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稳控的乞讨者
在铁力生活期间，徐母权玉顺开始带着孩子乞讨。
2011年夏天，铁力市救助站将徐纯合一家六口人送回庆安。
丰满村村支书王淑华说，事实上，村里对徐家一直非常照顾，为徐家5口人申请了最高额度的低保(注：徐纯合的妻子为铁力人，享受铁力城镇低保)，徐纯合、徐母和三个孩子每人每年2700元，冬天还给取暖费。从2011年开始，村里先后给他们找过三个房子，前两个大概每年1000元左右，房费、电费都由村里交。后来因为徐母去庆安县城 “乞讨”不便，徐纯合又要求在庆安住，村里又给他在县城里找房，并给徐每年1500元用来交房租。
自回到庆安后，权玉顺带着三个孩子成为职业乞讨者。
“他们在庆安客运站和步行街乞讨，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他们。”徐纯智曾两次见到伯母权玉顺乞讨，“瘫坐在地上，三个孩子穿着或大或小、特别脏的衣服围着她。很多人围观。”
徐纯智两次都没有和他们打招呼，“太丢人了。”
庆安县信访局和丰满村支书王淑华提供的信息显示，2014年夏天，权玉顺开始带着孩子到大连金州乞讨，两次被救助站送回黑龙江。
2014年11月份到2015年4月28日，权玉顺带着孩子三次进京乞讨，被庆安接回。
这一时期，徐家乞讨的事情被多家媒体报道。2014年5月7日的大连晚报及大连天健网报道了权玉顺带着三个孙辈在大连乞讨。
2月18日的北京晚报网站上，也刊发了权玉顺带孩子来京乞讨的报道，她希望能让当地的福利院收养孩子。
但庆安方面调查后认为，三个孩子并不符合进福利院的条件：他们的父亲徐纯合健在且有劳动能力。
对于有媒体报道权玉顺是带着孩子上访的说法，庆安县信访局、丰收乡政府及丰满村均予以否认。“信访局没有他们的信访记录。”
村支书王淑华认为，“上访”更像是徐母的一种托辞，徐母基本每次都是带着孩子出外乞讨，见到警察询问之后就说不是要饭，而是要反映情况。
据财新网报道，由于数次到北京乞讨，权玉顺在当地重点稳控的名单之中。村干部坦陈，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们曾看着徐母不让其进京。
王淑华告诉新京报记者，“两会”期间，权玉顺欲带着孩子买票进京乞讨，被村干部三次“偶然发现”后阻止。
今年3月8日，堂姐徐纯燕和堂哥徐纯智到大连金州走亲戚，在火车站碰到村会计邓利民和民兵连长张大国，徐纯智打招呼，“干啥呢?”对方说，“堵你大娘呢。”
熟悉情况的亲属说，徐纯合平时也会跟着母亲和孩子出门，但他并不参加乞讨。他早上骑着三轮车或者打车将老人和孩子送到乞讨的地方，晚上再骑三轮车或者打车接回来。
“天天要熬夜，受不了”
在2011年回到庆安后，村民们发现，徐纯合更懒了。
他喜欢穿西装，背着手，频繁地在屯子周围溜达，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
徐纯合几乎是屯子里唯一穿西装的人了，“但贼埋汰，穿一双拖拖拉拉的棉鞋，不穿袜子，不刮胡子，长久不换洗衣服，身上有味儿，谁都不愿靠近他。”村民于永芬说。
屯子里的长辈经常骂他，“你长点志气吧。”徐纯合咧嘴笑。
村民在背后给他起外号：“大没脸”，意为没脸没皮。
庆安当地人颜婷(化名)长期帮助徐纯合一家。颜婷说，她在庆安步行街一家超市门口看到老人领着三个孩子乞讨。“孩子蓬头垢面，给我的感觉是，这几个孩子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实在太可怜。”颜婷给他们买水，也拎着东西去家里看他们。还帮他们收别人寄来的衣物。
由于感谢颜婷的长期帮助，徐纯合主动向她谈起过很多事情。
2014年，徐纯合对颜婷说，“我的心都散了。”徐纯合无助和无奈的表情，让颜婷很难受。
2014年冬天，经丰收乡民政助理董春雨介绍，徐纯合到一家澡堂工作，给客人开鞋柜存取鞋，但只做了3天。董春雨问他原因，“天天要熬夜，受不了。”
“孩子不用跟着他遭罪了”
徐纯合租住在庆安县城水泥厂小区的房子杂乱不堪，床头，窗台上放着几个“老村长”牌子的空酒瓶。
5月2日那天，在庆安火车站外的饭馆里，徐纯合还喝了一杯容量为2两半的白酒和半瓶啤酒。
堂姐夫李国文说，喝酒之后，徐纯合话多，“拍拍打打，总是挑拨你。”
几乎从不在人前显露担当一面的徐纯合，将无助和自责留在了网络世界。
2010年初，徐纯合开通了QQ号，QQ空间取名为“微微尘土一颗”，内有多条求助的内容，他乞求“给我开通道路，让我的工作顺利”。
2013年父亲节当天，他转发了一张“父爱如山”的图片。他说：可惜我没做到。
5月5日清早，徐纯合的骨灰被埋在屯子南边一公里处的山腰，土坟低矮。黄历上也写着，农历三月十七，宜：解除。在黄历中，解除为解除灾厄等事、解脱的意思。
参加葬礼的只有堂兄弟徐纯智、徐纯静，表哥吕恒信以及两位出租车司机。没有放鞭炮，也没有烧纸。
他的三个孩子被送到绥化市福利院;妻子被送到铁力市精神病院;母亲在庆安中医院住院，出院后将进入敬老院。
“老太太和他妻子总算有个归宿，孩子也不用跟着他遭罪了。”村民于永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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