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为争“上调”名额“献身”给手里有名额者

　　下乡知青日间思、夜里想的，是“上调”。“上调”的名额非常紧张，竞争是很激烈的。要得到这宝贵的名额，就得“送”，就得比别人多“送”。至于女知青，有时还得把自己的身体向那手里有名额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实也有许多文学作品写到了。

　　女知青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彬彬，原题为：“文革”期间没有腐败？美化之辞多只因真相揭露得太少，节选

　　1982 年问世的路遥的小说《人生》，其中的主人公高加林，本来是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后来被大队支书的儿子所取代。高加林因此痛不欲生。小学是大队的小学;大队是支书的大队;民办教师的报酬由大队支付，也就是由支书支付。大队书记的儿子要当民办教师，普通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当然就只能让位。那时候，城市知青被称为下放知青，农村的孩子读完初中或高中后被称为回乡知青。下放知青日思夜想的是“上调”，即到城里工作。对于回乡知青来说，能在大队小学当个民办教师，就是很幸运的事了。如果能在公社中学当个民办教师，那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要能有如此好运，就要向有权决定此事者“送”。往往是要送许多次，才有可能如愿以偿。如愿以偿后，并不能就不再“送”。有权给你这职位的人，也能够随时请你卷铺盖走人。为了保住这职位，就得持之以恒地“送”。回乡知青多而民办教师的职位少，那就看谁家“送”得多“送”得勤了。参军，也是那时农村青年的一条出路。要能穿上军装，当然也得“送”。虽然那时是普遍穷困的，但也有比较宽裕和更为寒窘之别。只有那种比较宽裕一点的人家，才有可能“送”。因此，当民办教师、参军一类事，是与那种寒窘之家无缘的。寒窘之家可以没有非分之想，但却免不了会有人生病。一有人生病，也就得破些额外之财。那时农村有所谓“赤脚医生”，一个大队一个。现在有些人对“文革”时期农村的“赤脚医生”大唱赞歌，是十分可笑的。“赤脚医生”本身是农民，只懂得一点非常皮毛的医学知识。他们往往是从泥田里上来，背起药箱就去给人看病治病。如果能够做严格的统计，“文革”期间“赤脚医生”治坏了的人，肯定比治好了的人多;治死了的人，肯定比治活了的人多。我以为，“赤脚医生”完全是反智主义的产物，体现的是对科学的极端蔑视。“赤脚医生”上门诊治，理论上是毋须付诊费的。这也是现在有些人歌颂“赤脚医生”的一个理由。但实际上，却并没有这么清白。我所很熟悉的那个“赤脚医生”，因为懂得了一点卫生知识，知道有些病会传染，所以从来不碰人家的茶碗。他到人家家里来，也就是送个药、打个针，几分钟的事，却必定要吃人家一些东西。通常的情形是，在他来时，一碗面条已经煮好，上面再加一两个鸡蛋。待他拿完药或打完针，就把面条端上。他也毫不推辞。坐下、吃完、走人。如果不这样招待，下次要请他，就难了。我每看见他并非吃饭时间在人家家里慢条斯理地吃饭，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令这个大队所有人不解的是：他嫌人家茶脏，怎么就不怕人家饭脏呢?

　　“文革”期间，大队开始有了手扶拖拉机。当手扶拖拉机买回时，颇引起些兴奋和议论。这是那时农村拥有的最现代化的东西了。“文革”期间，每个大队都办起了所谓“林场”。

　　我们那里并非林区，充其量有些丘陵。办林场的目的，我以为其实是为了把分散在生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由大队统一管理。下乡知青分散在各生产队，问题太多。而要把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就得有个依托。林场，就是这样一个依托。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都集中到林场，大队派一个人当场长。这实际上是把下乡知青与贫下中农相分离。林场里的知青，在场长带领下，除了种树，也种些瓜果之类。当大队有了手扶拖拉机时，大队书记便派拖拉机，把林场出产的东西，一车一车地往公社书记家拉。那时，大队也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弄台拖拉机，其实是没什么用场的。用它来送礼，就是最大的用场了。

　　1984 年问世的阿城小说《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为了能“上调”到地区文教部门，把祖传的一副明代乌木棋送给了地区文教书记。这还不够，倪斌还写信回家，叫寄些字画来。说“文革”时期没有腐败的人，其实只要去问问那时的下乡知青，就会知道自己有多么荒谬。下乡知青日间思、夜里想的，是“上调”。“上调”的名额非常紧张，竞争是很激烈的。要得到这宝贵的名额，就得“送”，就得比别人多“送”。至于女知青，有时还得把自己的身体向那手里有名额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实也有许多文学作品写到了。即便不是为了“上调”，即便仅仅是为了平时所派的活轻一点、所受的待遇好一点，也得“送”。家庭条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请假不出工，就因为“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两头回家。如果每次从家里回来，都能“送”上可观的孝敬，当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见过“下乡” 几年却几乎都住在城里的知青。每年来一两次，住几天又回，却比别人更快地“上调”了。那原因，是尽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状况。这是“文革”期间的著名事件。李庆霖信中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说“文革”期间没有腐败的人，为“文革”大唱赞歌的人，动辄说别人把“文革”妖魔化。难道他们不知道李庆霖“告御状”的事?难道他们没有读过这封信?李庆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胆，也不敢对毛泽东说谎吧?

　　对“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原因是多样的。这里难以细细分析。只说一点，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颂“文革”的言论享有无穷的空间，想怎么歌颂就怎么歌颂;揭露“文革”、批判“文革”，总是受到限制、压制。———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文革”歌颂者，至少应该感谢“现实”给了他们尽情歌颂“文革”的自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