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手铐和脚镣还给他的生活带来极大限制。
两个铁环之间,不过10厘米的距离,中间还有铁链相连。这些在他的手腕和脚腕上,留下了厚厚的老茧,并影响着血液流通。戴着它们,曾爱云多数时候都干坐着,看着灰色的墙壁发呆。他每晚只能侧卧,将双手夹在两腿间,只为了舒服一点。等睡着后,手却会从双腿间滑出。这时,曾爱云就会从手铐压迫血管带来的麻痹感中醒来。
2010年前后,这种折磨使曾爱云的健康达到最低谷。他有将近一年的时间都在感冒,不时伴有发热。曾爱云日渐消瘦,面色苍白,双颊凹陷。他总是没精打采地躺在床上,“那时候敲自己的肋骨像是在敲空管子,能发出清脆的回响”。
曾爱云说,当时他很绝望,曾发狂似的用手铐砸看守所的门,对法官破口大骂。他每日都想着无端诬陷自己的陈华章。在梦里,他无数次想要报复陈华章,时至今日,虽然案子尘埃落定,他也无法平静地面对陈华章,这个夺去他11年黄金岁月的大学同学。
曾爱云说,他始终不愿放弃,为此提出要求:“只要检察机关认真审理我的案子,若还是判我死刑,我也心甘情愿。”湘潭中院的最后一次审理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曾爱云开始每天坚持做运动,即便刚开始只能做几个仰卧起坐和俯卧撑。他的身体在一天天逐渐变好,精神状态也逐渐正常,“我不能死在狱中”。但神经性头痛和腰肌劳损一直困扰着曾爱云,因为精神压力,他还染上了抽烟和嚼槟榔的恶习。
2011年,曾爱云的死刑判决结果在最高法核准时没有通过,由湘潭中院对此案进行了再次审理。曾爱云终于告别了手铐和脚镣,但仍需负担看守所里的部分劳动。学机械工程出身的他负责做打火机。起初,他手法不熟练,要用十小时左右完成,后期只需六七个小时。但他仍很失落,“我那些同学都在外面奋斗,我却在这里做打火机,我的专业知识都快忘光了。”
母亲逢年过节总留一碗饭
曾爱云在牢狱中受罪,母亲赵春秀在狱外也是度日如年。赵春秀不识字,从在外务工的老乡口中才得知儿子“杀人”的消息。她虽不相信,却要为这“罪行”承受村民的指指点点,这让赵春秀精神压力很大。她的记忆力迅速衰退,总能听见脑袋里嗡嗡作响。儿子入狱后,她开始持续失眠,吃了安眠药也不管用。白天困意袭来,却放不下家里的农活,到了晚上又无法入睡。
曾家有三子一女,赵春秀最喜欢的是小儿子曾爱云。丈夫在孩子很小时就已过世,赵春秀的左腿因病变无法弯曲,难以负担繁重的农活。家中全凭孩子的三个舅舅资助生活。“那时家里穷,少有吃饱的时候,4个孩子很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二儿子17岁时在工地出事死亡,大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重庆工作,女儿嫁人后也很少回家。曾爱云在家时会帮她洗脚、穿袜子,做很多事。有时,她坐在床边偷偷擦眼泪,曾爱云就蹲在床前,握住她的手说,“妈妈,没事,都会好的”。
在成为研究生前,曾爱云曾在衡阳铁路机械厂工作,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先进个人,当上了车间副主任。他却觉得那里的氛围死气沉沉,与他“干一番有意义事业”的雄心不符,且难以获得专业上的成就感。于是,他辞去工作,开始攻读硕士学位。
复习备考期间,曾爱云常到老师杨敦国的办公室请教。杨老师对他的印象是:“比较外向,和老师、同学关系都不错。喜欢运动,篮球打得好,而且成绩也很棒。”
赵春秀今年已经71岁,儿子们多大了?女儿在哪一年出嫁……这些年,她忘了许多事,却始终记得曾爱云离家前的那些点滴。言及此,赵春秀眼圈泛红,“他从小特别听话,从不和村里的孩子打架。我不相信他会杀人!绝不相信!”
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自己腿脚又不方便。11年中,赵春秀只去看守所看过曾爱云一次。更多的时候,她则是一个人在三间黄泥砌的老屋里等待儿子的消息。逢年过节,别人家都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曾家却只有赵春秀一人。她会做两个菜、两碗饭。一碗是给自己的,另一碗,则是留给曾爱云的。
曾爱云的大哥,在一次看望曾爱云时哭着对弟弟说:“你都不知道妈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出狱后与朋友格格不入
钟致远律师是曾爱云案第一次二审时,由法律援助中心介绍给曾爱云的律师。钟致远第一次看完卷宗就确认,曾爱云是无罪的。这一点他从没有动摇过。他曾数次写信给看守所里的曾爱云,让他坚定信念,要等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