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女孩曾目睹父亲杀兄 母亲疑家中活活饿死(图)

　　9岁女孩3年前曾目睹父亲杀兄

　　一个突发的变故，一次毫无征兆的犯罪，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戮就这样彻底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但实际上，在生活中，这并不是个案。同样是在兴平，9岁的刘小花（化名）已经记不清父母的模样了，3年前，她亲眼目睹了父亲锤杀她的哥哥。而家在她的记忆里，只剩下那间已经坍塌的土屋，和土屋坍塌后父亲搭起来的帆布篷，以及篷布上那拳头大小的破洞。

　　“下雨的时候，那个破洞会漏水，弄湿过我的被子。”这是刘小花对案发前家中境况的唯一描述。尽管已经在救助站生活了两年多，但在这里，她一直少言寡语。

　　实际上，刘小花对自己原本的那个家并没有太多留恋，家人从她记事起做过最多的事就是打架，家人最后一次“打架”还把警察招来了。

　　那个刘小花早已记不清的日子，是在2012年10月19日，那天凌晨5时许，她被家里的异动惊醒。睁开眼便看到父亲用尼龙绳将哥哥绑在钢丝床上，后来，父亲手中的铁锤，朝着哥哥的脑袋挥了下去。原因是哥哥不务正业，回家只会要钱，父母不给，就动手打人。

　　哥哥的尸体很快被埋在了离家20多米的玉米地里。接下来几天，这个家一直笼罩在恐惧当中，刘小花不敢再跟父母说话，只是偶尔会看到他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10月23日，刘小花的父亲终于还是扛不住压力，向兴平市公安局自首。很快，大批警察来到了家中，刘小花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警察，尽管害怕，但她只是原地站着。她下意识地看了母亲一眼，发现母亲自警察进门起就一直把头压得很低。从刘小花的角度仰望上去，母亲额头上被哥哥用砖块砸伤的结痂清晰可见。

　　刘小花的父亲很快就被批捕，而她的母亲因为患有精神疾病，被认定不能独自抚养子女。10月30日晚，几经周折后，刘小花和姐姐被民警送到了兴平市救助站。她说，自己当时已经隐约感觉到，那个帆布篷很有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实际上，在刘小花看来，救助站的生活，要远比在父母身边好太多，“至少这里没有人打架，我也不会觉得害怕。”她还是会时常回想起那个恐怖的黎明，只是已没有太多情绪上的波动，“他们都是坏人，我不会想念他们，我在这里很好。”

　　在救助站生活了一年后，刘小花的姐姐外出打工离开救助站之后就再无音讯。2014年5月6日，刘小花的母亲在家中去世，据说是活活饿死的。救助站得到消息的时候，她的遗体已被送到火葬场准备火化。救助站的几名负责人经过简单商议后，最终决定，带刘小花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然而，他们最终没能赶上。

　　现在刘小花已经9岁，在兴平市一所寄宿学校上小学，到现在也不知道母亲已去世。尽管在别人眼里，这个女孩是因家里的那场变故略显自闭，但她却从不避讳那个话题。或许，在她心里，曾经的那个“畸形”家庭，早已经与她无关了。

　　　民间支持

　　儿童村服刑人员子女的港湾

　　刘小花现在唯一想念的，是陈阿姨，但她并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也从未向任何人问起过。刘小花口中的陈阿姨是她刚来救助站时，负责照顾她起居的一名幼教，叫陈晨，一年前离职了。

　　救助站一名工作人员说，对于这些特殊孩子来说，像陈晨这样的“第一人”往往意义非凡，最容易被记住。这一说法也与杨彪的说法不谋而合。

　　杨彪是三原县东周儿童村的校长，自1996年儿童村建成以来，他与老校长郭建华一直致力于服刑人员子女的救助工作。这是国内成立的首家专门代养服刑人员子女的民间公益机构。自1996年至今，这里先后救助过380余名儿童，有的孩子在父母出狱后被接回家，但更多的在这长大成人，学得一技之长后走向社会。

　　在杨彪的记忆里，他对于“第一人”的感触缘起于1997年。那年春节前，儿童村接到一份来自陕西省第一监狱的申请，希望他们能够前往乾县某村，将一对兄弟接回儿童村照顾，申请人是这对兄弟的父亲刘某。杨彪赶到村子后，按照刘某提供的信息找到他家，那里早却已荒草丛生。那时，整个村子都充溢在春节前的喜庆气氛当中，杨彪找到当地村民打听兄弟俩的下落，被告知两个娃在外流浪多日，“不知道在哪里钻着，他爸不是好东西，在外面贩毒被逮了，那俩肯定也不是啥好东西，你回吧，别找了。”

　　村民的话让杨彪感受到一种不公和歧视，他没有放弃寻找，最终在村上的一处草垛里把两个孩子刨了出来，眼前的景象也让他震惊了。

　　“我实在不敢想象，两个孩子是怎么活的。”杨彪说，那天，兄弟俩被找到时，正窝在草垛里发抖，身上穿着残破的单衣，身体已因饥饿严重浮肿。当时，弟弟的耳朵在流血，杨彪询问后才知道，那是被老鼠咬的，他们已虚弱到连反抗老鼠的力气也没有了。

　　“他们最初是被交由伯父抚养的，最终还是沦落到流浪的境地。”杨彪说，兄弟俩被接回儿童村后，他们如同其他受助孩子一样找到了港湾。“从那天起，在这里，他们会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

　　然而好景不长，2000年，由于市场原因，许多为儿童村提供捐赠的爱心企业纷纷倒闭，其中包括老校长郭建华办的企业。第二年，儿童村几乎面临“断奶”。自此，他们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为儿童村，也为孩子们。

　　2003年12月19日，陕西省委召开“关于加强和扶贫‘儿童村’建设的会议”，决定从2004年起，由省综合办、司法厅、民政厅以及三原县政府，每年为儿童村拨款共计15万元。而这个数字，对于现在每年约50万元开支的儿童村来讲，仍显单薄。

　　杨彪说，儿童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艰难维持的状态，而对于儿童村建设之初，他们规划中的那个蓝图，不管是对已故校长郭建华，还是现任校长杨彪来说，都已很久不提。

　　在未来能否有完善救助机制

　　早在2000年陷入窘境之前，东周儿童村便已经远近闻名，每年有不少慕名前来捐赠的爱心人士，它还有“中国第一村”的名号。

　　1995年8月10日，中国首家以刑满释放人员再教育为内容的“陕西省回归研究会”成立，原陕西省政法委副书记赵伯森任会长，而郭建华在当时任副会长。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组织，研究内容从刑满释放人员再教育，后来逐渐延伸到服刑人员子女的安置问题。

　　研究会成立不到10个月，1996年5月26日，东周儿童村建成。此后，类似的民间公益机构在全国各地又先后成立了8家。

　　时隔近20年，研究会在创立之初的元老，有的已经离世，有的仍在这个领域奋战。已年过八旬的赵伯森患了脑梗，行动和语言受阻，但他对研究会以及东周儿童村仍然记忆深刻。

　　遗憾的是，研究会2012年已经注销，而在这之前，代会长张淑琴一直在试图通过民间力量影响有关部门，为这些特殊的孩子建立相关政策和较为完善的帮扶机制。这个曾在陕西省监狱管理局和少管所任职的六旬女士，如今在北京太阳村担任教育咨询中心主任。

　　张淑琴说，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父母违法被羁押的，由相关的近亲负责抚养其子女，实在没有近亲的，由当地民政部门创办的社会福利机构进行抚养，但这些条文有先天缺陷。实际上，像刘小花那样因为彻底没有亲属抚养，在救助站长期生活的孩子少之又少。对很多在外流浪的服刑人员子女来说，救助站或福利院只是一个临时居所，如被确认仍有亲人在世，他们最终还是要被送回去。

　　张淑琴说，20多年来，通过民间组织的努力、媒体的报道，这些孩子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也被政府所关注，“2006年初，中央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把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纳入政府管理范畴，但并没有做出具体要求。现在，对于这些孩子的援护工作，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民间力量。在未来，能否有一个更为完善的机制，我们不能停止探索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