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孩子的去处
李春生坚定地认为,只要自己陪在小果儿身边,小果儿一定不会像思思这样让他失望。
在思思刚生下小果儿时,不少好心人曾表示要收养她。李春生虽也动过送人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没有把小果儿送走。
对于小果儿,李春生和王小英现在都把她当作后半生的依靠,“思思已经是指望不上了,小果儿在,以后我们老了病了还有个递水喝的。”
李春生和王小英认为自己能把小果儿带好。
“我已经做了很多改变。”李春生说,他会给小果儿喂饭,会给她把屎把尿,以前他从未对思思做过这些,连陪思思的时间几乎都很少。
但思思并不相信父亲的表态。她多次对京华时报记者抱怨父亲脾气暴躁,经常和母亲吵架,甚至动手打人。
“他还老抽烟,小果儿的头发上都是烟味。”思思曾对记者说,她认为是爸爸毁了她,因为他两次都坚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
李春生承认自己在教育思思和小果儿时,脾气会比较暴躁。
“但教育孩子有时候就得硬点,不能太软了。”他认为,太顺着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
李春生坚定地认为,只要自己陪在小果儿身边,小果儿一定不会像思思这样让他失望。
2岁的小果儿明年即将上幼儿园,随着孩子的长大,她逐渐会懂得很多事。李春生不希望她在本地上幼儿园,免得有人指指点点。
李春生希望到县里给小果儿找个地方上学。但他说,自己的手受伤,心脏也不好,不能出去打工,他寄望于有好心人的捐助。
对于思思生下的第二个孩子,李春生不愿意留下。他和妻子早就有了送养的打算,“只是要等到DNA鉴定结果出来,赔偿官司打完后。”
造成思思第二次怀孕生子的人,思思和家人认为,可能是北京一家手机店老板,也可能是深圳一个幼儿园的负责人。此前思思和父母在北京、深圳两地都已报警,警方也已立案,并留存了男方的血样,只等抽验孩子的血即可比对DNA,确认孩子的生父是谁。
李春生迫切希望能通过这次鉴定,得到一笔赔偿金。
安置之外的深思
基金会曾动过剥夺思思父母监护权的念头,但在现行法律下,基金会几乎无能为力。
思思到北京不到十天,李春生已经几次联系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询问DNA鉴定的情况,甚至一度想自己来北京。
基金会对李春生的想法很有意见。“即使要做,也要等到思思身体恢复得差不多再说。”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主任张雯说,思思现在在安置地学着照顾孩子,这是一段难得的培养母子感情的时间,“也许就因为这点母子之情,思思会学着承担起一些责任,甚至真的改变。”
张雯告诉记者,基金会曾动过剥夺思思父母监护权的念头,但在现行法律下,基金会几乎无能为力。
“思思的案子不适合撤销监护人的制度。”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说,法律明确,只有将孩子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严重伤害危险等7类情形才可以撤销,但思思的案子明显不适合。
“思思事件显现的是家庭教育、养育功能不足,但这种不足不妨碍他们继续担任这个监护人。”张雪梅表示,撤销监护人资格是不得已才去做,且必须要保证她的生活比之前更好才行,“但思思如果撤销监护人,放在机构里抚养,可能状况会更糟糕。”
第二个孩子的送养,也并非那么容易。张雪梅说,从目前的法律来说,对于未成年人生下的孩子,监护权由谁来承担,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思思只有14周岁,无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法律鼓励其他亲属来承担起抚养的责任,“比如由思思的父母来担任监护人。如果思思的父母要把孩子送养,必须要征求思思的同意。”
但提起送养,思思并不太乐意。生小果儿时,她没有喂过奶,但生下第二个孩子时,她给孩子喂奶了。尽管她还不太会照顾孩子,尽管在火车上的9个多小时车程里,除了喂奶的时候,基本都是由记者帮助她抱着孩子,负责喂水、换尿布、更换尿湿的衣服等,但她仍不太愿意送养。“我有点舍不得。”思思说。
9月11日晚上11点多,北京的秋夜已经有些寒凉。从火车站出来到打车的地方,短短一段路,思思走几步就要歇一会儿。
思思随后由基金会的社工送往郊区县一处专门照顾单亲妈妈的地方,她将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学会如何照顾好孩子。等身体恢复后,还要学着做一些手工挣钱,以及简单的家务。
“思思得学会怎么当一个妈妈,还要有一些必要的生活自理能力。”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专职社工李梓琨说,刚开始思思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会有人帮助她,“相信她会慢慢适应的。思思终究要独自面对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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