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下:复旦校庆宣传片 抄都没抄到精髓(组图)

　　实际上，从精神生产的特性出发更为精准分析的话，始终存在着两种抄袭。一种是对原创恐惧，对思想荒芜的抄袭。一种是内隐记忆在起作用的抄袭。前者是在任何思考都被从源头上切断，任何的求索都被从行为上排除后的一种抄袭。没有思考点，没有发散点，没有质疑点，任何的批判只能是针对“渗透者”的批判，任何的过节只能是针对“演变者”的过节，那么人文社会科学还有原创的可能吗?多少年前，我们就在追问：我们为什么不能贡献一个康德?我们为什么不能贡献一个贝多芬?我们为什么不能贡献一个爱因斯坦?甚至，最近又增加了一问：我们为什么不能贡献一个村上春树?我们在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在追问我们确实做到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吗?一个“问”一个“思”是否就是问题的全部?马克思当年曾经就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说过这么一段著名的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芬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的这个设问，是否也能为抄袭作个注释呢?后者的抄袭与模仿往往是一步之遥。这正如科学社会学的领头人默顿说过，对于科学家来说，总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他最喜爱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可能实际上是他已经忘记了的他以前在别的地方曾经读到或听到的什么东西的记忆痕迹。也正如中国古诗说得很技巧：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钱钟书也说过，要自己的作品能够收列在图书馆里，就得先把图书馆的书安放在自己的作品里。如果没有这一层面的模仿，那科学与人文的量的增长与积累就难以完成。虽然模仿的部分是属于“重新发现”，但退一步说，“重新发现”总比零发现要来得有意义。特别是对人文科学而言，积累是其本质的要求。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都没有柏拉图幸福，能生活在那遥远的所谓“轴心时代”。因为怀特海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只是柏拉图的注脚而已。所以马克•吐温调侃亚当说他太幸运了，因为他比谁都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提出任何问题都是原创性的，都是前无古人的。

　　那么复旦的宣传片属于哪种抄袭呢?不客气的说就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抄袭。想创意，但没有思想。或许有思想，但审查后没有通过。于是在当今信息共享的时代，制作团队便想到了东大。或许他们还看过其他一流大学的宣传片，但东大宇航员形象使他们联想成复旦有试飞员。他们就这样轻易地给了东大一个不战而胜的机会。虽然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民间说法，虽然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的说法，虽然有黑格尔也抄袭了老子辩证法的说法，虽然有唐诗之后所有的都是抄袭的说法，但作为一所著名的百年高等学府，作为一段仅有4分钟的影视作品，都在创意与细节上 “委身”于人家，仍然令我们脸红和心跳。大片的无思想的沼泽地。沼泽地一般陷入很难自拔，但无思想的沼泽地却很容易自拔。因为他们将他人的思想当成了自己的思想。将思想的无串合成了无的思想。这是最令人担忧的。这也是已故俞吾金教授再三强调的如何才能不做“追随者”要做“献身者”的真意。

　　是构思的撞车?是情节的雷同?再是头脑风暴也不能保证说有两个月亮。但村上春树说就有两个月亮。一个在早上升起，一个在晚上升起。所以全部问题还是在于 “精神所说的话语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的话语，因为已不允许可以理解的话语成为明辨事理的话语了”。马克思当年的话，仍可作用于当今的中国。所以抄袭并不总是与道德相连，并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仅用道德尺度来谴责，有时会掩盖其背后的根源性问题。曾然歌德也不无失望地自语过：这个世界实在太老了。几千年来，那么多的重要人物已经生活过，思考过，现在可找到和可说的新东西已经不多了。但我们要追问的是：东大的宣传片为什么还有新元素?因为很显然，如果没有新元素，如果没有让你为之动容的构造，你不会去抄袭它。

　　(被指抄袭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