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ge 2
后来,我开始出差。去北京、横店等,采访演员、采访几位将军。
在家宅久了,我甚至害怕出行,害怕在人海里茫无头绪地找人。我不会自己买车票、认不清地铁路线,不会用手机定位。我只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因为爱写,朋友便喊我来,成为长江新闻一名特稿记者。
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王朋朋。
什么都得学习。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有时候觉得无望,有时候又觉得兴奋。我得习惯着一个人行走。
在盛夏的北京街头,我背着背包,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买书、去见采访对象;在横店,我和一大群陌生的演员成为朋友。我用最快的速度写稿,然后和领导探讨稿件的写法、修改方案。
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每一天都在进步。我开始喜欢这样的生活。
stage 3
变故始于改名。8月底的一天,我们的大领导突然说要宣布个消息:长江新闻将被注资一个亿,同事们一阵欢呼。
而另外一个消息让人黯然:长江新闻将改名为“九派新闻”。为什么要改一个这么丑的名字?公司几乎没有人喜欢这个Low逼名字,但还是改了。
我记得那时,工作群里发布了很多图片,行政部门为狮子座同事准备了大蛋糕,办公室还贴上了彩带,大家将蛋糕抹到脸上,互相逗乐。一切都很祥和、美好。
就像一出悲剧电影,总有欢乐场面作为衬托。
那会儿,我正住在7天酒店,为接下来的采访做着功课。我想,等我回去了,一定要结识每一位同事,和他们一起疯、一起笑。
stage 4
没有人预计到事情会越来越糟。
原计划9月8日上线的APP推迟上线。12日,公司空降了一名“董事长”,一名“CEO”。
15日晚,同事香在微信里问我,采编部门领导可能都辞职,你们部门不会受到影响吧?
那时我在北湖正街,刚采访完一个小商贩,街上人群拥挤,后面的人推搡着我,我几乎拿不稳手机。草草看了香的话,心不在焉地说,能有什么影响?
是啊,这么大一个公司,能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风暴还是来了。
这天,采编团队领导和新来的领导发生冲突,说了狠话、拍了桌子。从同事口耳相传的言论中得知,分歧主要来自方向性的问题,采编团队坚持做原创新闻,新来的领导却坚持做所谓的“大数据”,抓取新闻(说白点就是转载新闻)。
两拨人一拍两散,我们采编团队的大领导撂挑子了。那两天,公司几乎陷于瘫痪。
香仍是满面愁容,说怎么办,刚刚辞完职,如果失业,怎么有脸回去?是啊,怎么办,我在一片反对声中来到武汉,怎么有脸回去?
部分同事在办公室失声哭了。
灰头土脸、狼狈无比,还不能向任何人说起。我依然像往常一样给家人打电话、和长沙的朋友聊天,装做什么事都未曾发生。可是有无数个问号淤在心里,怎么办?
这就像一场博弈,大领导以撂挑子相要挟仍不能有什么改观,最后被安置在长江日报集团另一家报社。而九派新闻被新来的领导接管。
stage5
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一场凌迟。
首先是不准再做监督类报道,且压缩记者出差的比例。部分记者被安排在办公室做编辑,转载其他网站的新闻。9月23日,“九派新闻”APP正式上线,而公司内部,早已人心涣散。
10月,所有记者出差冻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