直是“不可想象”。书中披露：一年后，在2003年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又将选举出新的执行委员，是继续支持这位资深委员去竞选执委，还是把新委员于再清扶上马去竞选执委，袁伟民和李志坚在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广泛听取意见后，决定让于再清参与竞选。对于推举于的原因，袁伟民在书中解释说：“要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任务，就迫切需要一位在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中都有现职的、在位的领导干部，能够进入国际奥委会执委，争取话语权直接对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李志坚找到了这位资深委员(何振梁)，希望他能支持于再清参与竞选，当时这位资深委员就表示：“如果推荐其他人，我反对，不同意，但是推荐于再清我没有意见，我全力支持他竞选执委。”他还答应写一封英文和法文的推荐信，由他出面向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推荐于再清。谈话一结束，李志坚就立刻赶到北京市委，也代表袁伟民，向时任北京奥组委主席、市委书记刘淇报告了这一情况。但是，令袁伟民和李志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传来的消息却说明：这位资深委员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做。首先，在推荐信的问题上，他表现得不情愿，他没有写法文推荐信，而只是在外联司拟就的英文推荐信上盖上他的章。为此党组书记李志坚两次找何谈话，第二次谈话何竟然大发雷霆，矢口否认阻挠于再清当选之事。其实是他自己“另有想法”，不久之后就明白了――有委员反映，他在境外谈到执委竞选问题时说：他之所以不竞选，原因是中国的体育部门嫉妒他。于是，德国媒体指责中国：“让一个政府告诉我们谁应该进执委会，这是不能允许的！”这些奇特的声音不仅严重地干扰了于再清的竞选，更不能容忍的是，给中国造成了不良影响，认为中国在干扰国际奥林匹克事务，中国体育部门在弄虚作假，严重损害了中国和中国奥委会的形象。结果，2003年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于再清以并不悬殊的票数竞选执委失利，这不能不和“某种声音”有关。又一年过去了，2004年9月，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于再清再次参加竞选，终于成功，四后后又顺利晋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在采访完袁局之后，记者多次试图与何振梁老人联系，想听听他的说法，巧合的是，在袁伟民新书问世之际，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公布了何振梁退休的消息：今年80岁的他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相关规定，即将退休。在哥本哈根投票2016奥运会主办地期间，来自中国的媒体记者曾经集体采访了何振梁，他表示：2008奥运会能在北京举办，“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退休在即，实现夙愿的何振梁没有不舍，他说：“毫不谦虚地说，(对中国而言)我在国际奥委会的位置是空前的，但我绝对不相信是绝后的。” “一直都太忙，没什么时间写书，退休后我就开始写回忆录，主要是想总结我们的挫折和成功，希望给人以借鉴，让后来人做得更好。”

　　10月12日晚9时，本文截稿的前一天，记者终于联系到了何振梁。当记者希望何振梁就袁伟民书中提及的关于他的事件表达个人看法时，刚开始何振梁在电话那头哈哈大笑起来，他提高了嗓门反问一句：“你信吗？”据记者所知，这是何振梁在一天内第N次这么回答纷纷打电话给他的记者了。接下来，当记者说：“何老，这不是我们信不信的事情，书中写得非常具体，这样的事情太让人震动了！”据书所说：“这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似乎已不是秘密，韩国的媒体做了公开报道，韩国内部对金云龙在各大洲得票的情况一清二楚，认为金云龙在亚洲得了7－8票，其中有中国的1票。”此时，电话那头的何振梁显然触动很大，他有些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投票是在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袁伟民怎么知道我投了谁的票，没有投谁的票？他有什么证据啊？他相信韩国人的话吗？”停了停何振梁又说：“袁伟民说这些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本来何振梁还要准备说下去，可能在家人的提醒下，他欲言又止，转言道：“好了，现在我不说了，我要休息了，我需要安静，不过等到我应该出来说话的时候，我会出来说的！以后再说吧！”

　　何梁振究竟会对这件事给予什么样的回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本书中所传递的信息让人觉得，何振梁在申奥投票过程，以及帮助于再清竞选执委的过程中，似乎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
　　

1976年，36岁的袁伟民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首次给姑娘们面授机宜时，脸红、耳红、脖子红

　　揭秘兴奋剂

　　袁伟民所举的这些例证，都可以说明兴奋剂在中国体育界的泛滥，即使在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撰稿・张伟(记者)

　　“兴奋剂”问题一直是中国体坛禁忌的话题。当年，作家赵瑜曾推出一部震惊体坛的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可是我们发现其中，并没有揭露兴奋剂内幕，难道赵瑜对马家军是否服用兴奋剂的内幕一无所知？后来，记者从相关方面了解到，当年就在那部作品定稿准备出版时，赵瑜迫于相关方面的压力还是把书中最具震撼力的“兴奋剂”部分删掉了。在那个年代，有记者一直想揭开马家军幕后的故事，可是每每在采访到兴奋剂事件总是得不到答案，如今，十余年过去了，马家军叱咤体坛的辉煌早已经成为尘封的记忆，而关于“马家军是否服用兴奋剂”的话题现在终于可以说了。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昔日体坛掌门人袁伟民在隐退多年后，近日推出了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这本书第一次揭开了此事的历史真相――

　　组团去悉尼参赛之初，国内对于运动员兴奋剂检验的情况很不乐观和顺利。距离悉尼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飞行检查”结果更让袁伟民及体育总局高层触目惊心，尤其是“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2人尿检呈阳性(其中1名血检也超标)、4人血检超标，7人中有6人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强烈的使用兴奋剂嫌疑。“人们熟知的某省女子中长跑队”，指的就是马家军。

　　尽管面临诸多压力，包括该运动队所在省份的高层领导也数次与体育总局进行解释与磋商，但以袁伟民为首的体育总局领导层从国家利益与运动员的身体健康出发，尤其在北京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大背景之下，总局毅然决然地把包括“马家军”在内的所有经抽查使用了兴奋剂或有使用兴奋剂嫌疑的运动员全部拒之于悉尼奥运会之外。“我不针对谁，我相信科学，相信检测结果，检测要合理公正，不出问题，反兴奋剂是真反还是假反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一项政治斗争。”袁伟民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强调说。

　　众所周知，马家军曾是中国体坛的奇迹和神话！记者曾经多次去过马家军基地，进行过实地采访。体育教师的马俊仁本身就显得很神秘，爱琢磨的马俊仁凭借多年钻研提高女子中长跑成绩和水平的土办法，一步步创造了奇迹。当初，就是国为谁都没把老马的土办法当回事，所以当马俊仁和他最早的一批马家军弟子从葡萄牙的国际赛事上捧回了几块金牌后，几乎所有人的情绪一下子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极度不信任到近乎狂热的迷信。

　　当年，马家军连续66次刷新全国纪录、亚洲纪录乃至创造世界新纪录。那一代“马家军“几乎个个是世界级高手，分别有骄人的世界纪录在身。老马的名言“锁(说)破啥就破啥，锁(说)样(让)谁破就样(让)谁破”，也响彻全国。

　　然而，好景不长，马家军先是内部出现了问题，因为奖金风波队员出走，接着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一书又把马家军搞得极其被动，最让马家军遭遇致命打击的就是悉尼奥运会出征前那次被国家体育总局的“集体封杀”。记者还清楚记得当时采访马俊仁时的情景。当时记者一窝蜂似的前去采访，马俊仁却一再说：“我要说的是，我的弟子是冤枉的，因为我们没有服用兴奋剂。中国奥委会反兴奋剂委员会进行赛外兴奋剂检查时，当时大连正流行严重的肠道疾病，我的弟子包括尹丽丽、宋丽清、董艳梅等人都没能幸免。这些队员都是在处于昏迷状态中接受尿样检测的，之后就被送回医院抢救，当时连背她的人都被医生骂了个狗血喷头，医生认为这样对待病人太没有人性了。”

　　说完这些，老马很激动：“这是有人要整我。”他说，“在这份处罚通知中有这么两点，一是我什么时候被任命为训练组长的？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但现在处罚下来了；其次是对我的通报批评，这不就明白了吗！想想看，全国处罚了那么多的运动员、教练员，但各省哪个集训队的领导遭到了处罚，遭到了批评？如果说我是国家集训队的训练组长，上边出了事要进行处罚的话，那么事先也该跟我说一声。我们辛辛苦苦训练为什么？还不是要把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本来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毕竟现在的头等大事是申奥，但既然运动员都被处罚了，他们都不怕有影响，我还怕什么？”

　　老马说到最后已经是眼含热泪：“我现在都不敢进田径场，不敢面对董艳梅等孩子，我见到了她们，我自己就想哭，我对不起她们啊！像尹丽丽、宋丽清放弃了到大学深造的机会，20岁左右的年龄，跟着我在这里训练，现在却混了个处分。是有些人为了收拾我，让我的教练、队员随着遭殃啊！”当时，记者也曾被马俊仁感动和感染，感觉他们真得很不容易。

　　然而，多年以后，无论是老马本人还是媒体谁也没有想到，当年的中国体育的掌门人和决策者终于出来说话了，他揭开了长达10余年之久的马家军兴奋剂之谜。

　　如今，马家军辉煌背后的内幕风云也终于真相大白。或许，也正是由于兴奋剂的阴影，我们发现在今年国庆节前，举行的“中国体坛60年风云人物”颁奖活动中，马俊仁并没有出现。当时，近百位在各个时期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体坛名将或其亲友代表齐聚一堂，重温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上海市副市长赵雯等出席颁奖仪式，并为当选的运动员、教练员颁奖。

　　时空交错，记忆难忘。颁奖现场，60位曾经叱咤体坛的风云人物或其亲友代表依次登台领奖。他们中有50年代打破世界纪录的穆祥雄、郑凤荣；60年代为中国乒乓球队夺得世界冠军的李富荣、邱钟惠、一代棋王胡荣华；70年代足坛名将容志行、世界上第一个登上珠峰的藏族运动员潘多；80年代三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的朱建华、中国第一枚奥运金牌得主许海峰、“铁榔头”郎平；90年代体坛名将邓亚萍、伏明霞、刘国梁、高敏、孙雯；还有近年来活跃在国际国内大赛赛场、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运动员、教练员杨扬、刘翔、孙海平、陈忠和、林丹、杨威等。姚明和李宁两位当选者也特意发来了获奖感言。在得以入选后，在北京奥运会上因退赛而引发争议的刘翔及师傅孙海平更是热泪盈眶……当时，很多人就在议论：为何没有马俊仁啊？

　　在几年前，记者在采访马家军兴奋剂事件时，记者的一位老朋友、上海田径队的总教练也披露了马家军服用兴奋剂的内幕。他告诉记者，“其实当年老马在干什么，我们比较清楚。据说他们曾经用一种叫促血细胞生长素的东西，能显著提高运动成绩。中长跑的主要问题是供氧，假如你能让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摄入更多的氧气，运动员就能比出好成绩。提高氧气的供应，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氧合浓度，就是让一个血细胞结合更多的氧气，这方法比较难。另一种是提高血液中血细胞的数目，这就可以用促血细胞生长素。这种药物原来是查不出来，所以老马就牛了一阵。当然，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的，常用促血细胞生长素人容易发烧，所以我们就常听说马家军某某队员等常发烧，带病坚持比赛的佳话，当然她们竞技水平本来就是很高的。至于什么中华鳖精，吃王八之流全是胡扯。”

　　悉尼奥运会后，中国体育代表团带着“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成绩回到了北京。来自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的信息都表明，中国成了反兴奋剂的典型，成了国际体育界的榜样。以袁伟民为局长的体育总局毫不手软的做法，使玩兴奋剂的人不得不有所收敛，就连抱侥幸心理的人，也不敢随意玩“瞒天过海”的把戏了。在悉尼奥运会成为全球典范的中国，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兴奋剂工作得到了国际上更有力的支持：2003年，中国等80多个国家正式签署了“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哥本哈根宣言》；2004年，中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公布了《反兴奋剂条例》，并与同年3月1日起施行。

　　但是袁伟民仍然十分清醒，他告诉记者，这场斗争远没有结束，无论是国内体坛还是国际体坛，反兴奋剂的斗争依然非常尖锐、复杂、激烈，悉尼奥运会之后，中国体坛仍然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年年兴奋剂检测都有被查出呈阳性者，在第9届、第10届全运会上，代表省队参赛的女子游泳都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好成绩”，但是在随后的世锦赛、奥运会上，代表中国队参赛，这些成绩都不能表现出来，个中原因还不清楚吗？在第10届全运会上，爆出了非常令人震惊的兴奋剂事件，著名女子中长跑选手孙英杰先是在北京举行的女子马拉松比赛中轻松摘金，第二天她又出现在南京的女子5000米赛场上，并顺利拿到了银牌，在前一天马拉松比赛后药检呈阴性的她，在第二天的药检中结果竟然是阳性，而且用的是早已过时的药品，从她使用兴奋剂的手段和药品成分都暴露了她的大胆和无知。

　　袁伟民所举的这些例证，都可以说明兴奋剂在中国体育界的泛滥，即使在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所以袁伟民认为，反兴奋剂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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